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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h’an kung-an that often bewilder Buddhologists; namely, (1) the contradictory, (2) the inexpressible, and (3) mixture of the two. D. T. Suzuki and the scholars influenced by him, for example, E. Fromm, think that these three types of kung-an imply the truth realized by Ch’an masters, the truth which goes beyond daily language and logic. However, a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re are two traditions in Ch’an School: (1) the >Buddha-nature< tradition based on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and (2) the prajna tradition based on the Diamond Sūtra. Suzuki and Fromm’s interpretation only emphasizes the first tradition and ignores the second one.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tradition,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expressibility of kung-an may seem to indicate the truth of non-existence-śūnyatā,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ng the truly existing >Buddha-nature<.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所有表現,它包含了歷史洪流的縱向發展與社會型態的橫向延伸,它並非純物質世界的產物,而是精神內化於物質的展現,是精神生活的彰顯。每種文化都是人性的展現,在人性的自然情欲表現中,包含著喜、怒、哀、樂、愛、惡等種種情感,更簡單的區分,人有關懷、愛心與破壞、殘忍兩種相反的力量,它們雖然不是如食色等維生的基本欲望,但對人的影響卻常更甚之;因此,談道德不能抽離人性來討論,談文化不能脫離人性道德而論之。同樣,在今日我們要打造一個優質良善的環境,單從倫理道德本身來談是無法對症下藥,唯有通盤的把心理、社會文化等因素一併納入思考,方能窺探全貌。本文主要是從弗洛姆的觀點,以「人性需求與愛」以及「人性力量與文化進程」兩大角度切入,希望以此提醒人們開啟人性中道德力量對文化的強大影響力,並激發人們對文化永續課題的珍視。
心理學普通不設宗教信仰這一問題,因為兩者的研究對象各有不同之故。但由於心理學所討論的人,是「整體性」的,生理與心理固然不能分離,肉體與精神現象也很難完全分開處理;因此自五十年代以來,某些研究「人之所以為人」之特徵的心理學家,已開始對宗教信仰這一問題發生了興趣。心理學家討論信仰問題,不管他們的背境是什麼,藉通不強調、更不執著某種特定的宗教系統,如佛教、基督教、或天主教,雖然這些心理學家也有他們自己的特定信仰。本文收集了五位較有代表性的心理學家,並計劃從他們不同的立場來討論人與宗教之問題:(一)從成熟的人格觀點來看人之宗教信仰對人之人格成熟有何關連。這裡介紹了兩位心理學家,即亞爾伯之人格理論及梵岡之信仰健康觀。(二)從人生意義之探索看信仰問題。並以意義治療學之創始人以弗蘭克為代言人。(三)從追求道德及靈魂之實有看宗教,以新精神分析學權威佛洛姆為主。(四)從人之自我實現論談宗教信仰,並以此理論之創始人馬斯洛為主要依據。輔大以全人教育為宗旨,並以真善美聖為師生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全人教育不設宗教這一問題又如何能成為「全人」。真善美聖的實際內涵又脫不了終極關懷的問題。我們不願以自己的信仰談宗教,雖然我們也有此權利及責任,但畢竟易引起誤會及反感。本各完全以人自己的立場來說信仰,似乎應該易於接受。
弗洛姆(Erich Fromm)愛的理論中認為,愛包括一些元素:照顧、責任、尊重及瞭解,其中母親與小孩的關係最密切,她代表著溫暖和安全的狀態,兒童從胚胎起便與母親相互依戀著,縱使日後脫離母體向世界探索,也是相當緊密的。值得注意的是,父親之愛與母愛最大的差別在於,母親是無條件的,而父愛是有條件的。《三國演義》對於劉禪親情的書寫,從三十四回出生到四十一回趙子龍單騎救主、四十二回摔阿斗、六十一回截江奪阿斗、甚至到後來八十五回的託孤事件、及後主登基之後劉禪與諸葛亮的關係等,在在都是於親情的軌跡上書寫。是故,本文欲從現代西方心裡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愛的藝術 The Art of Loving》中對於親情剖析的觀點析論《三國演義》中劉禪為中心的敘述,期以重新理解作者在情節段落中的安排和更貼近真實人心的心理狀態,重要的是期盼能梳理出後主人格缺陷部分始是造成蜀國敗亡的真正原因,再從弗洛姆的父親之愛、母親之愛再推而影響人類成年後的父性良知和母性良知,以釐清日後造就出後主如此懦弱無能的主因,竟和童年的親情脈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佛洛姆的人道心理分析學:兼述心性論與位格論的人道傳統 [Fromm's Humane Psychoanalysis: The Humane Tradition of Mind and Person]
(1984)
本文的主旨是企圖對佛洛姆的政治思想從事一全面性的了解,並加以評價性的討論。關於了解部分,乃是先設定一個研究架構,就其思想背景、人性理論、個人與社會的調適論、自由與權威的並重論以及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途徑,分別加以說明,並進一步指出其政治思想的重心以及整個體系之所在。關於討論部分,則在每章陳述佛氏思想內容之後,列出專節根據當代重要政治思想家某些論點與佛氏思想作比較並加以評論,最後又在全文的結論中,列舉佛氏思想的創義,作較深入的討論,以突顯其思想的主要價值並指出與當代改革潮流的相關性。本文的具體處理共分九章,約三十餘萬字。每章的標題如後: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思想背景;第三章自我肯定的人性論;第四章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第五章不完全的社會;第六章健全的個人與健全的社會;第七章自由與灌威的協調; 第八章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第章結論--對佛洛姆思想的一個評價。
佛洛姆雖然沒有提出系統的教育理論,但其理論以人的全面發展、充分誕生為目標,以建立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理想,冀望人人覺悟異化的實相,努力克服非理性的熱情與性格,發展生產性格,以解決生存的矛盾,而能夠健全的生活,實具有教育理論的內涵。本文所嘗試為其建立的教育理論,奠基於其人性論、異化論與歷史唯物論,既重視人本身人性力量的發揮,也重視社會整體結構對人發展的影響,有別於先前對其教育理論探討者之忽視社會結構的分析。其人性論承繼馬克思的人性論,以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的社會存有為人的本質,同時又根據其心理分析實踐的反思,以內在於人生存處境的矛盾為人的本質。人要獲得自由,必須擴大對自己無意識的覺察,從無意識的壓抑中解放出來。在最深的無意識中,人可以覺察到普遍的人性,而體驗到與所有人類為一體。一般人無法意識到如此深的無意識,但如能意識到其性格結構、社會性格、社會無意識、社會的意識形態等,則能覺察到諸種壓抑其自由發展的內、外在障礙。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促使人發展非生產性的市場性格、接受性格等異化的性格,又發展出產業與人工頭腦時代的宗教,來強化這些性格。人由這些非生產性格發展出貪婪、自戀、亂倫固著、威權性格、破壞性等非理性熱情,又屈從於匿名權威,成為自動機器人,遂不得自由發展。人由生產性的工作、工作社群、產業民主、健全消費、全民參與式民主、集體藝術、人本主義的宗教與教育,可以發展生產性格結構,發展生產性的愛與理性的力量,以克服與自我、他人、自然異化的生存矛盾,而達到與世界合一的真我,真正得到自由的發展。生產性格者能夠帶動產生更多的生產性格者,一個社會若有許多生產性格者,就能逐漸轉變社會盛行的價值與觀念,進而逐漸轉變社會性格與社會的生產方式。佛洛姆以生產性的愛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格物致知的修養功夫相似,必須格除私欲,克服自戀等非理性熱情,以無我的愛與世界關聯,心清淨無染,才能看清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展愛與理性的能力,及其他的人性潛能。故學為聖人,放下自我,從自我的牢籠中脫離出來,乃人得以自由發展的重要關鍵。以「存有」情態學習人類導師與人本宗教的教誨,知行合一的實踐博愛,能夠克服自戀,發展生產性格。能相當程度的發展生產性格,解決生存矛盾之後,才能健全的生活,發展各種人性潛能。生產性格的教育者與領導人「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將家庭、學校、公司等小團體,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學習社會,可以促進所有成員生產性格的發展。這種學習社會可以漸次擴大,而將整個社會、國家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團體。經由教育者的愛與人格典範、童蒙養正、教勞結合、內在自我實現動機的啟發、落實所教內容、對受教者的信心,可以幫助人發展生產性格,克服異化。教育學的理論與實踐,應更重視整體社會結構與歷史對人的影響,應更重視德育對人整體發展的影響,避免將自私、異化的人視為常態,而應以幫助人發展成生產性格者為目標去進行研究與實踐。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女性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终身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享有>我们的契科夫<的盛誉,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于2012年出版,由十四篇故事组成,揭示了门罗关于成长,婚姻,爱情,疾病和死亡的永恒主题;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大评论界的关注;同时,它也是门罗力荐给读者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国内外许多学者以及文学评论家从多个不同角度评析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亲爱的生活》。然而,大多数研究关注主题、文化、叙事艺术,女性主义、存在主义,比较文学及心理学等方面。门罗对女性生活日常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在追寻着自由的同时又在逃避着自由;生活于她们而言是一场自由进行曲,这使得她们挣扎于个体自我、家庭和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需求。而弗洛姆的自由说中所蕴含的一些独特阐释又恰恰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借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由论试析《亲爱的生活》中五个故事里的女性。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论;其中,正文本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引言介绍了爱丽丝•门罗和小说《亲爱的生活》,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由论,以及国内外对门罗的《亲爱的生活》的研究和评论,进而点明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弗洛姆的自由观中所涉及的>纽带<、>逃避<、>自发<为理论出发点,分析门罗的小说,揭示女性生活的实质。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详细阐述了弗洛姆自由论的三个重要概念,>纽带<>逃避<与>自发<。在现代社会,个体为获得自由摆脱了曾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和安全的所有>纽带<,却又陷入了无能为力及孤立的状态。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全的状态,个体开始竭力>逃避<自由,却被束缚在新纽带关系之中。但以牺牲个体自我为代价的新纽带并不能恢复他失掉的安全感。因此,这种>逃避<又给人套上了新的枷锁。而>自发<以不压抑自我、不割裂理性与本性为前提,能够帮助个体获得真实自我并依照其自由意志进行活动,使其重新找回安全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二章从>纽带<的双重含义来具体分析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着多重角色,相应的也承受着多重的困境;而>纽带<,作为女性与家庭和社会联系的节点,在给予女性安全感的同时,也限制了她们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寻;因此,女性徘徊于自我需求,家庭责任和社会期待的矛盾边缘,而她们的追寻也被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琐碎日渐湮没,并逐渐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变得无力与孤独。因此,>纽带<又成为了她们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的一种束缚与枷锁。第三章以>逃避<的深层次概念来关注女性在生活中的心理历程。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无力感迫使女性个体在逃离束缚后开始寻求新的>纽带<关系。以感性占据统治地位的女性以爱之名屈从于外在男性权威,致使她们在生活中为了寻求丢失的安全感而牺牲掉一部分的自我。而内在权威又假借责任和良心之名无形地制约着女性,迫使她们在生活中放弃自我需求,回归理性。无论是感性占据抑或是理性占据,都是一种割裂自我,压抑自我的>逃避<,因此,新的>纽带<是暂时的,脆弱的。第四章从>自发<的概念进一步阐释了女性在生活中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及出路。女性>逃避<到新的>纽带<关系中注定是失败的,生活中的意外与悲剧便是最好的见证;女性对权威的依附其实是对安全感和权利的依附,而这种以牺牲部分或全部自我为代价的>逃避<是不牢固的,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再次唤醒女性对内在自我的追寻;因此,自发性的缺失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唯有在实现自我的完整性的基础上,女性才能在寻求自由与幸福的同时与他人建立起平等独立的关系。基于以上的讨论和分析,结论部分指出门罗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困境,表面上看似幸福的生活背后隐藏的是无尽的孤独与无力感。面对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女性游走于社会或家庭需求与自我需求的矛盾边缘,不论是被动的屈服或主动地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仍然会与意外与悲剧不期而遇。尽管,这种生存困境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她们对自由和幸福的追寻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她们终将通过自发性的活动找到生活的意义。
《夏日鸟笼》(1963)是英国当代女性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首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德拉布尔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姐妹——萨拉和路易斯。通过描写她们对人生的不同感悟和追求,折射出了当代英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夏日鸟笼》实际上揭示了当代英国女性的真实境遇,无论是>笼中鸟<还是>空中雀<,最终都摆脱不了精神上的异化和心灵上的孤独。学术界对人类异化,自由,爱的研究由来已久,如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对异化等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研究。而且,也有学者和批评家运用弗洛姆的相关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同时,《夏日鸟笼》自出版以来也广受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夏日鸟笼》为研究对象,运用弗洛姆相关理论,从异化、自由、爱三个角度,对小说中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探讨和剖析。关于异化,在《夏日鸟笼》中,德拉布尔通过向读者展示当代社会中女性生存困境的图景,解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阐明了彻底物化了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失去了爱的滋生土壤,演化为一个全面异化的世界。异化,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现象,遍及当代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关于自由,《夏日鸟笼》中的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共同困境,昭示了自由如同婚姻一样,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自由会加重女性的生存困境,从而对自由产生恐惧并避而远之。同样,婚姻对女性而言,既是束缚自由的鸟笼,又是逃避自由的港湾,它也像一把双刃剑,时刻拷问着女性的生存状态。面对自由,抑或追求,抑或恐惧,女性不知所措。关于爱,这是贯穿《夏日鸟笼》的主题。埃里希•弗洛姆曾经对当代社会中的>爱<做出深入的分析,剖析了当代社会因为缺乏爱而存在的异化问题以及人们对自由的恐惧。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正是因为缺乏爱而陷入生存的困境。因此,只有>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弗洛姆1956:7)爱,可以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较为满意的答案。在小说中,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给女性带来的种种困境,德拉布尔未能指出一条出路。然而,《夏日鸟笼》开放式的结尾暗示了德拉布尔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又或从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夏日鸟笼》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小说不仅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当代西方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知识女性的刻画,德拉布尔的《夏日鸟笼》还为读者指明了一条通往可知群体的可行之路。本质上,对于小说中的女性来讲,爱只能被看做是一种挣扎,尤其是当她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之时。
多丽丝•莱辛作为一名极富责任感的作家, 非常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命运。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众多, 本文旨在关注莱辛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尽管身处不同的处境, 她们都有个共通之处, 即不停止对个人身份以及自由的追寻。>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为了实现她对自由的渴求最终不得已自杀。>弃心记<中的>我<在目睹了车站上遇见的另一个>我<而后放弃了对男性的情感依赖,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最终获得了幸福和自由的情感体验。>老妇与猫<中的贝蒂在当局的压迫下不得不过上四处漂流居无定所的生活却也不失自由随性。>屋顶丽人<中的裸体女主人公则勇敢的与父权主导的社会相对抗, 对来自代表父权制思想的三位男子的骚扰视而不见。她的反抗沉默而有力。>吾友茱蒂丝<中的茱蒂丝是一位彻底的自由女性, 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她尊重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生活, 是莱辛笔下自由女性的代表。通过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对自由的追求, 她们这种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势必会鼓舞众多女性更加独立自由的活着, 为现代社会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莱辛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这五位典型女性对自由追求的不同路径结合弗洛姆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考探索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出路。在弗洛姆看来, 消极自由的实现是对摆脱外界束缚和对外力的依赖而获得的情感体验, 这种自由会让人们更容易陷入孤立。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自由则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 可以促使人们通过自发性的活动来发挥自我潜能。女性可以通过勇敢的爱别人, 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主动融入社会来健全自我的人格、全面发展自己从而获得积极自由。她们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有益于构建起对自我及社会的认知、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
希特勒,一个影响了20世纪历史并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有人把他看作天才的政治领袖,有人把他看作政治舞台上的小丑,有人把他看作疯子。那么,希特勒究竟何许人也?如何理解这个人?如何看待他的性格?在一些心理分析学者看来,希特勒这个独特的人物作为一个极端的案例恰好为心理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精神分析学者弗洛姆对希特勒所做的性格分析。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离开德国到美国。作为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他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成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品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自为 ]
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的观念土崩瓦解,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整个西方世界,痛苦、忧虑、烦恼、死亡成了人的基本生存情境。二战后,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多样,而精神生活极大空虚,资本和技术奴役人,人在社会中丧失了主动性,人由主体变成了客体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反思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异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一类人从人本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如卢卡奇、马尔库塞、弗罗姆、列斐伏尔、萨特等;另一类人则从科学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如阿尔都塞等。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化理论,可以看出它们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对精神的奴役以及日常生活的异化、科技对人的统治等方面是相当深刻的。然而,他们的异化理论同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化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出了认真的分析和评价,并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性反思给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研究角度,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反思。本文旨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追溯其理论源泉,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第一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石。首先是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他大大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前期,意识形态具有浓重的否定性涵义。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就需要编造谎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消费文化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消费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持对被统治阶层的统治而编造的一种谎言,是一种虚假意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具有持久性,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影响很深。菲斯克就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菲斯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领域,消费者并非言听计从,而是在消费领域与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这实际上是受到文化领导权夺取中阵地战理论的影响。其次是异化。异化的概念也不是马克思首先使用的,但马克思深化了对异化的研究。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成为异己的力量,开始控制人,异化人。后来马克思又明确地使用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真正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商品异化的具体体现,是对其早期异化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在马克思之后,将异化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卢卡奇。卢卡奇看到,异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延伸到整个的生活领域和消费领域,成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命运。异化不仅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也在人的无意识层面展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深受异化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而鲍德里亚则看到,人不仅为具体的物控制,而且也陷入符号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第二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是与对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消费文化的批判中,他们看到,消费社会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物质的极大丰盛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幸福和民主。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工业所导致的蒙昧,艺术被市场化,个性生命的沉沦之类弊端;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与消费文化一道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让整个消费社会成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使人们沉浸在消费所承诺的幸福之中,沉浸在用消费表达自我的幻觉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弗洛姆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中,异化非但没有减轻和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性非但没有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反而更加扭曲。消费让人异化,成为消费的机器;本雅明亦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已被腐蚀。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研究是深刻的,有重大的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他们过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低估了消费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抵制;其次,他们把消费者看作是原子化的乌合之众,忽略了消费者的复杂性和主体能力;最后,他们把文化文本当作是简单的、标准化的、没有个性的文化产品,而没有注意到文化文本的复杂性,以及接受者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第三部分对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影响渐大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菲斯克和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消费文化的研究。菲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他看来,消费者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强烈的斗争意识;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统治阶级利用消费文化推行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被统治阶级躲避、对付或抵抗意识形态的过程,更是建构自己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和寻求快感的过程。这类见解,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转向了微观政治的研究方法,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关注模式转向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一味地强调统治阶级的强大,转向了强调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突出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躲避和抵抗。尽管菲斯克突出了消费者的权力和主动性,但他有些矫枉过正,过分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反而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其结果是他的微观政治领域中的抵抗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根本就无法改变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认同和肯定现实,批判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锋芒。鲍德里亚主要见解是:在消费社会,人不仅被具体的物品所异化,而且处在强大的物的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符号体系成为控制人的新力量,消费者陷入永无止境的符号体系的模范/系列和个性化的追求之中,永远难以满足。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即从强调物导致的异化转向强调符号所导致的异化。鲍德里亚早期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看到了传媒与符号对人心灵的腐蚀,疾呼消费社会对人类精神的危害。这些见解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鲍德里亚的理论也有值得注意的缺陷。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此外,他的超真实、内爆、模仿、仿真等符号学概念遮蔽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罪恶,掩盖了符号背后的真实与利益,使符号本身被神秘化。最后,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既坚守了意识形态和异化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灵活化的研究策略,这让其研究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为人类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我国虽没有进入消费社会,但已明显受到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为了建立健康的消费文化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研究,并吸取其优秀成果。
阶级问题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对立物,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延异<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就是对不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阶层状况的总体的分析与判断。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反思了阶级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实践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针对阶级问题的构想与策略;在内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了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的生存状况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状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在阶级理论的形成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主题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人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在于资本主义对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对阶级意识的革命动力作用寄予了深厚的期望,认为阶级意识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命运。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任务。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弗洛姆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正在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围,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革命和批判意识。因此,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批判意识,就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在阶级理论的发展期,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点关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并积极探寻变革社会的新的阶级主体。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无法抵制资本主义强大的力量,已经被融合进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中只有少数的人没有被融合。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阶级称为>新小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马勒和高兹,将社会中产生的新阶级称为>新工人阶级<,认为他们是变革社会的新兴力量。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研究,随着时代条件的转换而调整了关注的主题。由于社会分层更加精细化和多元化,他们重点研究构成阶级的个体。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微观的视角研究阶级。这一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缓和阶级冲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关切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试图探寻一条阶级解放的文明之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试图通过建构多元的、激进的民主来实现政治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理论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是对中国阶级阶层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适用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视角、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意蕴。其次,它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视角、彰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再次,它为中国阶级阶层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从实践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宏观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为客观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为正确处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提供了启示
希尔达•杜利特尔是享誉20世纪美国文坛的著名意象主义诗人,早年的诗歌短小硬朗,生动地诠释了意象派的创作原则,后期诗风有所改变,带有神秘主义倾向,显示出对改写古希腊神话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本文试用著名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有关逃避机制的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杜利特尔在诗歌中一再抒发的对逃离现实的渴望。弗洛姆在其名著《逃离自由》中指出:虽然人类对自由有着很强烈的渴望并且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可是随着现代意义上自由的获得也使人们从那些给予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纽带中脱离出来。并且随着个人力量的不断增长,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和恐惧感也随之产生并不断加剧。人们常常会感到不安全,无助,怀疑,孤独,甚至恐惧。为了摆脱孤独感和恐惧感,人们试图去逃离现实。这便是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弗罗姆提出多种逃避的方法,并认为其中唯一积极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发的创造性劳动,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杜利特尔在其坎坷的人生中便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她在自我个性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压抑而孤独,因为孤独而逃离现实,通过想象进入诗的境界,在诗歌创作中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由此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追求真与美,追求妇女平等、追求信仰自由、追求爱情自由、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由。杜利特尔在诗歌中创造了丰富的世界,在精神上完成了由孤独无助到自由的转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本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地介绍了杜利特尔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以及她诗歌的主要特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简要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杜利特尔诗歌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框架,扼要介绍了弗洛姆心理逃离机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第四部分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简要分析了杜利特尔逃离现实的原因及其逃离的心理动机。第五部分重点探讨了杜利特尔如何通过神话诗的创作获得自由,并实现精神升华。第六部分是结论,作者简要地总结了全文,并指出杜利特尔的逃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她最终通过神话诗的创作重新获得了精神自由。
作为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威廉斯以其不朽的艺术成就成为美国及世界剧坛的奇葩。在长达50年之久的戏剧创作生涯中,他奉献剧作七十余部,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们的热烈称颂和赞誉。《玻璃动物园》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剧作中,他将饱含浓郁诗情色彩的现实主义引入了美国剧坛;《欲望号街车》堪称为性与心理完美结合的典范,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文化意蕴;《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则对政治与性道德进行了大胆地追问。近年来一度被视作其败笔的后期剧作脱颖而出成为评论界瞩目的焦点。田纳西为美国及世界戏剧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先后获得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家协会奖、托尼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最终奠定了他在美国乃至世界剧坛的地位。《剑桥文学指南》的编辑者马修•路德恩在评述美国二十世纪的剧作家时提到:>田纳西•威廉斯在美国剧坛的中心地位并非时序使然,而是在于他的戏剧想象力。<然而,这位以其独特创作风格丰富美国及世界舞台的戏剧大师却备受争议。由于威廉斯本人复杂、>病态<的生活经历、作品中荒诞离奇的戏剧情节以及性、暴力、疯癫等敏感的戏剧主题,他曾一度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一些评论家对其剧作大加贬斥,认为他的剧作道德败坏、有失伦常。因此,当这位戏剧大师离世之时,琳达•瓦恩纳在《今日美国》中对之给予这样的评价:>当听说田纳西•威廉斯刚刚在楼上去世时,没有人在打听他是谁……当然,名声并不能说明什么,但现代剧作家中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威廉斯这样复杂而又生动地影响美国意识的剧作家了。尽管他的吸毒、酗酒、同性恋和后期剧作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那些获奖作品却依然存在,这正是匕首与诗歌同存的有着缺陷的人性的体现。<威廉斯在美国和世界剧坛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剧作的负面评论显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蕴含于威廉斯剧作中丰富的人性内涵深深地触动了现代人脆弱而多感的灵魂,然而扑朔迷离的人物以及迷幻的语言风格使其剧作晦涩难懂,长期以来遭到误读。鉴于此,有必要对威廉斯剧作进行全面解读以期挖掘出其中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与同时代的其他两位戏剧大师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一样,威廉斯也十分关注处于精神迷惘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但不同的是,他所关注的是那些形形色色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剧作中,他竭力展现这些>有缺陷的人<那饱受痛苦煎熬的灵魂。追本溯源,威廉斯在其剧作中对于边缘群体的热切关注源自于患有同性恋恐惧症的美国社会带给他这个>性倒错<者的创伤与痛苦。因此,威廉斯剧作中的主旋律必定是与他边缘的性身份紧密相关的边缘思想。威廉斯的个人经历与美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其作品的影响使其剧作中同性恋的表达十分复杂,这一复杂性要求必须在充分考虑到文学评论的四大要素,既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的基础上,从与作品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入手对其剧作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解读。经过严密的论证,精神分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顺次成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于是,同性恋为研究对象,精神分析为研究方法,威廉斯边缘思想体系为研究目的,共同演绎了这篇《边缘上的变奏:威廉斯剧作中同性恋维度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主张通过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进行文学研究,认为梦的形成与文学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鉴于梦的隐义可以通过梦的显像来表达,那么威廉斯作品中显现的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自画像则成为探索他个人边缘感的主要渠道。威廉斯的剧作大多是情感性自传,并非他个人经历的真实展现而是其心理世界的反映。剧作中,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边缘情结投射在剧中人物身上:早期剧作中,这位年轻的剧作家将女性人物视为他的情感之根;麦卡锡时代,作家的使命感敦促这位成熟的剧作家将面戴神秘面纱的自我送上了为边缘人群寻求救赎希望的神圣之旅;当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缓和时,威廉斯的生命和艺术之火已渐渐燃尽,于是他在作品中留下一份空间,期望在真实自我的寻求中重返艺术世界。这些游弋于作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所汇聚而成的威廉斯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自画像向我们展示了威廉斯的个人边缘感。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探讨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社会无意识对个体意识进行控制的,这为探讨威廉斯流于作品中的社会层面的边缘感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推崇异性恋的社会里,同性恋被视为一个规避的存在,这种内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症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神经过敏,致使同性恋这一群体痛苦地挣扎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之上。剧作中,威廉斯在表达他个人边缘感的同时,也通过从多角度展现社会强加给同性恋的心理创伤来表达同性恋作为边缘群体的边缘感: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症这一社会无意识的作用下孤立、排斥同性恋;出于对排斥的恐惧,备受压抑的同性恋只能选择逃亡作为他们的出路;然而不幸的是,正是逃亡使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之中。由此,在见证威廉斯作为一个成熟的剧作家如何将个人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的过程中我们领略到了他社会层面的边缘感。威廉斯的剧作中饱含大量的神话和原型。对他而言,神话和原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是很>自然的戏剧语言<,威廉斯由此展现了他对世界的感知。荣格的原型理论认为,神话和原型代表了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因而具有文化的内涵。剧作中,他在描绘主流文化所推崇的二元对立模式下残缺不全的世界的同时,竭力凸显他构建的以和谐、相容为文化理念的理想世界:在个人意识的范围内,他摒弃了精神与肉体的分裂、呼唤完整的人性;在两性世界里,他打破了两性的界限,崇尚双性同体;看到同自然的分离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他表达了逃离这个腐朽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容的美好愿望。两种文化模式下两个世界的对比彰显了他对异于主流文化的同性恋边缘文化所做的贡献。福柯认为,语言是各种权利运作的载体,运用探索无意识与语言关系的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对威廉斯剧作中同性恋话语的解读可以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他在剧作中所表现的对于主流话语的独特的应对机制,其作品语言风格的流动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政治气候及其文学地位变化的晴雨表:早期剧作中模棱两可的语言显示他>欲语还羞<;麦卡锡时代,既得的文学地位使他得以在作品中构建同性恋新形象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同性恋形象的贬损:石墙事件以后,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威廉斯采用了直言不讳的表述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各种戏剧手段作为语言符号来表现同性恋的心理问题。剧作中语言风格的变化展示了威廉斯政治层面的边缘感。至此,这部为徜徉于威廉斯剧作中的边缘思想而唱响的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精神分析的变奏曲终于落下了帷幕:威廉斯所热衷的自我表述将我们带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可以真实地探求他作为一个同性恋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非个人化<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他剧作中所描述的和他一样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同性恋群体,在对其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蕴含其中的浓郁的社会意识;神话和原型增强了威廉斯剧作的普遍性,这使威廉斯得以在作品中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抗衡的理想世界,由此为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同性恋文化做出了贡献;对威廉斯流动变化的写作风格的研读使我们的嗅到了其中强烈的政治味道。这样,四个理论节点所形成的四个变奏,既论文的四个部分交相辉映形成了这部变奏曲的多彩乐章。尽管威廉斯的作品频频受到非议,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观众及读者对之兴趣依然不减。一些曾因威廉斯戏剧而名声大噪的演员如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杰西卡•唐迪至今依然令人难以忘怀;他诗性妙曼的语言依然回响在舞台上;他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还扣动着观众与读者的心弦。如今,威廉斯已离世二十余载,其剧作在世界舞台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演,其戏剧研究也日渐趋热。威廉斯戏剧的再热不仅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其剧作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他笔下的那些形形色色在道德和人性上错位的边缘群体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终于唤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人物所展现的苟存于主流文化之中的生活方式和边缘文化意识都有待于我们对之进行重新鉴赏和审视,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超越于时空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希望本论文所提供的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为此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局面,从而为日益多彩的威廉斯戏剧研究抹上浓重而真实的一笔。
埃里希•弗洛姆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上,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开创了自己的异化理论,用来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的各种境遇。埃里希•弗洛姆通过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深刻剖析和激烈的批判,犀利的指出资本主义繁华和虚荣的背后是赤裸裸的精神贫瘠和心内的孤独,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人们出现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以弗洛姆倡导建立健全的社会,只有健全的社会才会有健全的人格,才是符合人性追求自由和发展的本性。他的观点开拓了异化的研究范畴,丰富了马克思和卢卡奇所提出的异化思想。本篇文章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弗洛姆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入手,分析提出异化理论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根据。弗洛姆将异化的内容扩大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并指出资本主义心理、社会性格、消费等方面是典型的异化现象,从主客体两方面来分析这种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克服异化的方法,通过>爱的艺术<、发挥主观能动性、轻占有重生存的主体改变,再加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双管齐下,来消除所存在的异化给人们带来的扭曲和不利。尽管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是给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了很多的启发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