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sertations / Dissert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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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特(1947-)被誉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出版了十九部小说,五部传记,四部电影剧本和一部评论集。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很多奖项,如2006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奥斯特的众多作品体现了他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关怀,《布鲁克林的荒唐事》(2005)就是其中具代表性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奥斯特带着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生动地描绘出一些疲惫不堪的纽约人如何在和谐的布鲁克林社区中走出他们的精神困境。近年来,奥斯特的很多小说被译成中文,他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但是他的作品尚未引起我国文学评论界的足够重视。到目前为止,有关奥斯特作品的学术论文还为数不多。而且,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奥斯特的部分作品,如《纽约三部曲》(1987),对其他的作品,如《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则关注度不够。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及救赎,本论文旨在填补对这部小说研究的空缺,同时推动国内的奥斯特研究。论文主要关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分别是退休、离婚的内森,他消极的侄子汤姆及他叛逆的侄女奥罗拉。小说中这三个人物经历了相似的人生历程。面对精神困境,他们都采取了逃避机制,却加深了他们的困境。最终他们通过一些积极的行动获得了重生。借助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一些概念,论文试图分析三个人物的精神困境,他们的逃避机制以及他们最终的精神救赎。除引言和结论外,论文共由三章组成。引言部分除对作者奥斯特的生平和文学生涯做简单的介绍之外,也简要地介绍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然后详细介绍这部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理论框架,以及借助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积极心理学研究这部小说的意义。第一章详细分析三个人物的精神困境。他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经历了一些创伤性事件。内森在他不幸的婚姻中挣扎,经历了妹妹的去世,同时,作为一名保险销售员,他深受客户创伤经验的影响。汤姆经历的创伤事件包括父母的离婚,母亲的去世,求职的失败以及他所经历的暴力犯罪。奥罗拉的创伤来自父母的离婚和一段在色情电影拍摄片场被轮奸的可怕经历。除了这些创伤经历,他们还承受着异化的影响。在以对金钱的无休止追求为特征的不健全社会中,他们被转变为>物<或者商品。因此,他们与自我异化,也与其他人异化。在创伤经历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影响下,三个人物经常感到无助、孤独和不安。第二章主要探索人物的逃避机制和他们选择逃避的原因。内森和汤姆选择>机械趋同<的逃避机制以获得心理安慰和安全感。他们没有积极地去追求自己最初的梦想,也没有主动与其他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相反,他们选择与外界的期望保持一致,过着机器人式的生活。内森埋葬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成为一名销售员,过着一种例行公事的生活。汤姆没有动力去追求他做教师的原计划,转而接受哈里的建议,做了他的助理。因为他们都失去了个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困境被恶化。奥罗拉选择>受虐冲动<的逃避机制。为了得到大卫的爱,她屈服于他。但是,因为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性,她逐渐被困入新的束缚中。这三个人物选择逃避的倾向受一些外部原因的影响,同时也受他们自身>非生产性性格<的影响。第三章分析人物的救赎。小说结尾,在和谐的布鲁克林社区,这三个人物都通过他们的积极行动逐渐摆脱了精神困境。这些积极行动主要包括成熟的爱和>创造性活动<。通过对爱的能力的培养,他们学会肯定自己的潜力,还逐渐与他人建立起良好关系。除了成熟的爱,他们最终的精神救赎还得益于创造性活动。在弗洛姆看来,创造性活动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积极主动。通过人际关系领域中的积极参与以及他们自身非异化的劳动,他们最终得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获得满足感和真正的快乐。基于以上分析和讨论,结论部分指出,三个人物的重生是对很多经历着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一个鼓励,体现了奥斯特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人们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结合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积极心理学,论文试图为奥斯特研究提供新视角,增添新内容,同时也有一些现实意义,即提醒陷在精神困境中的人们,开启新生活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积极的行动而不是诉诸逃避机制。
信仰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深奥的命题。因为信仰的存在,人与动物才有了最为本质的区别。学界对信仰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对于信仰重要程度的认识仍旧不足,所谓>正本清源<,>本<尚未正,>源<尚未清,对于信仰教育的研究也就凸显出诸多问题。在这种境况下,一味要求当代大学生匡正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要求就略显牵强。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作一系统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就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而言,研究成果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于信仰元理论的研究力度尚弱;二是对大学生群体,尤其是当前的>90后<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研究不够;三是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兴未艾,但尚未出现有深度、有权威的代表性调研成果;四是问题意识不足,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捉襟见肘。基于此,非常有必要在学界理论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和尚未涉足的地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文献研读法、跨学科分析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全球化理论、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席勒的美学思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对大学生信仰教育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力求实现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结论等几个方面的创新。概念是研究和认知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出发点。对信仰本质的把握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比信仰与理想、信仰与信念、信仰与科学、信仰与宗教等几组相近的概念,可以发现,信仰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心理与精神现象,是人类对某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信奉和遵循。它支配着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的信念中最为稳定、最为持久的部分。从特征上来看,信仰是人的内在需求和满足,体现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目标永恒的追寻,它是与人类的精神、意志、情感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力量之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信仰教育则是一定的阶级、社会、集团把其所确立和遵奉的信仰通过教育的方式影响受众,将其确立为受教育者信仰的某种精神实践活动。在对信仰及信仰教育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窥探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状态以及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要意义是研究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逻辑深入。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认识。主要体现为,国家层面上,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社会层面上,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学校层面上,它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个人层面上,它是保障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大学生信仰教育具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从历史的高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从大学生信仰教育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所用,也为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学理和实践基础。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从新中国的成立至今,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四个阶段,即1949年至1956年、1956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践活动,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形成一些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昭示我们,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开展信仰教育的逻辑前提,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根本保障,健全的教育体制是开展信仰教育的关键所在,榜样的示范效应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有效途径,形成合力是开展信仰教育的内在诉求,实践导向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核心要求。失败的教训启发我们,在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必须革新二元导向,倡导多元理念;提倡因材施教,善于因势利导;正视灌输教育,探寻灵活方法;营造良好氛围,重视人才培养;直面网络平台,强化意识形态。只有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才能够使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发力的实践活动。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中国人际关系的组成是一种>差序格局<的形态,这一观点为我们研究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在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大学生就是抛入水中的石头,是动力源和中心,一切信仰教育必须围绕着大学生而展开。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形成了层层推出的波纹圈,离大学生区域最近的圈,即核心区域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对大学生信仰教育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差序格局<中对人们人际关系影响最大的人群。其次,次级区域圈则是高校辅导员,他们是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中坚力量,最外围的区域圈则是辐射圈,即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之外的其余高校教师。虽然这些教师在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并未起到最直接的作用,但他们的存在,却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和风尚引导的作用,所以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力量。当代大学生与这三层区域圈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受到不同要素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和文化氛围。优化环境,创造良好的信仰文化氛围,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教育些什么?这就涉及到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容体系。教育的内容体系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也不会是平行发展的,它必然要围绕某个核心发散出去,从而形成了信仰教育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同样,信仰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它不能与宗教信仰教育等同。信仰教育还需要有自己的教育目标和最终归宿,即信仰教育的落脚点。本文认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深入推进的核心所在,是信仰教育内容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则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点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精神内核;最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根本落脚点。建构当代中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容体系的目的在于,让信仰教育有所依托,遵循一个基本的标准,达成一些共识,也让信仰教育的客体在学习中有针对性,不至于不知所学而无法学习。如何让当代大学生在信仰教育中能够更好地习得信仰教育的上述内容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要拓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途径,除了传统的教育之外,还要注重通过网络、媒体等平台,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和吸收优秀因子,打造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信仰教育模式,从而让科学信仰教育的理论渗透力不断强化。第二,创新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方法,通过案例比照、情景设置、心灵触动教育、师生互动咨询、大学生自我教育等方法,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观。第三,完善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机制,从制度的高度为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实现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制度化、科学化,从而达到信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作为总结和展望,需要强调指出,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中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一是大学生信仰选择的多元化、世俗化和庸俗化倾向,二是去马克思主义信仰化倾向。这两种倾向对于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尝试性的解决之道,可以通过重塑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顺应多元化的信仰教育发展规律,建立多层次的信仰教育体系、不断创新信仰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以扶正大学生信仰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让马克思主义信仰进入到大学生思想和灵魂的深处,坚定当代大学生的科学信仰观,树立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接班人。
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英国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十余部作品获奖甚多,曾于1980年和1983年分别获得英国布克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的作品大受批评界关注。《黑暗昭昭》完成于1979年,是戈尔丁十年休眠期后发表的重要作品,并获得了英国布莱克纪念奖。尽管戈尔丁的作品较多,但国内外学者大多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蝇王》这一部作品上,自身分量几乎与《蝇王》相当,形式却比《蝇王》复杂得多的《黑暗昭昭》得到的关注与研究则要比前者少得多。国内外学者对《黑暗昭昭》的研究也多围绕象征主义、二元对立、写作技巧等展开,集中在人性善恶和宗教主题上,而《黑暗昭昭》中的生存、心理异化状态以及异化救赎努力,目前还没有文章进行系统的解读。《黑暗昭昭》展现了二战之后英国小镇的人们,在罪恶与恐怖的余波之中变得疏离和异化,这种生存和心理体验恰好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契合。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体验,并将其作为描述当代西方人和社会病态的中心术语。他认为不健康的社会将加剧人的无力感,在爱与信仰的缺失下,人们为了生存屈从外界权力从而放弃自我,在病态人格中沉沦,继而导致自我异化。深陷于异化的人们,也开始试图挣扎着寻找获得拯救的途径。小说中的两大主人公麦蒂与苏菲通过不同的选择,走向了全然不同的归宿。而对于人类异化的拷问,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萨特主张人们面对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应该自由选择,并为其承担责任,弗洛姆希望用爱与宽容来消除人性异化,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有通过宗教才能获得最终的拯救。当苏菲带着恶意做着无谓的挣扎并在异化中沉沦时,麦蒂选择通过贴近自然,通过爱与宗教获得救赎,并帮助他人获得拯救。依托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萨特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本文分析了小说中人的异化与拯救。首先阐明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异化,这一部分包括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对人的异化。自然在人类发动的战争与工业文明下受到破坏,同时也对人类进行着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和谐;战争不仅对自然造成破坏,同时也给人的生存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大众媒体、工业文明与商品经济的盛行以及学校与监狱等社会机构的冷漠都使人的异化进一步加剧。其次论文分析了人与自我的异化以及人际间的异化。人们在爱与信仰的缺失下,普遍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并在自身的病态性格中沉沦,走向与自我的异化;亲人、恋人、朋友甚至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深深地打上了异化的烙印,人们的情感中充满着愤怒、冷漠、孤绝与混乱,异化中的人们亟待拯救。论文最后解读两大主人公苏菲与麦蒂为了逃离异化做出的挣扎。苏菲选择不停地作恶以摆脱孤绝之感,却以失败告终,并在异化中沉沦,自食其果;麦蒂选择从自然中汲取力量,通过成熟的爱与宗教启示拯救他人,并使自我得到救赎。麦蒂的拯救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有摆脱异化的希望,因此对文本中异化与拯救的解读也有了现实意义。
当今网络媒介迅速发展,依托无线网络和随身媒介的高覆盖率,以及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站联合,为受众提供观看连续剧和网络评论连续剧相同步的新观剧模式。在全新的观剧模式下,一些质量低劣的连续剧也可能会依靠网络>话题<讨论量,而获得较高的电视收视率和网络点击量。在网络中讨论量高的连续剧,会以娱乐新闻的形式迅速在社会上扩散,从而吸引更多人观剧和批评,形成十分火爆的观剧与议论话题热潮。话题大多源自于连续剧中低下品味的媚俗画风与恶俗内容,参与者边嘲讽边津津乐道。史蒂芬•贝利在《审丑:万物美学》中用>嗜<来形容人对媚俗产品的狂热追求,本文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嗜俗<观剧大众——以批评连续剧>恶俗<内容为观剧主要目的,在网络中与他人组成嗜俗群体对连续剧进行批判,或作为参与者支持他人批评,且沉迷其中。嗜俗观剧行为为嗜俗受众提供直接简单的感官快感,用来打发无聊时间,发泄生活压力,改善心理焦虑等,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嗜俗观剧行为带来更多消极影响。本文通过界定嗜俗观剧行为及分析其行为特征,解读嗜俗观剧行为得以存在的心理原因和媒介原因,提出对嗜俗观剧行为的批判和反思。绪论首先阐释>嗜俗<一词的由来,概述嗜俗观剧现象,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在以往研究中缺少对>嗜俗<观剧行为的理论研究,忽视了媒介在>嗜俗<观剧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第一章,解读嗜俗观剧行为。分析产生嗜俗观剧现象的两个表现状态:连续剧自身问题和当今嗜俗风气的具体影响。从>俗<对象、>嗜<心理以及>嗜<行为等方面多层次界定>嗜俗<观剧行为。得出,嗜俗观剧行为是受众群体依附权威对连续剧恶俗内容的放纵。此外,本章还分析嗜俗观剧行为三个特征:群体狂欢、媒介是观剧行为的组成部分以及碎片化的嗜俗观剧行为。第二章,根据弗洛姆和古斯塔夫•勒庞的理论,分析嗜俗受众在观剧和批评过程中的>受虐<和>施虐<心理。受众嗜俗行为存在深层心理原因,现实生存现状让人感到矛盾和孤独,弗洛姆认为,人为了逃避这种孤独感会出现>受虐<>施虐<心理,嗜俗观剧行为就是嗜俗受众满足施虐与受虐心理的途径。同时,嗜俗受众在网络中以群体形式出现,根据古斯塔夫•勒庞的理论,群体在嗜俗狂欢中为受虐心理提供掩护,而且嗜俗受众在群体中能够得到安全感和群体激情。值得注意的是,施虐受虐心理以放弃自身理性为代价且受众几乎毫无察觉。第三章,从随身网络场景、随身网络媒介和媒介分析随身网络媒介对嗜俗观剧行为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是媒介的有机构成部分,本章中为更加明晰得分析,将其分别各有侧重得解读。随身网络场景为嗜俗观剧行为提供随时随地观剧评剧的便利技术,将嗜俗受众传达个人感受的方式>微<化。随身网络媒介将网络评论趣味化,其次,嗜俗行为成为受众闲暇时光的娱乐陪伴以及网络交流转变成依附权威中媒介霸权操控。在媒介职能中侧重分析,在嗜俗观剧行为中,媒介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将嗜俗观剧行为娱乐化自然化,让受众认可嗜俗观剧行为的存在。同时,媒介资本通过传播手段,将媒介融入嗜俗观剧行为中。借此,就形成媒介与嗜俗受众共同利益的情景,而这正是媒介霸权。第四章,批判嗜俗观剧行为对受众的存在和理性思维带来的消极意义,反思受众嗜俗观剧行为存在的必然性和改善的可能性。
Joyce Carol Oates i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whose works have diverse styles, and profound themes.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07, narrates the frustrated life-long story of German Jewish immigrant Rebecca Schwart, and presents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American society with the Schwart family as an epitome. This thesis employs German psychologist and philosopher Erich Fromm’s theory of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analyze the alienation theme of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Using Fromm’s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alienated humanity and insane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chwart family’s alien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piritual domai ns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pressed circumstance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results in first th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Schwart family and the society which they belong to, and then the alien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ir family; because of the double pressure brought about by society and family, the main characters as individuals become isolated, desperate and gradually alienated with self gradually. [Author’s translation]
美籍德裔学者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终身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相结合,创造了>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其主要论点是:人的基本感情植根于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 ),是一位关注个人生存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善于刻画当代美国社会的不良现象给人类生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心理问题的美国当代女作家。在代表作《奇境》中,欧茨深入人物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揭示他们的恐惧、压抑、绝望,探寻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人性的异化以及个体的孤独。本文运用艾里希•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剖析《奇境》人物的不健全人格,指出被动性格导致人类失去活力、陷入困境、虽生犹死,而其成因是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所导致的人类劳动的异化。论文由五部分组成,包括引言,三章正文和结论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乔伊斯•卡罗•欧茨的创作背景,概述了小说《奇境》的主要内容,综述了国内外对《奇境》的研究情况。最后指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的理论,剖析小说中三个典型人物的不健全人格,从而揭示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根源。第一章详细阐述了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是以弗洛伊德的根本发现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他批判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决定性格<的观点,提出人的性格是在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同时,社会性格作为联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本章首先通过比较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性格理论的异同,梳理了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的来源与本质特点,同时指出弗洛姆的心理分析法是透过人的行为的表象,分析其背后的动机。接着,本文通过介绍性格的功能及分类,彰显了性格分析的重要性。第二章主要以弗洛姆关于>逃避机制<的理论为依据,集中讨论了主人公杰西的施虐人格与受虐人格的形成原因以及表现特征。弗洛姆认为,人出生后仍与世界保持着一种>原始联系<,它束缚了人的自由却给了人安全感。随着个体的成长,自我意识觉醒与发展导致>原始联系<破裂。人需要通过劳动和爱重建与世界的积极联系,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原始联系<的突然断裂会使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恐慌和焦虑,为了逃避不安全感,人们通常会选择依附权威或控制他者,这便是施虐与受虐性格形成的原因。杰西童年遭受的家庭与社会的变故摧毁了他与世界的联系,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与养父、导师、妻子、女儿、病人的关系表现了他希望通过顺从和控制重获安全感的努力,但这番努力却将他变成了一个施虐受虐狂。第三章以杰西的妻子海伦和他的次女谢莉为代表,分析了《奇境》中女性的被动人格。不同于欧茨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奇境》中的女性,面对男权社会,都具有相对清醒的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并进行了寻求自我、追求自由的实践。但是,由于这些女性并没有跳出传统角色的桎梏,正视自我的需求,积极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所以她们的命运都以悲剧收场。论文最后推出结论:通过借用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分析《奇境》中的人物性格,我们可以有效解释小说中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
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1955年到1972年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中都深受欢迎,其作品之所以如此受读者喜爱,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中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脍炙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金庸小说中不仅有潇洒俊逸的英雄形象和为非作歹的坏人形象,还有众多个性鲜明、诙谐幽默、内涵丰富的疯癫形象,这些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的文学史价值丝毫不逊于金庸小说中英雄和坏人形象的价值。本文以金庸在小说中塑造的疯癫形象为研究对象,结合疯癫人物的生存环境及过往经历,运用弗洛伊德、弗洛姆、阿德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分析人物疯癫的原因,从而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在给予金庸武侠小说恰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出金庸笔下疯癫形象的文学史地位和独特的文学史价值,进而挖掘出金庸在创作这些人物形象时复杂的内心世界。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金庸小说疯癫形象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疯癫<一词的传统意义和它在各个学科中的学理意义,进而总结出本文所说的>疯癫<一词的意义。通过对古往今来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有代表意义的疯癫形象进行追溯和分析,去探究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对此前疯癫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总结出金庸小说疯癫形象和俗文学及雅文学中疯癫形象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选择金庸小说疯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根据人物疯癫成因把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分为因爱情失意而疯癫、因沉迷复仇而疯癫、因痴迷权名利而疯癫以及无法探究原因的疯癫四类,通过对这四类疯癫形象疯癫的原因进行分析,看到了金庸笔下疯癫人物的可怜可恨之处,看到了疯癫人物的身不由己,看到了疯癫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通俗小说家金庸对人性深处的深入探究和对人物内心的深刻挖掘。第三章,借各方学者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准确定位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金庸小说中的疯癫形象与其他人物形象进行比较,总结出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最后在对金庸小说疯癫形象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疯癫形象在审美、认识、娱乐方面的文学史价值。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重申疯癫形象在金庸小说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指出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弗洛姆以其《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人本主义的观点。在弗洛姆看来,人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人性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一致性的观点。本文根据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的观点进行了具体评析,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从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基本过程以及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历史影响三个角度,介绍了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和影响。第二部分,由《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这本书中,提炼总结了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人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是人性的解放等弗洛姆的观点。第三部分,深入剖析弗洛姆的观点,我们认为,弗洛姆在某些方面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人的本性与人的劳动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意识的对象不是静态的>客体<等等,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近。但同时,弗洛姆的理解也存在着根本错误的方面,比如:把人性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道主义;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等等,这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远离。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特殊状态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我国,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研究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全面、客观、准确地评析弗洛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问题上的观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正实质,反对各种错误的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DeLillo)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总是被冠以>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头衔。自此书发表以来,虽然许多文学评论家都对这本书钟爱有加,但是从异化理论出发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根据西方马克思异化理论以及当代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分别从消费,科技,环境,精神,家庭关系五个方面找出《白噪音》中的异化现象,分析由异化引发的后现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并根据弗洛姆的理论提出了解决异化所带来问题的方案,即回归情感并树立理性的观念来消除异化,以期对当代个人、社会、自然的发展有借鉴意义。本文包括引言和结论共分六部分。第一章引言,分为三部分介绍,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作家德里罗生平,主要作品及相关成就。第二部分为国内外对《白噪音》的相关论述研究及选作这篇论文的理论研究意义。第三部分为这篇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异化理论,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异化,第二部分介绍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第三部分介绍继马克思之后当代异化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理论,从而为本论文的分析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分别介绍了《白噪音》中几种不同的异化现象,分别是消费异化,科技异化,精神异化,关系异化,自然异化。第四章探讨了小说中异化所映出来的严重后果,主要分为对个人产生的危机,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危机两个大方面,具体体现在信任危机,身份危机,对死亡的恐惧,大众媒体的泛滥,环境的污染,表演性暴力,以及人们使用科技时的犹豫。第五章讨论如何走出异化的方案:第一,通过回归人心中的爱,去拯救个人,帮助个体摆脱个人危机;第二,通过建立正确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导向,让人们有正确的观念特别是理性消费观,理性的环境观念,理性的生产观念,参与到全社会共同应对异化危机的活动中来。第六章结论总结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本文根据异化理论,让人们认识到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异化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和危机,给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方法和建议,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