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ine
Language
Document Type
- Articles (199)
- Books (20)
- Dissertations (13)
- Reviews (13)
- Forewords (2)
- Collections (1)
Has Fulltext
- no (248) (remove)
Year of publication
- 2005 (248) (remove)
缪丽尔•斯帕克善于创造文学神话,小说《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即为一例。在小说中,主人公布罗迪小姐也试图创造自己的神话。本文力图以埃里希•弗罗姆关于人道主义社会的理论解析布罗迪神话的兴衰沉浮,同时指出史诗《失乐园》的>预定性<影响在本小说中的体现。由此,缪丽尔•斯帕克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察力及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光芒得以表达。论文第一、二章分别定位于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布罗迪小姐和桑迪。前者是神话的制造者,而后者促成了神话的覆灭。这两章内在机制相同,展现的是人在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极力摆脱生存困境与不可抗因素的努力。情节在怀有相同意念却又是两相制约的行为人中展开,布罗迪的神话也历经了辉煌后的衰落。第一章以人类的生存状况为背景,着眼于人的生存二分律>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和命运中的不可抗因素,运用弗罗姆关于人的需要及性格倾向的理论分析了布罗迪神话生成的缘由。为摆脱因被自然孤立所造成的离间状态,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寻求归属感,权威与附属关系由此而生。布罗迪小姐属剥削型倾向,以玛丽为典型的多数布罗迪帮成员则属接受型,这使得布罗迪小姐的弄权更加恣意妄为,魔幻般的影响延伸到布帮之外的两位男教员。同时,她乖戾的对传统教学的反叛也生发出撒旦般的双重性格特征。第二章以弗罗姆关于合理信仰与不合理信仰,权威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的理论为基础,剖析了桑迪在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通过信仰与良心的转变对布罗迪小姐成功的反向制约。这一反作用与布罗迪小姐本身固有的致命弱点的合力促成了布罗迪神话的幻灭。与此同时,桑迪对善与良知的渴望又使得亚当与夏娃的形象浮现读者眼前。第三章是顿悟,揭示桑迪由来已久,并一直持续到她皈依天主教之后的迷惘的根由,也印证了第二章中引用的弗罗姆关于权威内在化的理论。这其中有缪丽尔•斯帕克自身经历的影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弥漫于小说中的天主教氛围,桑迪的皈依可视为是因恶而向善的例证。以弗罗姆人道主义的立场,人有充分潜能,在理智的引导下可以打破权威枷锁,赋予自身存在之意义。这又一次体现出《失乐园》结尾所传达的讯息:乐园既失,一个新的世界有待创造。
艾米丽.•狄金森(1830-1886)的长期隐居生活使她成为那个时代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孤独,也是最神秘的人。究竟狄金森为何隐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本文尝试运用弗洛姆的逃避机制(mechanism of escape),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解读她的隐居人生,从而揭示她隐居生活的精神本质。弗罗姆在他的著作《逃离自由》中指出:个人化过程的一个方面,是日益的孤独。与世界分离的状态,会令人产生恐惧感。为了避免孤独和恐惧,人必须逃离。弗罗姆称之为逃避现实的心理机构。他提出很多逃避的方法并认为其中唯一积极的方法就是自发地进行创造地工作,在创造中获得自由。审视狄金森寂寞的一生,不难发现她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她在自我个性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压抑而孤独,因为孤独而隐居进诗歌的世界,在诗歌中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由此狄金森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圆满,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一追求真与美,追求妇女平等、追求信仰自由、追求爱情自由、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由、追求生命的永恒和不朽。狄金森在诗歌中创造了丰富的世界,在精神上完成了由孤独到自由的转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论文首先从分析狄金森寂寞的原因入手,意在阐述她的寂寞是由于追求自我个性的发展而受到现实社会的种种压抑。接着探讨她由孤独而逃离的心理历程,从而说明她的逃离是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论文重点探讨狄金森在诗歌中获得了自由,实现了自我价值及人生追求。她在诗歌中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阐述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宗教观,爱情观,创作观及生死观,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现实中无法求得的一切在精神的世界中得到了自由与圆满。
本文以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作家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长篇小说《我们》为研究对象,对《我们》中未来社会的构成、运转、道德伦理等以及这个社会的生存悖论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揭示扎米亚京对人类社会的一些超意识形态的思考和预见。 首先从小说的文本出发,着重分析大一统王国的社会构成和机构构成,与《1984》和《美妙的新世界》进行简单对比,并从生产、分配、政治制度和法律四个方面来分析大一统王国的社会运转,由此看出大一统王国的一些基本的表面特征,如:消灭了阶级差别、平均配给制、全民直选等,和表象下所透露出的独裁与极权本质,从中总结出王国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尺度。 第二部分主要运用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美国著名学者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的观点进行分析,先证明大一统王国是一个>客体化<的世界,然后逐一分析王国的四点伦理道德和价值尺度——1、否定自由;2、否定个体;3、绝对理性;4、绝对平等,以及这四点伦理道德中包含的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这是王国所有号码的悲剧的根源。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扎米亚京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个人思想与超越意识形态的思考和预言:1、普世的弥赛亚,一种打着>自由<、>幸福<、>国家安全<等旗号的强制拯救;2、人的异化,人被训练成机器;3、极权与个人崇拜;4、熵与反熵,包含扎米亚京反对思想僵化和革命无限论的思想。这些思考由于意识形态的狭隘与时代大环境造成的短视被视为>异端<,造成扎米亚京个人的悲
佛洛姆雖然沒有提出系統的教育理論,但其理論以人的全面發展、充分誕生為目標,以建立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理想,冀望人人覺悟異化的實相,努力克服非理性的熱情與性格,發展生產性格,以解決生存的矛盾,而能夠健全的生活,實具有教育理論的內涵。本文所嘗試為其建立的教育理論,奠基於其人性論、異化論與歷史唯物論,既重視人本身人性力量的發揮,也重視社會整體結構對人發展的影響,有別於先前對其教育理論探討者之忽視社會結構的分析。其人性論承繼馬克思的人性論,以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的社會存有為人的本質,同時又根據其心理分析實踐的反思,以內在於人生存處境的矛盾為人的本質。人要獲得自由,必須擴大對自己無意識的覺察,從無意識的壓抑中解放出來。在最深的無意識中,人可以覺察到普遍的人性,而體驗到與所有人類為一體。一般人無法意識到如此深的無意識,但如能意識到其性格結構、社會性格、社會無意識、社會的意識形態等,則能覺察到諸種壓抑其自由發展的內、外在障礙。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促使人發展非生產性的市場性格、接受性格等異化的性格,又發展出產業與人工頭腦時代的宗教,來強化這些性格。人由這些非生產性格發展出貪婪、自戀、亂倫固著、威權性格、破壞性等非理性熱情,又屈從於匿名權威,成為自動機器人,遂不得自由發展。人由生產性的工作、工作社群、產業民主、健全消費、全民參與式民主、集體藝術、人本主義的宗教與教育,可以發展生產性格結構,發展生產性的愛與理性的力量,以克服與自我、他人、自然異化的生存矛盾,而達到與世界合一的真我,真正得到自由的發展。生產性格者能夠帶動產生更多的生產性格者,一個社會若有許多生產性格者,就能逐漸轉變社會盛行的價值與觀念,進而逐漸轉變社會性格與社會的生產方式。佛洛姆以生產性的愛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格物致知的修養功夫相似,必須格除私欲,克服自戀等非理性熱情,以無我的愛與世界關聯,心清淨無染,才能看清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展愛與理性的能力,及其他的人性潛能。故學為聖人,放下自我,從自我的牢籠中脫離出來,乃人得以自由發展的重要關鍵。以「存有」情態學習人類導師與人本宗教的教誨,知行合一的實踐博愛,能夠克服自戀,發展生產性格。能相當程度的發展生產性格,解決生存矛盾之後,才能健全的生活,發展各種人性潛能。生產性格的教育者與領導人「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將家庭、學校、公司等小團體,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學習社會,可以促進所有成員生產性格的發展。這種學習社會可以漸次擴大,而將整個社會、國家建立成以愛生性為導向的團體。經由教育者的愛與人格典範、童蒙養正、教勞結合、內在自我實現動機的啟發、落實所教內容、對受教者的信心,可以幫助人發展生產性格,克服異化。教育學的理論與實踐,應更重視整體社會結構與歷史對人的影響,應更重視德育對人整體發展的影響,避免將自私、異化的人視為常態,而應以幫助人發展成生產性格者為目標去進行研究與實踐。
This author posits that, perhaps because of its religious implications, psychoanalysis has historically avoided speaking of forgiveness, although playwrights have often depicted forgiveness as a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at can help resolve cycles of anger and revenge. The Laramie Project (Kaufman et al., 2001), a play about how a U.S. town deals with a murder and its aftermath,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forgiveness offers an exit from vengeance. The play points to both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roles that religious ideas play in human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play itself avoids some of the painful processes that enable human beings to locate forgiveness. This paper draws on psychoanalytic literature, social commentary, and plays by Aeschylus and Shakespeare to demonstrate how the mechanisms of forgiveness operate. In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although enabling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forgiveness can be extremely difficult, ignoring these processes may be life-threatening.
In their commentaries, Sandage and Frommer each describe ways in which forgiveness may be intrinsic to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But their papers also point to one of the great difficulties of promoting forgiveness as the goal in either theater or therapy, which is that the need to control the healing process can actually impede that process. This reply examines how that need may have undermined the writing of The Laramie Project, and it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help audiences and clients find true forgiveness, playwrights and analysts may need to relinquish their own righte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