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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作为一名极富责任感的作家, 非常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命运。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众多, 本文旨在关注莱辛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尽管身处不同的处境, 她们都有个共通之处, 即不停止对个人身份以及自由的追寻。>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为了实现她对自由的渴求最终不得已自杀。>弃心记<中的>我<在目睹了车站上遇见的另一个>我<而后放弃了对男性的情感依赖,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最终获得了幸福和自由的情感体验。>老妇与猫<中的贝蒂在当局的压迫下不得不过上四处漂流居无定所的生活却也不失自由随性。>屋顶丽人<中的裸体女主人公则勇敢的与父权主导的社会相对抗, 对来自代表父权制思想的三位男子的骚扰视而不见。她的反抗沉默而有力。>吾友茱蒂丝<中的茱蒂丝是一位彻底的自由女性, 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她尊重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生活, 是莱辛笔下自由女性的代表。通过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对自由的追求, 她们这种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势必会鼓舞众多女性更加独立自由的活着, 为现代社会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莱辛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这五位典型女性对自由追求的不同路径结合弗洛姆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考探索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出路。在弗洛姆看来, 消极自由的实现是对摆脱外界束缚和对外力的依赖而获得的情感体验, 这种自由会让人们更容易陷入孤立。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自由则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 可以促使人们通过自发性的活动来发挥自我潜能。女性可以通过勇敢的爱别人, 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主动融入社会来健全自我的人格、全面发展自己从而获得积极自由。她们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有益于构建起对自我及社会的认知、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
Tematyka pracy podejmuje kwestię recepcji buddyzmu w zachodnim kręgu kulturowym. W swojej analizie skoncentrowałam się szczegółowo na tym, jaki pogląd na buddyzm przedstawia XX wieczny psycholog, filozof i psychoanalityk – Erich Fromm. W pracy przybliżyłam kolejno sposób, w jaki prezentował myśl buddyjską Daisetsu Teitaro Suzuki, jeden z najważniejszych jej popularyzatorów na Zachodzie, jaki był światopogląd i dążenia Ericha Fromma, oraz wreszcie, jaki wizerunek buddyzmu w swojej twórczości przedstawił. Celem tej analizy było zbadanie, jaki obraz buddyzmu utrwalił się w świadomości zachodniej, jakie stawiano wobec tego wschodniego systemu oczekiwania, które jego elementy uważano za najbardziej atrakcyjne i były najbardziej eksponowane, które zaś odrzucano. W mojej pracy ważna jest kategoria orientalizmu, problematyka koncentruje się właśnie wokół tego zjawiska, jednakże temat jest istotny również z punktu widzenia badań nad historią tzw. >trzeciej linii przekazu< myśli buddyjskiej.
Filozofia jest bogatym źródłem alternatywnych narracji opisujących, w jaki sposób powinniśmy chronić prawa człowieka; narracji, które rozwinęły się w czasach istnienia XX-wiecznych rządów totalitarnych. Niniejsza książka skupia się na myśli dwóch filozofów tego okresu – Ericha Fromma i Isaiaha Berlina. Analiza ich przemyśleń pozwala na ukazanie nowej filozoficznej koncepcji państwa i prawa opartej na wartościach godności ludzkiej i solidarności, uzasadnianych za pomocą argumentów odmiennych od >tradycyjnie uniwersalistycznych<. W koncepcji tej, zakorzenionej w ludzkim doświadczeniu, prawo musi uwzględniać zmieniające się okoliczności, być nakierowane na utrzymanie chwiejnej równowagi między różnymi i czasami przeciwstawnymi wartościami. Rozważania filozofów są zaskakująco aktualne i ukazują, że zagrożenia, które wystąpiły w XX wieku, czyhają na nas także dziś.
In this chapter, we embark upon a historical journey, examining aspects of the lives and work of three individuals who attempted to incorporate the world outside the clinic into their theorizing about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Frantz Fanon, Karen Horney, and Erich Fromm. These >worlded< clinicians waged important critiques of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ir time, particularly along the lines of race, gend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pay attention to how elements of their own life travels inform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vis-à-vis psychology. We will close with a concrete example of supportive intercultural travel by exploring the cross-cultural engagement of Zen Buddhism and D.T. Suzuki with Horney and Fromm.
Coetzee’s novel >Disgrace<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dysfunctional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and explores the themes of domination, subjection, and character distor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 fact, this paper holds, >Disgrace< fictionalizes Coetzee’s concerns about the social deformation that springs from distorted relationality. According to Erich Fromm’s social thought, the apartheid regime represented an insane society based on sadistic domination and masochistic submission. It systematized sadomasochistic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exclude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love and mutual care. Disgrace shows that how the same dynamics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s still featur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A parallel is, therefore, drawn between Coetzean ideas about deformed relationality and social deformation and Frommian symbiotic relatedness and sociocultural insanity. The apartheid’s spirit of insanity lingers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since its modes of human interactions persis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arlier racist system to a genuine democracy, the novel suggests, sounds impossible unless love replaces sadomasochistic relationality.
提到J.K.罗琳,我们必然会想到她的代表作《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小说推出后,几乎全世界为之疯狂。作为一个集合多种文化元素,又将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集于一身的小说,它成功的吸引了文学界的眼球。随着《哈利波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全球的同时,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也日趋升温。但是,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发展来看,以往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罗琳将神话原型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置换变形更加和谐,文化精神与现实反思的表达也更加深刻。但是,对原型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关系,及作者创作小说的用意等等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加仔细全面的探讨。原型理论欲为整个文学批评寻找一种共同模式,借此观点,使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本文以原型批评的视角考察整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意在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与微观并置的研究。文学创作与人的潜意识、文化根源、民族精神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型理论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创作用意和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荣格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梳理出罗琳小说中出现的神话原型,同时借助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还原出神话原型在小说中的内涵,从而进一步了解罗琳的创作意图。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原型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通过对占据原型理论发展道路转折点的三位关键性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文学作品与古老神话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理解文学本质的前提下,确定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原型研究的可行性。第二章是对《哈利波特》中的神话原型进行分析。通过对小说中具体原型的发现、归纳、还原、整合,对整个小说系列中频繁显现的人物原型、意象原型、叙事结构原型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理解。基于这三类原型的解读,进一步体现罗琳的创作思路及小说真正的本质。第三章是解答作者将原型运用到小说中的真实用意。以充分研究小说中体现的原型为前提,细致深入的挖掘罗琳利用原型进行创作的意图,表达了罗琳期望通过文化寻根来救赎迷失在物质大潮中的人们。并借助恢复优秀文化传统,突显社会的正向发展离不开人性的正向发展。通过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神话原型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人性异化的思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精神上的残害,呼吁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通过理性与爱来拯救异化的理念。
在弗洛姆笔下,和谐社会具有十大基本特征:它是全人类享有永久和平的社会,是真正富裕的社会,是健全的即符合人类真正需要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除了人的异化的社会,是创发性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实现了母权制与家长制的统一,以人的精神健康为重要标志,以爱、自由、民主与平等为核心价值。和谐社会是全人类享有永久和平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意味着全人类享有永久的和平。和谐社会是真正富裕的社会,真正富裕的社会远离战争、剥削、贫困和等级制,每个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实现了真正的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就是人类发展到真正富裕阶段的必然结果。和谐 ...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当代南非作家中最为杰出且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于200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其代表作《耻》描写了后隔离时期发生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故事。本文结合弗洛姆的异化理论阐述南非穷苦白人的异化主题,主要从社会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还有自我异化这三个方面来重新审视后殖民历史,和探讨南非白人在当时的生存困境。论文首先分析了小说中社会的异化,它反映了社会本身的黑暗。关注南非的病态性,和社会空间的分化,从这两方面来说明当时外部环境对南非白人的影响;然后是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异化,二是男女关系的异化,三是黑人和白人的异化,最后是人与朋友同事的异化,以此说明南非白人的归属感的缺乏,以及与疏离感的产生;最后一章是有关自我异化,通过对戴维和露西为代表的白人后裔的自我异化的分析揭示悲剧性结局以及穷苦白人的无奈和绝望。书中人物,露西可以被看作历史的替罪羊,她的命运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妥协,而戴维最后只能以>耻<为生,小说最后留下的只是一种彻底的失望和一声无奈的叹息。
卡森•麦卡勒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常以怪诞和畸形的特点著称。她所描绘的畸形, 比如假小子, 聋哑人, 侏儒, 跛脚, 雌雄同体以及驼背等都是精神无能的表现。麦卡勒斯通过作品中描写的各种畸形人物揭露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问题—孤独。《心是孤独的猎手》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麦卡勒斯在小说中描绘的美国南方小镇是现代社会孤独的缩影。米克、杰克、考普兰德医生、比夫以及辛格之间的 >卫星式< 关系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除了比夫, 其余三人聚集在辛格身边, 把他当作各自唯一的知己, 向他倾诉内心的想法和梦想, 并且渴望从辛格那里获得拯救。然而, 由于辛格自杀, 他们内心所塑造出来的上帝也随之坍塌。作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哲学思潮之一, 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与本质、内在与情绪以及自由与本真的关注为本篇论文异化与孤独主题的分析提供了思想背景。此外, 这篇论文将运用艾瑞克•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小说的孤独主题。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小说的孤独主题分析提供了两方面的视角:孤独, 一方面属于人的精神机制, 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的影响而不断加深。针对孤独的缓解, 麦卡勒斯和弗洛姆两人都把爱当做是缓解异化与孤独的止痛剂。此外, 存在主义者所提倡的对自我本真的追寻也是缓解孤独的有效途径。虽然小说中四个人物渴望通过辛格获得救赎的愿望由于他的自杀而毁灭, 但是麦卡勒斯在小说的结尾通过描写四个人物从幻想中醒悟, 并且继续追寻理想的开放结局表达了她的人文主义情怀。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融合了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和宗教等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其中,他的“健全的社会”这一命题是围绕异化概念进行的。因此,只有承认存在并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这一命题才有意义。同时,本文涉及到的“健全的社会”是一种把人当作中心,肯定人的能力,鼓励人们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整个社会成员团结友爱和互帮互助,推动每个社会成员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良性社会形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不如意的社会现状和问题,进一步分析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成因,逐步探索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新时代健全社会建构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转型。从理论角度来看,异化现象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等都可能存在异化现象。因此,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应该激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积极性,挖掘人们的潜力与智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要完善经济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历史维度来看,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考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世界维度看,要大力发展新型技术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不断探索特色道路和发展模式,为新时代全世界健全社会的建构提供各国智慧和方案。
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是人文关怀主义研究的哲学理论之一。弗洛姆为了建立以人道主义技术服务人类的理想化社会环境而奋斗终生,他在1968年出版的《希望的革命》这本书中就已经对技术批判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弗洛姆认为,因为科学技术的影响,现在的科技社会已经制约了人道化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病态社会,技术异化会导致人类出现>异化综合症<,只有摆正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重新让人作为技术的控制者,才可以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叙述了弗洛姆技术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和现实来源,以便从根本上对弗洛姆的技术思想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就弗洛姆笔下的>病态社会<存在的几大主要>病症<进行了分析,并剖析引起>病态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等不同方面的根源,以便追根溯源进一步探究弗洛姆对于治愈>病态社会<所提出的>对策<——实现技术社会人道化。对于如何将这种>病态科技社会<变成理想中的技术社会,弗洛姆认为要通过经济、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变革才能实现。弗洛姆指出,对于改变和重建社会来说,思想文化生活的变革与经济和政治变革同等重要。假如不能同时对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观四个方面进行改革,所谓的改革和重建社会的愿望也就成为空想。总之,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完成了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超越。通过研究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对于我们解决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也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们可以认识到,面对现代化科技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的价值观以及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也存在着对社会关系的忽视和否定、空想性以及不彻底性等缺陷。
弗洛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毕生研究视角主要是对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思考,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人类生存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危机的追问,力求寻找人类实现幸福和精神自由的钥匙。在弗洛姆所汲取的各种思想学说中,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站在西方人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并力图将两者融合,创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和人性理论,提出了人性异化思想。弗洛姆从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探讨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矛盾,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等心理分析理论;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他对异化的人和病态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并提出了拯救人类和建立健全社会的心理革命理论和社会改革措施。本文通过对上述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思想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将其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比较探究,找出其理论的成就与不足,最后并对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思想作出了辩证的价值评析,寻找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
Rupert Neudeck - Gefährliche Erinnerungen an ein Leben wie Feuer, Ostfilder (Patmos) 2018, 247 p.
(2018)
弗洛姆作为人道主义哲学家, 人的问题贯穿其思想的始终。自由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内涵。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思想, 弗洛姆认为传统的自由观因为缺乏人的心理分析而不得不使用笼统且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自由问题, 难以认识到自由的本质, 因此, 他主张从心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阐述自由的概念。弗洛姆传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把心理学的分析引入到其自由思想当中, 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理学视角的自由思想。弗洛姆心理学的独特视角为自由思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让人们能在微观层面一窥自由的奥妙。但弗洛姆自由思想本身也存在着抽象人本主义的自由观, 片面夸大自由主体的心理作用, 自由实现路径的空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正是克服弗洛姆自由局限性的利器。在马克思看来, 自由问题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实践的问题, 自由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弗洛姆自由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其对于实践的背离, 没有完全认识到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 个人的心理也只是实践中发展的产物等。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尝试性的克服, 以马克思实践的现实的主体取代弗洛姆抽象的自由主体, 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弗洛姆健全社会的空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其中,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异化问题。教育异化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因此,探寻教育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寻找切实可行地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对策办法是研究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本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中对教育异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通过对异化观点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梳理,提出教育异化的本质与内涵。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弗洛姆以及马克思的异化观点,通过总结他们的异化观点分析教育异化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第三部分,分析了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异化问题的表现。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方面存在的的异化表现。第四部分,分析了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在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教育自身以及人自身发展三个层面分析产生教育异化现象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对教育异化的扬弃。在总结第四部分教育异化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可能性,然后从改革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教育体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三个角度分析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方法。本文的主要结论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本文对教育异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教育异化是指由于固有矛盾的存在,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分裂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制约着自身发展的外在力量,出现教育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目的与教育取得的结果相对立的社会现象。其次,对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教育体制存在的原因以及人自身发展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扬弃教育异化方面,再一次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将教育目标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从改革教育相关的社会环境、完善教育体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方面对教育异化问题进行扬弃。总之,本人希望通过对教育异化问题的研究丰富教育异化理论,并对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of Eden is a seminal text with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is considered to hold innermost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sman argues that since the narrative of Adam and Eve is the first telling of human experience within the Bible and since similar myths exist in other cultures, this story is likely to point to >significant truths about psychic functioning.< Ellens suggests that whether we take this story at a literal, symbolic, mythical, or metaphorical level, it provides us with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condition. Inherent in this story is a series of themes that are central to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loss, separation, dependency, intersubjectivity, vulnerability, shame, and desi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compet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arden of Eden emanating from the work of the church fathers Augustine and Irenaeus and explores how the work of psychoanalysts Erich Fromm and Melanie Klein maps onto these two tradi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ork of Klein and Fromm can serve to illuminate these different theological traditions, assist us to reflect upon questions of psychological maturity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ology and psychology in which both the full goodness and the inherent destructiveness of humanity is fully recognised.
其前期作品主要分为航海小说、丛林小说、社会政治小说,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后期代表作之一《胜利》在文学评论界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已有研究主要从怀疑主义、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研究小说的孤独主题。>孤独<一般指个人的某种主观心理感受。著名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则将其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他认为孤独是全人类与生俱来且共有的客观事实,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使这种孤独状态活跃开来,从而滋生出社会性质的孤独感。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静态的孤独状态转化为动态的孤独感受,陷入强烈孤独感的人类往往会寻求不同的心理机制逃避孤独。借助弗洛姆的孤独理论,本文尝试从人类的五项基本需求,逃避孤独的三种机制,积极自由的内涵来挖掘主人公孤独困境的根源,摆脱孤独的方法和克服孤独后的精神升华。主人公海斯特和莉娜是对当时社会不满和失望的典型代表人物,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英国人民的孤独困境及逃离孤独的途径。首先,本文论述了主人公的孤独表现。一方面分析了海斯特病态隐居下的孤僻性格,孤单心理和孤独状态。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残酷现实中的麻木顺从以及身份认同感、存在感、归属感的丧失。其次,本文研究了主人公摆脱孤独的尝试。海斯特通过帮助莫里森和拯救莉娜,与其创建互相依赖,互相屈从的施虐——受虐的共生关系以逃避孤独。莉娜通过欺骗里卡多和保护海斯特,在创造性的自发活动中追寻积极自由以摆脱孤独。最后,本文探索了主人公克服孤独后的升华。一方面论证了海斯特在熊熊大火中生活态度和信仰的重生。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自我牺牲中独立人格、身份地位的实现以及道德、情感、理智的升华。通过分析海斯特和莉娜不断与孤独做抗争的过程,本文揭示了一战前英国社会和英国人民所处的孤独困境,探究出正确摆脱孤独的方法是寻求积极自由,坚持爱和信任。作者一方面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类信仰缺失,感情无处依靠,心灵没有归宿等精神危机的担忧,呼吁人类采取正确的方法走出孤独并超越孤独。另一方面又通过海斯特的自我觉醒和莉娜的自我实现表达了对人类摆脱孤独从而赢得精神上的胜利持有希望。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并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于1962年创作了《金色笔记》,全书由小说>自由女性<、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以及>金色笔记<构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色笔记》的主题、结构和艺术形式。目前很多研究都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了女主人公安娜•伍尔夫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安娜的形象和自由女性的异化。然而,在《金色笔记》中,男主人公索尔•格林一方面对安娜的追求自由和实现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索尔作为男性,也同样经历过痛苦、迷茫、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经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一主题。本文试图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角度,运用埃里希•弗洛姆关于社会、人的自由、博爱一系列哲学观念,探讨《金色笔记》中男女主人公安娜和索尔如何走出孤独、逃避现实的困境,寻求人的存在意义,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过程。弗洛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只有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的心理状态下,才能使人们获得积极自由。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处在消极自由状态后,曾尝试各种方式逃避精神困境,但都没有得到解脱,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最后,他们终于积极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了人的存在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文的结论为:《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在现实中遭遇了感情、事业和信仰等各种挫折。这是由于社会偏见、男权对女性弱势的影响造成的。安娜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了爱情,事业成功,最终投入社会实现了自我价值。然而,男主人公索尔在事业、信仰中遭遇挫折,同样陷入消极自由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男性作为自由的现代人一方面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爱、事业、信仰。这表明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现实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困惑、孤独。索尔通过努力最终获得爱,事业成功,找到了信仰。这是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人只有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积极自由,融入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莱辛在《金色笔记》中表达的这一观念超越了女性主义反对男权、女性独尊的狭隘意义,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拥有的思想境界。这是《金色笔记》这部作品所隐含的主题之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更宽阔地视角研究了女性在社会中存在意义与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经济独立、思想平等的基础上,需要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并以博爱为理念,积极融入社会,最终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的意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一1881)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中最耀眼的作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家的巅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作家毕生的哲学思考以及高超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运用了梦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描绘复杂的人物心理,构建情节框架,拓展文本时空,表达作品主题与作家思想。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等人有关心理分析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来解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格鲁申卡和丽萨等五个主要人物的梦。首先总述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梳理了梦出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渊源与发展,归纳了梦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其次阐述了梦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与叙事功能;最后揭示梦作为一种思想表达手段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十九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继承哥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内容多表现积极乐观表象下的暗涌,在揭示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同时,蕴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境况和人性本质的思索。作家注重挖掘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时代引起的孤独与异化,并将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尽管他的创作理念并未受到同时代作家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伦•坡却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产生深刻影响。他作品中所体现的超前现代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也为其著作赢得经久不衰的研究魅力。本文主要运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爱伦•坡的恐怖小说进行分析。绪论主要针对爱伦•坡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大致梳理,并介绍异化概念的来源和发展,指出从异化角度研究作品的必要性。论文主体分三章展开论述:首先整合异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具体分析恐怖小说中关于人对自我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呈现;第二章从时空维度、叙述视角、叙述对象层面入手,剖析爱伦•坡笔下的异化世界;最后一章,结合作家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分析异化主题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进一步对其作品人物生存状态的探讨,指出作家希望通过人性回归和精神重生来抗拒异化的愿景,力求对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异化主题有更深刻理解。
19世纪中叶,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得以形成。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史观初步表述的萌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唯物史观第一次完整表述。但遗憾的是《提纲》与《形态》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出版,唯物史观是通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完成与总结,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被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①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大多是描述式的、非系统性的,恩格斯晚年依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系统的整理、总结与阐释。这样,就给学术史上有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留下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与阐释。本论文力图依托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建构的线索及其留下的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溯本清源,辨析正误,考究得失。通过分析哈贝马斯、莱尔因、广松涉、实践唯物主义等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尤其注重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另起炉灶,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始终没有论述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而往往被学术史所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则具有一种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迪价值。弗洛姆除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作以辩护与澄清外,还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连接纽带,阐明了两者之间内在的转换机制,即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打通了个人微观心理领域与社会宏观的经济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到弗洛姆重释理论的很多不足,比如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思想作了人本主义式的解读,这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本文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探究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重释的价值与得失。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1956—)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体现出其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怀和思考。《奥丽芙•基特里奇》获2009年普利策小说奖,它讲述了一个小镇中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生,以及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理论为切入点,探究《奥丽芙•基特里奇》中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及对困境的突围之道。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重点论证小说人物生存困境的表现及原因,最后一部分深度挖掘困境突围之道。第一部分探讨个体精神世界的困境,主要通过人物强烈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两部分体现出来。第二部分探究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异化两个方面。通过分析人物的生存困境的原因,作者指出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因此,最后一部分探究突围困境之道,作者指出在学会正确的爱的前提之下,通过逃离原生家庭和回归新家庭,试图让身处困境的人物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安抚。《奥丽芙•基特里奇》看似描写了一个普通人物的平凡生活,实际上折射出了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斯特劳特通过小说揭示人们的生存困境,映射出真实的社会现象,这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人困境的深刻的反思和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