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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力图把>当代病态<这一议题做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尝试清楚地阐释它。我阐述了一个文化政治模式,即(a)为什么病态以多种形式,并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b)如何干预泛滥的病态,并最终根除它。此模式借鉴了埃里克·弗洛姆的工作成果,他阐明:在许多或大多数社会里,病态是如何成为正常社会的,心理的活动的特征的。这篇文章还讨论了两种流行病态模式,它们误解病态,非正确,因而不能纠正、根除或预防病态。第一种错误解释病态的是标准生物医学模式。第二种错误解释病态的是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模式,它否认所有病态,并坚持认为所有行为包括病态是个体选择和主动性的积极表现,必须得到确认和接受,而不是纠正。
埃利希·弗洛姆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洛姆以>渴望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机制吗<为研究起点, 探讨人性与自由的关系, 揭示了人之自由困境的成因。他通过对各个历史阶段人们自由程度的分析, 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们>逃避自由<这个命题。为什么追求自由的人们最后走向逃避自由?这是我们研究弗洛姆自由思想最重要的抓手。此外, 弗洛姆将精神分析纳入社会领域, 从心理学视角解释人的异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他以人格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倡导建立健全的社会。这些都使得弗洛姆的自由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弗洛姆的思想进行整合和梳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解读, 通过其对自由的独到和深刻见解, 为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此同时, 对弗洛姆自由理论的研究还能够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论文具体研究架构如下。第一部分, 主要介绍弗洛姆自由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通过结合弗洛姆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 以犹太教的救世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异化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弗洛姆自由观的思想渊源。第二部分, 主要介绍了弗洛姆有关自由之困境的思想。分别从人的个体化进程、人的需要和人的性格结构三个方面进行整体分析, 借助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 探索个体现实困境与自由的关系, 揭示人性和自由的内在联系, 从而进一步探求逃避自由的深层原因。第三部分, 主要针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进行详细阐述。结合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 按照从自由的界定、逃避自由和实现积极自由的路径探讨的顺序逐步深入, 进一步突出弗洛姆自由观的合理性和深刻性。第四部分, 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 并阐述本人对弗洛姆的自由观理论的的认识, 给予其自由思想以客观评价, 突出其时代地位和独创性特征。
纳博科夫文学心理学是近几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纳博科夫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荼毒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抹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他所评析的艺术必定存在性象征,所讨论的话题永远离不开作家的儿时情结,是个庸俗、非理性、不懂美学的>维也纳巫医<。纳博科夫常在他的小说中以弗洛伊德理论为诙谐模仿对象,导致他笔下的人物多呈现性格执拗、极端处事、非常态化的心理特点,他的小说也因此被文学评论界评为>心理学小说<。本次研究试图结合作家的文体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作家在访谈中有关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部分,从镜像>主-客体<理论、两性图腾、力比多能量等视角,以思辩性理论为主,实证性质性工具为辅,分析作者诙谐模仿精神分析的用意。通过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运用澳洲公司所开发的质性研究软件Nvivo8.0编码归类,总结作者所著的小说里持有的心理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存在、时间、记忆、梦、性、爱情<这六项心理学主题。另外,作者所运用的文体技法也巧妙的将这六项主题融汇其中,使作品传递的思想更加多元。本次研究基于理论思辩的基础可知,作家的意识并非等同故事中>我<的意识。拉康学派的>镜象<理论充分在纳博科夫所塑造的双重>我<中得到证明;纳博科夫所持有的>双重世界<概念,也在每部小说的心理学主题上得到呈现。进一步采用质性研究工具比较心理学理论与小说情结核心观,发现二者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深入分析可知纳博科夫文学所蕴藏的心理学思想分别有:存在主题:拉康的主-客体>镜象<理论成为纳博科夫>双重世界<观的基础,它所表现的游戏思维模式隐藏这样一条法则,即>主-客体<意识的所占比例与自我认知、行为、性格息息相关。时间主题:分别以实验心理学、现象心理学理论为依据,阐明时间存有两种特性。动态性时间与个体的有意注意、直接经验有关;静态性时间与个体意识所处的客体空间属性有关。记忆主题: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为基础,对于主体而言,个体意识流的运作与记忆属性有关;对于客体而言,记忆瞬间的储存模式与欲望下的功利主义有关。梦主题:以精神分析拉康>镜象<理论为基础,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为目标,阐述梦的产生机制,即主体意识与客体环境通过无目的的组织、重构,最后帮助个体更好的认识自我,实现人类的社会属性,区别于自然界的动物属性。性主题:将精神分析、进化心理学作为依据,阐述主-客体意识在两性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主体意识而言,自然造就个体适应群体的>性<繁衍法则;对于客体意识来说,性适配器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变两性关系的所属地位。爱情主题:继性章节理论为前提,分析主体意识在两性关系所起的作用,实乃>自私<的物质之爱;客体意识在两性关系所起的功能,是伴有>利他<主义、情感、能量协调的精神之爱。而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共同结合而形成的意志之爱,则是纳博科夫最为称赞的崇高之爱。总结,纳博科夫所主张的文学宗旨是具有>镜像<般的现象学,及精神分析学派所主张的内省意识观意义,它们分别在>主体<与>客体<的意识中发挥作用。纳博科夫小说所隐藏的六个心理学主题思想,其理论分别涵盖了精神分析学、现象心理学派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作者所坚持的>双重世界<观,即>主-客体<的意识奠定基础,同时也预示作者所想表达的>棱镜<艺术意义。此次研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也为今后的文学诠释学提供借鉴,对今后研究纳博科夫文学、作家心理学思想提供宝贵的理论依据。
托马斯·品钦是当代美国文坛最著名的后现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奇谲诡异的构思、百科全书式的叙述、神秘怪诞的情节和富含哲理的隐喻而著称,颇具影响力。《拍卖第49批》是品钦的第二部小说,虽是他所有长篇小说中篇幅最短的,却有着>体小而才华横溢<的美称。小说围绕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太太(奥狄芭·马斯)追寻神秘组织特里斯特罗的故事而展开。该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1967年获得由全国文学艺术学会颁发的>理查德与希尔达·罗森塞尔基金奖<。这部小说写于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最动荡的10年。在此期间,毒品文化兴起,越南战争,摇滚革命同时爆发。这也是约翰·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各种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突起的时期。这部小说充分展现了这场文化运动,描绘了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拍卖第49批》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混乱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本论文将结合熵定律,并借用弗洛姆的相关理论,探讨《拍卖第49批》的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揭示品钦小说所反映的后现代熵化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首先是分析文中后现代熵化社会的特征,如支离破碎的亚文化,扭曲的信息传递和无效的交流系统,病态混乱的美国社会。其次是分析文中人物所遇到的生存困境,主要是人的异化和物化,情感的孤独,真爱的缺失,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分析品钦给出的解决方案以及他提出的社会改良政策,包括追寻的意义,交流的重要性。最终得出结论,品钦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揭示了社会的熵化现状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极权的蔑视、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
评论家及学者对乔纳森·弗兰岑及其作品的关注与日俱增,一度引发>弗兰岑热<。作为弗兰岑的代表作之一,《自由》(2010)探讨了诸如自由、环境保护、战争、人口过剩等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国内外有关《自由》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关于该小说逃避主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基于埃里希·弗罗姆及段义孚关于>逃避<的研究思想,本文拟从逃避自由、逃避现实与逃避动物性三个方面对该小说中的逃避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分析人类所面临的自由困境及积极自由的实现,阐释逃避现实的双重内涵,并探讨道德与人性在规避动物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指出《自由》中的逃避不仅仅只是消极逃避,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归与自我实现的方式。论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引言,主要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背景进行简单介绍,梳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论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第二章,理论框架。主要对埃里希·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及段义孚的《逃避主义》进行介绍,并梳理出有关逃避的主要准则,为论文第三章至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分析部分。在第三章,从权威主义与破坏分析探讨了逃避自由。在第四章,从迁移与想象分析探讨逃避现实。在第五章,从规避动物性与呼吁人性分析探讨了逃避动物性。第六章,结语。归纳总结逃避主义在该小说中的体现,点明逃避在该小说中的复杂性及积极意义。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psychoanalytic sanitarium (Therapeutikum) directed by Frieda Fromm-Reichmann and Erich Fromm in Heidelberg from 1924 to 1928. The Therapeutikum aimed to combine adherence to Jewish ritual with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and radical politics for a group of GermanJews who were rethinking their Orthodox backgrounds in light of new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and modern sensibilities. Visitors to the sanitarium included many leading German-Jewish thinkers, and Heidelberg’s proximity to Frankfurt placed the Therapeutikum in the orbit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near a major hub in the renaissance of Jewish learning then occurring. At the centre of the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of essays by Fromm-Reichmann and Fromm that subjected Jewish ritual (kashrut and shabbat) to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Appearing in Imago in 1927, the articles marked the two writers’ public break with Orthodox Judaism.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Imago articles marked a crucial moment in th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German Jewry. Even if the Fromms’ synthesis of Freudianism, radical politics, andJudaism was conceptually shaky, their sanitarium illustrates the centrality of psychoanalysisças a sensibility, a hermeneutic and above all away of creating social and communal bondsçto a generation of GermanJews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of German and Jewish modernity.
Erich Fromm’s analysis of >pathological normalcy< offers promising social-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help transcend the contemporary, >domesticated<, diagnosis of social pathologies. This article commences by briefly tracing the numerous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orthodoxy, epitomised by the recognition-cognitive >pathologies of recognition< approach. A sympathetic reconstruction of Erich Fromm’s diagnosis of pathological normalcy is then presented as a promising palliative. The strengths of Fromm’s social-theoretical framework are then outlined: Fromm’s scholarship presents a structure through which objectively inadequate and contradictory social conditions can be diagnosed, while emphasizing their important connections to the social-psychological pathologies which sustain them. The efficacy of Fromm’s approach is then defended against post-modern and social-constructivist critiques. This article thus supports the rehabilitation of Fromm’s work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mainstream as an important antidote to the ‘domesticated’ framing of social pathology which continues to dominate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