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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洛姆是美籍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宗教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非常卓越的建树。弗洛姆终生致力于弗洛伊德学说研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他的学术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观点散见于《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和《爱的艺术》等著作之中。本文以《逃避自由》为主要解析资源,结合弗洛姆的其他专著、论文等来论述哲学家的逃避自由机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身居德国的弗洛姆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时期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暗流涌动的思想中深藏着潜在的社会悲剧和不可预知的人类未来命运。有犹太人身份的弗洛姆更深刻地体会到犹太民族可能要遭遇的磨难。自由,这个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状态,其实恰恰可能是需要逃避的灾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洛姆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为依据,对人逃避自由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形成了他关于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从逃避自由机制的原因、内涵、解决方法、意义和价值几个方面分析弗洛姆的理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民族身份和他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的关联以及对自由概念和逃避自由思想的根源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探讨了目前国内外对弗洛姆逃避自由机制的研究现状,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尚有哪些主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第一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生成背景》从个体和个体性概念入手来探讨自由和逃避自由思想的谱系,指出早在古希腊先贤的著作里(尤其是柏拉图)就存在对人自由意志的探讨。通过对自由谱系的勾勒,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古希腊而言,自由和宇宙的神性有关,人在勇敢地说出>我<这个词之后,在形式上摆脱了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弗洛伊德学说对人认知的刷新,自由不再是个体的私人叙事,而是对整个时代症候的诊断。弗洛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展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第二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切入路径》探讨了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发生学原理,哲学家正是从宗教的角度发现逃避自由的路径和可能。弗洛姆之所以选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来分析宗教与自由的关系,是因为除了日常生活,宗教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是窥见其行动秘密的重要线索。第三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理论与现实》将重点放在逃避自由机制的具体情境和核心元素分析之上。具体而言,论文对弗洛姆理论视域中关于逃避机制中的几个重要术语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了弗洛姆逃避自由的路径问题。最后,我们以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和童年创伤为例,对逃避自由和个人意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历史是许多因素的综合,并无规律可循,希特勒的存在完全是个偶然,但这个偶然却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
弗洛姆作为人道主义哲学家, 人的问题贯穿其思想的始终。自由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内涵。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思想, 弗洛姆认为传统的自由观因为缺乏人的心理分析而不得不使用笼统且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自由问题, 难以认识到自由的本质, 因此, 他主张从心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阐述自由的概念。弗洛姆传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把心理学的分析引入到其自由思想当中, 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理学视角的自由思想。弗洛姆心理学的独特视角为自由思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让人们能在微观层面一窥自由的奥妙。但弗洛姆自由思想本身也存在着抽象人本主义的自由观, 片面夸大自由主体的心理作用, 自由实现路径的空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正是克服弗洛姆自由局限性的利器。在马克思看来, 自由问题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实践的问题, 自由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弗洛姆自由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其对于实践的背离, 没有完全认识到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 个人的心理也只是实践中发展的产物等。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尝试性的克服, 以马克思实践的现实的主体取代弗洛姆抽象的自由主体, 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弗洛姆健全社会的空想。
Patients contribute to analytic endeavors through a knowledge of their own unique ways of organizing their experience, of building an intersubjective space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of the type of life that they consider worth living, and primarily of their specific passions and yearnings. The more that therapists allow the patients’ unique self-knowledge to influence their therapeutic perceptions and decisions, the further they will advance patients’ status as co-experts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therapist to create and formulate new, richer knowledge.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t is suggested tha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patients’ self-knowledge is excluded from the therapeutic dialogue is that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the therapists’ rich and deep knowledge challenges the patients’ self-authority. Through an illustrative vignette, therapists are recommended to use a meta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to restore the balance that has been undermined between the therapist’s authority and the patient’s self-authority.
Analytic therapy enables patients to relive and repair failures to promote their mentalization by parental figures. However, therapists also fail temporarily to provide the patients with a growth-promoting environment when their patterns of reflexivity on the patients’ experience are undermined. These temporary failures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rapists to access unformulated knowledge about their patients’ experiences and enrich their reflexivity on them, and for the patients to promote their ability to hold themselves in their own minds.
以>孤独的猎手<著称的二十世纪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苏童,尽管生活时代和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但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活的孤独,尤其是隔绝的南方世界里底层的边缘化的人物的孤独。目前评论界对两位作家单一的研究较多,但是比较研究鲜少涉及,对于两位作家作品中孤独主题的比较研究更不多见。本文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角度出发,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两位作家经典作品的分析,研究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是如何呈现孤独这一主题,揭示两人孤独主题书写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探讨两位作家孤独主题写作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引言部分是对两位作家研究现状的分析,重点回顾了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简要说明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第一章从边缘化的人物和隔绝的南方世界两方面,分析两位作家对孤独主题的文本呈现。论文认为这些边缘化的人物都表现出对于归属感、爱和精神支柱共同的追求。此外,虽然两位作家笔下的南方各有特点,但隔绝、工业化以及暴力却是构成他们笔下孤独南方的共同因素。第二章以>颠覆<为关键词,运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认为孤独中的人们并不是一味的受孤独的压迫,而是在短时间内通过>狂欢<和>逃离<的方式实现对孤独的颠覆。然而,颠覆孤独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作品中的人物再次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因此第三章,运用弗洛姆关于孤独和异化的理论,从社会现实和个体困境两方面分析颠覆孤独失败的原因。结论部分对两位作家进行综合比较,总结两位作家在对孤独主题的呈现中表现出共同的>孤独-颠覆孤独-失败<的模式和不同的刻画孤独的艺术手法,揭示孤独的普遍性和无可避免性,阐释两位作家孤独主题写作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一方面,两位作家对孤独主题的共同关注和体认为我们反思当下人类的精神状况提供不可或缺的镜鉴。另一方面,两位作家对孤独主题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孤独主题在世界文学中的表现;苏童对意象的运用以及麦卡勒斯对怪诞形象,尤其是对双性人形象的关注,都体现出两位作家孤独主题书写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
>自由与信仰<一直是人类精神维度的重要主题,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纳博科夫所共同关注。作家表现出的>自由与信仰<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浅尝辄止或和睦共存,而是通过对双重人格在人性深处的投射,不仅揭示出>自由与信仰<时刻处于对峙状态,充满冲突与纠葛的紧张关系,而且将>自由与信仰<所引发的对个体存在意义方面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及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可怕后果一同显露出来。本论文运用新批评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以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姆、阿德勒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的相关思想理论为依据,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纳博科夫的《绝望》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自由与信仰建构的形而上层面,分析、比较和挖掘作品《罪与罚》和《绝望》的内在意蕴,探索两位作者在追寻自由和信仰背后的灵魂归处。二位作者运用超人哲学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双重人形象,对个体的存在价值及拥有的权力进行不同的尝试与选择,将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和基督教信仰间的逻辑勾联于同一思想界面,在赋予主人公彻底与极端的自由性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自我归属,意在表达对>唯我论<彻底的否定,从而说明个体存在需要信仰的支撑。尽管二者作品中主人公对宗教信仰持不同态度,但其最终结局均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纳博科夫相信某种神性力量的存在,都强调了个体在面对苦难、罪恶时要汲取宗教精神,摆脱困境的理念,最终使某种超验性对个体人类精神方面的影响与帮助得以确认。本论文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绝望》与《罪与罚》在精神层面既共通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对个体存在不断设问与解疑过程中,引领读者踏上属于自己灵魂皈依之路,为深处精神危机的当代人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思考。
《无声告白》是80后美籍华裔女作家伍绮诗的小说处女作,2014年6月26日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该作问世后好评如潮,不仅跃升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还于同年荣登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榜首。这部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了一个跨种族婚姻家庭成员间所经历的情感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无声告白》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族裔理论、女性主义、身份理论、家庭教育上,还未有系统阐述隐藏在这些题材之后的>爱的问题<。本文以埃瑞克•弗洛姆主要在其《爱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爱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无声告白》中莉迪亚死因的分析,启发人们如何去爱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伍绮诗本人的生活经历及其小说《无声告白》的创作背景和媒体评价,总结了至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无声告白》的相关研究成果,并阐述了本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部分,介绍了埃瑞克•弗洛姆爱的理论的提出背景,阐述了爱的理论的核心内容——>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病态的爱<、>爱的实践<,最后简要概述了《无声告白》与弗洛姆爱的理论之间的联系。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无声告白》中悲剧的>序幕<——由于>与众不同<的外貌从小备受歧视的詹姆斯,在一次次融入美国社会的绝望挣扎中愈发自卑敏感,通过对这一性格缺陷的剖析,呼吁人们客观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博爱凝聚团结。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无声告白》中悲剧的>高潮<——詹姆斯和他的妻子玛丽琳由于沟通缺失导致的婚姻危机,探讨了维持夫妻关系和睦的>爱的要素<,即彼此之间坦诚的沟通和交流。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无声告白》中悲剧的>结尾<——莉迪亚以放弃自我为代价来满足父母过高的期望,通过对莉迪亚父母>施虐倾向<和莉迪亚>受虐倾向<的批判,指出父母不要过多干预孩子的成长,要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无声告白》的悲剧成因:父亲詹姆斯自卑敏感的性格缺陷引发婚姻危机,夫妻之间的不坦诚导致家庭关系濒临破碎,生活在这种氛围下的莉迪亚,默默承受着父母令人窒息的>爱<,最终迷失自我,选择自杀。为了避免类似家庭悲剧的发生,文章最后呼吁人们学会客观、理智、真诚地对待自己以及身边的人。
余华和麦克尤恩分别是当代中英文坛的重要作家,《时间中的孩子》和《在细雨中呼喊》是两位作家创作成熟的代表作,儿童形象在两部作品的结构和主题中均占中心地位。目前,关于两部作品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儿童形象也是研究的重点。然而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并未发现两部作品儿童形象的比较研究,针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结论也仅仅停留在儿童形象的非常态呈现或成长主题上,鲜少涉及其儿童形象背后的异化身份问题。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中异化主题的梳理,本文发现在中英不同的异化文学语境中,两部作品的异化主题异中有同。本文以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和埃里克森的儿童身份危机研究为理论基础,对两部作品中怪异的儿童形象进行文本细读和平行研究,在异同点比较中着重探讨两部作品在儿童与成人身份错位这一异化问题上展现出的共通性。从这一据点出发,本文进一步挖掘两位作家对儿童形象身份异化问题的共同思考,拓宽关于两位作家以及文学中异化主题的研究视野。本文第一章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儿童形象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个体在社会权力与空间影响下产生的身份异化,第二章着重探讨个体在友情、爱情、亲情三重人际关系中的身份异化,第三章深入挖掘个体的自我身份异化,结论部分指出麦克尤恩和余华在文学创作中聚焦本国社会,共同揭示了儿童形象的身份异化问题。尽管两位作家的异化主题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但通过独特的儿童形象塑造,两位作家展现出中西方对异化主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对因异化产生的身份危机的共同担忧,在揭示当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同时试图为此寻找出口。
人有精神需求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性。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人们对经济和物质的过度重视使得对人本身价值的关怀也变得>物质化<。生活富足的今天,人的精神状况、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人们对外在物质财富的追求逐渐变为片面的、单纯为了占有而占有的行为。人的精神不再具有内在创造性,人本身也失去了自我感和价值感。商品经济的成熟,带动着人、文化、科学、传媒等各方面的商品化,使人的心理和精神变得庸俗化。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利希•弗洛姆,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考察实验室,从考察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总结了身心需求无法满足导致了人们精神病态的表现。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性格的异化。社会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使人们失去了自我反思的意识,对自身及社会存在的问题无法察觉,习惯当下的社会文化模式,从而失去个体内在的创造性。弗洛姆总结人精神健康的原则不在于个人是否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在于个人是否能形成创造性人格,是否能与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存在实现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能否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使人达到这一标准,就成为人是否具有健康精神的重要参考。当社会不能提供符合人的个性及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人类整体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危机。所以,弗洛姆从个体需要及社会如何为人的发展提供需要出发,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健全之路及个人通过创造性的爱来克服自身个性缺陷,从而消解人类精神生活危机的办法。弗洛姆关于精神生活危机的相关理论,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吸收了弗洛伊德性本能、个人性格等相关理论。同时,融合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的>社会性格<理论是一种创新,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弗洛姆提出的关于社会健全的准则>社会要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所需条件<的相关思想,也与当下我国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有相似之处,弗洛姆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危机思想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伊迪斯•华顿(1862-1937)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其多数作品主要关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流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内心挣扎与精神困境。她的首部成名作品《欢乐之家》围绕女主人公丽莉•巴特展开,讲述她欲入豪门未果,步步跌落至社会底层,最终不堪忍受精神折磨而自杀的故事。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将异化概念引入到了心理学领域。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异化,重点阐释了人与自我的异化关系。弗洛姆认为异化无处不在,且人的内心随之出现严重的无力感和疏离感,进而可能导致人的精神危机。弗洛姆指出,人们可通过改良社会和培养爱的能力来消除异化。本论文以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基石,分析《欢乐之家》中女主人公丽莉的异化境遇,旨在从异化角度探索丽莉的悲剧成因,进而体悟作者在作品中体现的人文关怀。除引言和结论外,本论文共有三章。引言部分概述伊迪斯•华顿和她的小说《欢乐之家》,综述《欢乐之家》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介绍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第一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丽莉的异化表征:她在浮华都市生活中的异化感,她与其他人的异化关系以及她与自我的异化关系,展现了丽莉在都市生活、社会交往以及个人内心三方面所经历的无力感、孤独感和疏离感。第二章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方面分析导致丽莉异化的原因。认为导致主人公异化的社会原因在于当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客体化,消费社会对人的抽象化和社会交往中隐形经济规律对人的操控;家庭原因在于主人公父爱的缺失、母亲的控制以及亲人的冷漠;个人原因在于主人公的市场取向性格与缺乏爱的能力。第三章从两个方面探析丽莉为消除异化所做的努力。丽莉感受到了异化带来的心里痛苦与精神折磨,希望通过积极培养爱的能力和努力建构自我身份来消除异化感,但却没能成功消除异化。结论部分指出:通过分析《欢乐之家》中丽莉的异化表现及原因,可以看出,丽莉感受到了异化带来的心里痛苦与精神折磨,希望通过培养爱的能力和建构自我身份来消除异化感。虽然丽莉最终精神彻底崩溃选择了自杀,未能走出异化的泥沼,但主人公为消除异化做出了巨大的挣扎与努力。它警醒人们异化给人带来的无力感、孤独感和疏离感,启示人们可通过培养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力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完整性.
人类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现并逐渐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就当下社会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并勾画出其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一般认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构想起源于托马斯•莫尔。但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在其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中提出了>理想国<这一理想社会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学者们不断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的弊端提出自己新的理想社会理论,如中世纪后期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各代表人物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各阶段的代表思想等。即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对理想社会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且不断涌现新的观点。诸多学者都就现存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对策,也对未来理想社会架构给出了自己的构想,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各个阶段都有学者对社会改革发展提出不同见解。其中宣称要>为社会诊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艾里希•弗洛姆,就认为当下繁荣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提出要通过整体变革来建立一个>健全社会<。与以往学者从政治经济角度对社会进行分析批判不同的是,弗洛姆从个体的人性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入手,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心理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提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同步整体变革来构建一个健全社会。本篇论文首先简单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未来理想社会构想的发展历史,接着从人性、异化、社会变革方案等三方面入手,力图周全的展现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的整体概貌。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中的优缺点进行深刻剖析,并就健全社会这一社会构想是否可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在评析其理论时,与我国当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以求展现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中的闪光点对我国美好新中国的建设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并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于1962年创作了《金色笔记》,全书由小说>自由女性<、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以及>金色笔记<构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色笔记》的主题、结构和艺术形式。目前很多研究都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了女主人公安娜•伍尔夫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安娜的形象和自由女性的异化。然而,在《金色笔记》中,男主人公索尔•格林一方面对安娜的追求自由和实现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索尔作为男性,也同样经历过痛苦、迷茫、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经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一主题。本文试图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角度,运用埃里希•弗洛姆关于社会、人的自由、博爱一系列哲学观念,探讨《金色笔记》中男女主人公安娜和索尔如何走出孤独、逃避现实的困境,寻求人的存在意义,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过程。弗洛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只有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的心理状态下,才能使人们获得积极自由。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处在消极自由状态后,曾尝试各种方式逃避精神困境,但都没有得到解脱,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最后,他们终于积极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了人的存在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文的结论为:《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在现实中遭遇了感情、事业和信仰等各种挫折。这是由于社会偏见、男权对女性弱势的影响造成的。安娜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了爱情,事业成功,最终投入社会实现了自我价值。然而,男主人公索尔在事业、信仰中遭遇挫折,同样陷入消极自由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男性作为自由的现代人一方面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爱、事业、信仰。这表明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现实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困惑、孤独。索尔通过努力最终获得爱,事业成功,找到了信仰。这是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人只有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积极自由,融入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莱辛在《金色笔记》中表达的这一观念超越了女性主义反对男权、女性独尊的狭隘意义,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拥有的思想境界。这是《金色笔记》这部作品所隐含的主题之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更宽阔地视角研究了女性在社会中存在意义与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经济独立、思想平等的基础上,需要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并以博爱为理念,积极融入社会,最终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的意义。
The 50-minute hour is a feature of psychoanalytic work that is most commonly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case reports. This paper examines it as a concept. The author starts by describing the origin of the 50-minute hour and its development as an element of the psychoanalytic setting or framework. Next, he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lock as a relational factor in the session and reflects on the alienness of the time of day to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lienness. He then uses a clinical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stretching effect of time in analytic sessions. Finally,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cleverly the 50-minute hour excises the time needed for unconscious processes from our accelerated present; he shows that it challenges the social convention of time, and has a structuring effect in that it >times< psychic processes.
19世纪中叶,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得以形成。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史观初步表述的萌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唯物史观第一次完整表述。但遗憾的是《提纲》与《形态》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出版,唯物史观是通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完成与总结,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被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①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大多是描述式的、非系统性的,恩格斯晚年依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系统的整理、总结与阐释。这样,就给学术史上有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留下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与阐释。本论文力图依托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建构的线索及其留下的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溯本清源,辨析正误,考究得失。通过分析哈贝马斯、莱尔因、广松涉、实践唯物主义等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尤其注重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另起炉灶,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始终没有论述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而往往被学术史所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则具有一种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迪价值。弗洛姆除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作以辩护与澄清外,还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连接纽带,阐明了两者之间内在的转换机制,即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打通了个人微观心理领域与社会宏观的经济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到弗洛姆重释理论的很多不足,比如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思想作了人本主义式的解读,这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本文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探究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重释的价值与得失。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爱德华•阿尔比三次斩获普利策最佳戏剧奖,两次托尼最佳戏剧奖,被认为是继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阿尔比的创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正逢美国社会转型期,政治格局风云诡变——麦卡锡主义肆虐,城市急剧扩张——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过热——消费主义观念盛行,各类社会危机凸显,民众深受同时期>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享乐主义思想影响,沉浸在虚幻的>美国梦<泡影中。阿尔比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创新性地将大量的城市意象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借城市景观展现人物情感,通过空间媒介表现戏剧冲突,力求实现对于城市生活场景的高度还原,客观地展现都市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论文从阿尔比作品中大量的城市意象着手,研究独特的城市空间体系对于民众实现自我救赎、重构社会关系、化解城市危机等问题的重要作用。笔者根据阿尔比不同作品中的城市形象特征和主题,从城市空间的视角构建论文框架,分别从>边缘<城市、>拟像<城市、>镜像<城市和>理性<城市四个方面讨论剧中人物在城市空间的生存状态和剧作家城市表征的具体手法,探讨剧作家通过14部戏剧所传达出的对现代城市危机的担忧和拯救城市的愿望。绪论部分对于阿尔比的生平经历、写作背景、创作风格、作品特点进行了归纳,对于城市空间理论进行了梳理,对阿尔比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综述,对论文的框架进行了阐释。本研究结合亨利•列斐伏尔与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辅之以大卫•哈维、齐美尔、凯文•林奇等人的城市理论,以及拉康的镜像理论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探讨了阿尔比作品中的角色与个人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之间复杂的对抗模式,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危机,还原了阿尔比本人、以及剧中人物实现自我救赎、家庭救赎和社会救赎的心路历程。第一章>边缘<城市主要以阿尔比的4部戏剧为核心,从分析戏剧人物的生存状态入手,探讨这些群体在城市空间被挤压的边缘处境。论文首先从挖掘历史背景入手,探讨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城市发展和城市人生活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城市暴动和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重重危机。本章分别从家庭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危机、自然危机的角度对阿尔比的4部作品进行分析。《沙箱》中现代人伦理缺失,使得家庭危机凸显。年事已高的姥姥被安排在家中的炉子下面居住,没有自由的个人空间,死时只有沙箱般大小的地方可以容纳自己,女儿与女婿对于她几乎疯狂的虐待是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家庭观念淡薄,家庭成员互相割裂的体现。《贝西之死》中女歌手贝西因车祸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因为其黑人身份被医院拒绝在外,最后惨死于院外。该剧再现了黑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突出了他们的无助与无望之感,也反映美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种族危机四伏的现状。《美国梦》中大量社团组织的出现未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新晋的会长竟然公开允许人口买卖,鼓励遗弃年迈的老人。该剧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价值观扭曲、社会秩序混乱,进而引发社会危机蔓延的事实。《山羊》中看似光鲜靓丽的>世界之城<的计划背后,是对于传统自然平衡的破坏和人的丑陋欲望的真实揭露。主人公马丁疏离妻子,移情于山羊,不但毁灭了家庭,还是对自然规律与法则的挑战,从而引发了自然危机。在一幅幅动态的城市生活画面中,所有的危机都被具象化,成为了展示人物形象、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对于具体生活空间进行还原,利用边缘化人物的塑造,凸显危机的严重,阿尔比成功将其经历的危机四伏的城市空间还原到了舞台之上,为其作品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二章通过对阿尔比3部戏剧作品的分析,探讨了剧作家如何通过>拟像<模式,创设戏剧场景,向观众展示人、物、事件、场景背后的潜在联系。阿尔比凭借戏剧艺术手段有力地表达城市危机之主题,在《微妙的平衡》中,阿尔比借助舞台结构空间模拟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画面,以房间为媒介,通过空间力量对抗和博弈,实现了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揭露,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和生存危机。《海景》中大片的沙丘和海滩从表面来看是对于自然环境的另一种重构,但随着大海中一对会说话的蜥蜴的出现,自然环境已悄然演化成社会空间的一个模拟体,在与人类的互动过程中,让人类感悟到人对自然的入侵,进而导致了对自然空间的破坏,形成了现代生态危机。在《迪比克来的女士》中,通过对于>死亡场景<的模拟,阿尔比从全新的角度对于普通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再现,>死亡天使<的到来激起了主人公对于未知状态的恐惧,揭示了中产阶级日益焦虑的精神危机。在这3部作品中,>拟像<城市对于城市场景进行了创新性的还原,通过戏剧结构空间的展现、自然空间的加入、生活空间的融合以及异质空间的冲突,阿尔比全方位呈现了主要角色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心理转变,以及各个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隔离状态,再现了多重的城市危机。第三章>镜像<城市中,笔者借助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来分析阿尔比用以确证自我身份的>他者<形象和>他者<场景,探讨阿尔比如何通过戏剧场景建构、戏剧人物塑造实现从>将镜子中的自我完全等同于自我<的镜像阶段到>将镜中的自我同自我完全分开<的后镜像阶段的过渡。阿尔比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找回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个人的救赎。《婴儿游戏》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婴儿象征了阿尔比本人,也再现了他在刚出生时被收养的经历,伊甸园式的布景和在台上奔跑的裸体儿童等>他者<场景有效地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了桥梁,实现了对于阿尔比童年记忆>空白<状态的再现,也折射出其由于被遗弃所经历的自我意识的缺失。《碎片》中,八位连名字都没有的角色在舞台上分享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些>他者<用对话的形式讲述了阿尔比真实、细碎的生活经历,也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阿尔比在生活中做出的诸多选择,这正体现了剧作家本人利用>他者<的叙述来不断充实自我身份的重要阶段。《三个高个子女人》中,阿尔比将母亲以>他者<形象进行展示,让她和青年时期的自己、中年时期的自己以及阿尔比本人的化身在同一个房间相遇。他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了对话,也再现了母亲眼中的阿尔比,实现了阿尔比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在>镜像<城市中,阿尔比塑造了位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城市空间,将>他者<形象和场景融入到了戏剧舞台之上,突出了其本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反思。通过有意识地将个人角色置入戏剧情境、生活经历融入戏剧情节,阿尔比成功与真实的生活空间融为一体,他在完成关于自我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身份认同之余也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救赎。第四章>理性<城市以阿尔比的4部作品为核心,集中呈现了异化的个人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还原了位于异化空间的主要角色从迷茫到顿悟、从分裂到统一、从隔离到沟通的心路历程。《三臂人》中,三臂人>厌倦享乐<,依靠>第三只手臂<外出演讲获得金钱,他将自已封闭于狭隘的、异化的个人空间之中,拒绝与外界沟通,分裂出的第三只手臂象征了他迷茫与割裂的生活状态。《谁?》中的玛莎希望丈夫乔治继承她父亲校长的职位,不惜羞辱乔治无能,使得夫妻关系紧张,反映出权力欲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异化。乔治和玛莎在和来宾进行游戏的同时,依靠幻想的家庭空间逃避现实,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孩子,追逐利益,正反映了中产阶级精神危机。《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动物园<正是整个异化的社会空间的象征,主人公彼得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他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彼得与妻子安娜貌合神离,与流浪汉杰瑞格格不入,这是对异化主题的最好诠释。《欲望花园》中的詹妮在图丝太太租借的房屋中出卖身体挣取金钱,与丈夫理查在装修豪华的家中心安理得地挥霍着她的>劳动成果<。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社区里的其他家庭相互隐瞒幕后丑陋的性交易,用精心打理的>花园<来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为了金钱而牺牲自尊和道德,从个人、家庭到社会空间层面折射出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事实上,>危机与救赎<主题一直贯穿于阿尔比的戏剧之中,例如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剧作者既通过三个不同年龄段女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影射现实生活中阿尔比与继母关系的危机,同时又表现出剧作者希望与母亲和解,弥补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从而达到心灵上救赎的愿望。这种>危机与救赎<的主题在第四章所讨论的作品中更显突出。>三臂人<在第三只手臂从消失到再出现的过程之中逐渐顿悟,恢复了理性,重新融入了周围的社会,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认知与重拾,达到了自我的救赎;乔治通过杀死幻想中的婴儿将玛莎从虚幻带入现实,从而拯救了濒临破碎的家庭。《在家在动物园》中杰瑞冲向了彼得举起的匕首,跨越与彼得的>精神栅栏<,以死亡为代价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目的是拯救冷漠无情的异化社会。《欲望花园》中的杰克,借助于重生,以换来全社会的道德良知。显见,在阿尔比作品中,>危机与救赎<主题始终相连,在某种意义上,相互依存,共同推进了戏剧情节的发展,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忧患意识。阿尔比以在边缘城市空间中生存的边缘化人物形象展示了人物的生存困境,用戏剧舞台结构空间模拟了真实的城市生活场景,揭露了工业文明危机的迷雾之中,城市的家庭、种族、社会、自然危机,体现了中产阶级群体在城市中遭遇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困惑。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危机之时,在遭遇创作瓶颈的困境之下,阿尔比在戏剧作品中巧妙加入了>他者<场景、>他者<身份,再现了>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并树立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完成身份重拾的过程中也以更为经典的作品回应了大众的质疑,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救赎;与此同时,剧作中的主要角色通过游戏、暴力冲突、>戏中戏<等呈现方式打破了自我隔绝的异化状态,他们在重拾个人身份、定位家庭位置、融入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中,完成了真实、理性的生活状态的回归,也实现了个人、家庭、社会以及灵魂层面的救赎,展现了阿尔比通过戏剧创作来改变现实的良好愿景。阿尔比通过城市书写和戏剧呈现,不仅为剧中人物突破精神桎梏、定位个人身份、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为当今生活在繁忙都市中的每个人提供了精神食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其中,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异化问题。教育异化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因此,探寻教育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寻找切实可行地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对策办法是研究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本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中对教育异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通过对异化观点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梳理,提出教育异化的本质与内涵。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弗洛姆以及马克思的异化观点,通过总结他们的异化观点分析教育异化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第三部分,分析了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异化问题的表现。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方面存在的的异化表现。第四部分,分析了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在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教育自身以及人自身发展三个层面分析产生教育异化现象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对教育异化的扬弃。在总结第四部分教育异化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可能性,然后从改革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教育体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三个角度分析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方法。本文的主要结论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本文对教育异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教育异化是指由于固有矛盾的存在,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分裂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制约着自身发展的外在力量,出现教育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目的与教育取得的结果相对立的社会现象。其次,对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教育体制存在的原因以及人自身发展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扬弃教育异化方面,再一次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将教育目标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从改革教育相关的社会环境、完善教育体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方面对教育异化问题进行扬弃。总之,本人希望通过对教育异化问题的研究丰富教育异化理论,并对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田纳西•威廉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其剧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兴趣。然而,我国对田纳西•威廉斯剧作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仅有少量的专著问世。多数国内外批评家和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剧作中研究的主题。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本篇论文致力于探索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救赎<这一主题。>救赎<这一主题不仅是对田纳西•威廉斯以同性身份为代表的精神危机的回应,也是对1950年至1960年间,麦卡锡主义至文化运动这一动荡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深度回应。本篇论文在探讨>救赎<这一主题时,选取了田纳西•威廉斯的五部剧作:《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琴神下凡》、以及《蜥蜴之夜》。这五部戏剧见证了田纳西•威廉斯戏剧的辉煌开端以及落寞退场。本篇论文通过对>救赎<这一主题表现形式的分类,概括出其流变过程的具体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麻醉式的自我救赎,性救赎,以及以流亡者为最终体现的自我和解。这三个救赎阶段不仅见证着田纳西•威廉斯在救赎思想上的成熟,也与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相互辉映。在此基础上,本篇论文认为,>救赎<这一主题的第三个阶段——>流亡<,使>救赎<这一主题在田纳西•威廉斯的笔下别具一格。从《玻璃动物园》到《蜥蜴之夜》,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剧中人深陷来自道德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桎梏。也是为此,田纳西•威廉斯一生沉浮在现实与思想危机的漩涡中,以谋求<救赎<的出路。伴随着剧中人所面临的的漫漫长夜,田纳西•威廉斯渴望为那些深陷困境的人书写出>救赎<。本篇论文一共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前言部分简要的介绍了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以及创作生涯。并围绕本篇论文选取的五部剧作进行了国内外研究综述的梳理和总结。在前言的最后,扼要的指出本篇论文的中心论点,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意义。论文的第一章,从词源学角度出发,对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的救赎一词下定义,以明确研究的主旨与内容。论文的第二章,分别从五部剧作中总结归纳救赎的三中表现形式,并以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以及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对这三个阶段的递进关系进行分析。论文的第三章,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对田纳西•威廉斯救赎主题的社会成因以及个人成因进行分析。论文第四章,总结与提炼出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对>救赎<这一主题的独到见解。论文的结论部分,重新回顾了>救赎<这一主题在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的流变过程,并再次点明中心论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一1881)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中最耀眼的作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家的巅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作家毕生的哲学思考以及高超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运用了梦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描绘复杂的人物心理,构建情节框架,拓展文本时空,表达作品主题与作家思想。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等人有关心理分析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来解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格鲁申卡和丽萨等五个主要人物的梦。首先总述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梳理了梦出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渊源与发展,归纳了梦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其次阐述了梦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与叙事功能;最后揭示梦作为一种思想表达手段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久负盛名的小说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儿童法案》作为麦克尤恩的第十四部小说,讲述了囿于婚姻、职业、精神困境中的主人公们的斗争与抉择,探讨了性欲与爱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冲突,儿童福祉的保护与法官的职责,自由的两面性等多重问题。本文借助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概念,以弗罗姆的新精神分析作为理论框架,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露现代人荒原般的生存困境,现代人在真爱缺失,个体方向感缺失以及消极自由危机中的反思与觉悟,以及作家对爱情本真的呼唤,对个体走出困境,找寻归宿,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性建议和美好期许。本论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对作家及其作品、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运用的文学理论、论文的意义及主题的介绍,确定了整篇论文的理论框架与结构。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论文第二章深入分析性欲与爱的关系,现代人病态畸形的婚恋观,阐述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普遍真爱危机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论文第三章通过女主人公菲奥娜曾经审判过的三个案例,分析时代背景下法律与宗教,世俗与信仰的严峻冲突,以及个体如何在困境中迷失方向,逐步沦为理性的工具。论文第四章剖析小说关键人物亚当的精神探索及毁灭之旅,探讨自由的两面性及消极自由的典型逃避机制。第五章是整篇论文的结语。在对论文主体部分的分析概括上得出结论:《儿童法案》是伊恩•麦克尤恩书写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又一成功实践;通过聚焦女性大法官这个独特的职业身份,麦克尤恩深入剖析时代病症的根源并指明走出困境的方向。《儿童法案》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与反观具有当下性与现实意义,该作品生动鲜明地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postmodern concep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and the fol-lowing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premises: the critique of the master narratives, 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notion of the autonomous and free subject.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introduce Fromm’s no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self in the time-history continuum. Contrary to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we will insist on Fromm’s non-essentialist notion of being as a paradox and on the notion of the human agency which is crucial for the psychoanalytic (therapeutic) work and a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人性是包含人区别于动物的各种特性或属性的动态系统,在人性系统内部的各种特性或属性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是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统一。人性观即是对人性的总的观点和基本看法。人性观在弗洛姆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弗洛姆的人性观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而马克思的人性观也是贯穿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本文拟对弗洛姆与马克思的人性观进行比较分析,弗洛姆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性使两者的人性观具有某些共同的基础,而弗洛姆对马克思理论的综合又使两者在人性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从>人性<这一核心问题入手,在对弗洛姆与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本文较为全面地阐明了两者人性理论的相通性与差异性,同时也较为深刻地认识了弗洛姆人性观的理论价值与局限,以及马克思人性观的科学性。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弗洛姆人性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弗洛姆人性观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思想来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弗洛姆对马克思人性观的综合,明确本文进行比较的基础;第二部分阐述了弗洛姆对马克思人性观的继承,包括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人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对弗洛姆与马克思人性观的分歧进行了具体分析,主要从人的本质规定、人的发展路径、人的异化根源以及人性解放路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研究发现:弗洛姆将人看作某种有待实现的固定潜能,人性发展史也就是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潜能的历史,人的异化自人诞生起就存在,是由人的潜能要求得到实现,但人的现实处境却阻碍人的潜能实现的矛盾造成,也即人的本质与存在的矛盾造成。而人的潜能的实现就在于通过心理革命和社会改革创造一个符合人性的环境。与之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指出人类的历史也即人在生产劳动基础上不断摆脱纯粹动物的需要,生成人的需要的过程。人的活动成为异己的存在从分工产生的私有制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己状态达到顶峰。因而人的解放就在于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弗洛姆与马克思的人性观进行了评析。本文认为,弗洛姆的人性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人内心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仍具有一定的抽象色彩。而马克思的人性观是科学的人性观,这种科学性体现在对劳动在人性生成中的作用的科学把握、对现实人性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的科学把握。只有正确地理解人性,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生存危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贯穿真正人的尺度。
Die Produktion der Zukunft
(2018)
Po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ence at the moment of a decompens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rethinking the psychiatric concept of >unmotivated laughter< in light of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taking a case study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the inten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rule of laughter outside the conception of the joke (Witz), by 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laughter from Freudia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is review is need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 experience of interpretation of laughter at the time of a decompensation in the schizophrenia of an adolescent, in which (un)motivated laughter formed a symptom. >Jouissance-laughter< necessitates changing the psychiatric understanding of laughter in schizophrenia, where its motivation is not what is comical in the here-and-now. In this laughter, the humorous or comic response of the clinician becomes an interpretation. Published online: 18 Apr 2018.
One of the perennial questions in Shakespeare studies concerns what Coleridge called the >motiveless malignity< of Iago. Instead of looking at Iago as an individual, however, I will argue that he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early modern bourgeois man. Iago’s denial of spiritual values and his mercenary nature can be understood in this light. Fromm’s theses concern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among anal libido, the death instinct, malignant aggression, and necrophilia all find support in Shake-speare’s supreme villain.
埃里希•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精神分析理论主要继承人,其人道主义思想可以称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重要的贡献。弗洛姆的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基于弗洛姆对人性与人类生存状况的分析,即人的本质与实际存在的差距,重点在于将人的需求与现实、对他人与对自己联系起来。弗洛姆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根本传统的基础之上,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下,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开始了自己的人性思想研究,用来揭示西方社会下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病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深刻分析与激烈抨击,弗洛姆尖锐的指出资本主义繁华与虚荣的背后是精神的匮乏与人心的孤独,处在该社会状态下的人为丧失自我而全面异化的人,而为了摆脱这种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似乎越来越逃避自由的机制而去追寻所谓的>自由<,却又陷入深一层次的孤独。因此弗洛姆主张建立和完善健全的人格与健全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从本质中实现人性的自由和发展。本论文在考察弗洛姆所剖析的西方现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弗洛姆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根据现实和理论依据,将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核扩展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论文从人的存在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消费、精神、社会等各领域的典型异化现象,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异化现象的成因,通过>爱的艺术<、自由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以完善健全的人格;从一般的方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以形成健全的社会,探寻人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以及人的生存状况的改造方案。虽然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理论学说存在缺漏不足,但瑕不掩瑜,在对其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思想的内涵,并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围绕>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和谐价值<这一主题,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探寻其思想的现实依据与学理基础以阐明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原因,以期对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初步的把握。传统的犹太教家庭及早年经历引发了弗洛姆对人的问题的思索及对人道主义的兴趣,其所处的>社会实验室<般的以战争动荡,与之后以经济过剩等异化现象为显著特征的时代是其理论的现实依据。在此背景下,弗洛姆在回归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填补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微观世界的空场,同时汲取法兰克福学派等优秀成果,融汇形成自身独特的人道主义思想。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人<。从>人是谁<这个核心问题出发剖析人的异化问题,从爱的需要、自由的实现以及自我的追寻三方面提出人的拯救与回归的方式。在一般的对于不健全人的分析与拯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角度探寻人的生存状况的改造方案——健全的社会,即健全社会制度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思路等,以求改变劳动者境遇、实现真正民主、实践爱和正义的观念。第三章在了解弗洛姆思想背景、解读弗洛姆思想主旨的基础上,剖析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显著特点、独到见解与不足之处。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将现实的人作为主体,将人的劳动作为人能力的表现,将历史与现实不断糅合与展开,具有主体性、实践性、历史性等显著特点。我们要辩证分析、客观看待:既要嘉许其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及马克思人道主义学说积极意义上的调和,也要肯定其对>人<、>自由<、>爱<等问题的关注;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人性论的抽象化与本体化的局限性及其片面强调意识的作用,这也是其>弥赛亚<情结与>乌托邦性<的主要原因。最后落脚到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肯定弗洛姆人道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和谐思想一致性的逻辑根本之上,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肯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构建的深化,在进一步加深、更新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反思叩问自身,以此为启思,探寻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并将其应用于当代社会,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出谋划策。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linicians can arrive at effective therapeutic action by means other than spoken language. The paper presents a view that resonating affective states promote intimacy in the therapeutic encounter and is in fact a vital part of the curative process of psychotherapy. This emotional interchange supplements traditional notions of insight by adding an aspect of an >embodied self< who knows. A clinical case that demonstrates this view i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This paper presents Fromm’s (1900–1980)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religiosity, in light of Hermann Cohen (1842–1918) though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ought, Cohen and Fromm share some things in common. Their critique of culture is based on a unique definition of das Individuum, the human condition. They demon-strate a cautious approach to modernity and progress.
This paper presents Fromm’s (1900–1980)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religiosity, in light of Hermann Cohen (1842–1918) though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ought, Cohen and Fromm share some things in common. Their critique of culture is based on a unique definition of das Individuum, the human condition. They demon-strate a cautious approach to modernity and progress.
In proposing a refounding of psychoanalysis within a humanist perspective, the author suggests a comparison between Elie Wiesel’s discussion of concepts such as witnessing, testimony, and memory as redemption, and Sandor Ferenczi’s idea of the therapist as >benevolent and useful witness,< who, thanks to his/her true empathic and committed participation, in contrast to Freud’s neutrality, enables the patient to achieve real awareness of the split parts within him- or herself, as well as an integr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due to trauma. Against >indifference,< the practice of connectedness, responsibility, memory, love, and forgiveness as true elaboration of trauma and >going beyond< are proposed as tools towards a >persistence of the human<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dehumanization.
I examined a better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the heart-rending emotional state of a client exposed to serious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without experiencing affect attunement from surrounding adults. The clinical case describes a woman in her early 20s who had lost her memory of past sexual abuse by her father. She visited an on-campus student counseling room complaining of feeling she was >not herself.<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ersubjective exchanges involving moments when her traumatic experiences were about to be revived during weekly face-to-face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I took note of the joint attention that developed between us concerning my attunement with her painful emotional experiences. We eventually shared subjective affective states fostered within a safe mental space. Us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we traced the process by which she came to accept the painful memories and associated experiences surrounding the heart-wrenching affect that she had had no choice but to >shroud in darkness,< as well as accepting her feelings of reality. I made use of knowledge from infant research shedding light on how two people can instantly mutually influence their actions and behaviors, and explored, in great detail, what sort of implicit relatedness had developed between us.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十九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继承哥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内容多表现积极乐观表象下的暗涌,在揭示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同时,蕴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境况和人性本质的思索。作家注重挖掘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时代引起的孤独与异化,并将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尽管他的创作理念并未受到同时代作家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伦•坡却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产生深刻影响。他作品中所体现的超前现代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也为其著作赢得经久不衰的研究魅力。本文主要运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爱伦•坡的恐怖小说进行分析。绪论主要针对爱伦•坡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大致梳理,并介绍异化概念的来源和发展,指出从异化角度研究作品的必要性。论文主体分三章展开论述:首先整合异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具体分析恐怖小说中关于人对自我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呈现;第二章从时空维度、叙述视角、叙述对象层面入手,剖析爱伦•坡笔下的异化世界;最后一章,结合作家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分析异化主题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进一步对其作品人物生存状态的探讨,指出作家希望通过人性回归和精神重生来抗拒异化的愿景,力求对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异化主题有更深刻理解。
This discussion explores and compares the explicit interpersonal method of psychoanalysi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and the implicit and until now insufficiently recognized interpersonal method of Sigmund Freud. Interpersonal means interaction via expression of feelings, emotions, and actions, gestures of body and face, and words. The centrality of emotions as motives and movers or action suggests redefining psychic reality as emotional reality. While Freud did not have the word >interpersonal,< invented by Sullivan, he nevertheless acted as an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ist both in his prepsychoanalytic period and, thereafter, from his beginnings as a psychoanalyst in 1893. The othe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a new era of collaboration and cross-fertilization between the IPA and other psychoanalytic authors and organizations.
不管是在心理学还是文学领域,学界对于>孤独<的研究经久不衰。由于人类与生具来的内在矛盾,>孤独<作为一种心理负能量,一直存在在人类精神中,但常常被控制在精神健康的平衡系统中,不被发觉。外在的因素如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剧变会加剧>独孤<,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危机。作为文学主题,作者在描写>孤独<时通常表现出双重重心:既批判并反思社会现实对人类精神的迫害,又用人文主义关怀和诗意的文学手法来表达>孤独<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世纪40年代处在动荡飘摇之中,两部以孤独为主题的作品问世:阿根廷作家萨瓦托的《隧道》和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笔者分析这两部作品发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对于孤独的感受有着相似的起因,相似的症状,和相似的徒劳的挣扎和悲惨的结局。这两部作品的可比性在于:首先,虽然二战前后的精神动乱和存在主义的心理危机是导致主人公感到孤独的共同原因,但文学作为特定社会与个人精神世界的结合,必定烙下那个特定历史社会的印记,也体现着作家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倾向;其次,分析比较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症状,和孤独的挣扎,能够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更加全面地理解孤独和对抗孤独。在弗洛姆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下,本文将分三个步骤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症状,和孤独的徒劳挣扎。通过这三点的对比,本文试图对孤独作为一种>心理危机<有更加系统的理解和应对;通过对孤独原因的分析,本文希望把握20世纪40年代全球发生的现实和心理剧变,以及阿根廷和美国各自暴露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比两部作品对>孤独<症状的文学表现,分析两位作者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倾向。
提到J.K.罗琳,我们必然会想到她的代表作《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小说推出后,几乎全世界为之疯狂。作为一个集合多种文化元素,又将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集于一身的小说,它成功的吸引了文学界的眼球。随着《哈利波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全球的同时,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也日趋升温。但是,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发展来看,以往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罗琳将神话原型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置换变形更加和谐,文化精神与现实反思的表达也更加深刻。但是,对原型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关系,及作者创作小说的用意等等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加仔细全面的探讨。原型理论欲为整个文学批评寻找一种共同模式,借此观点,使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本文以原型批评的视角考察整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意在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与微观并置的研究。文学创作与人的潜意识、文化根源、民族精神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型理论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创作用意和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荣格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梳理出罗琳小说中出现的神话原型,同时借助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还原出神话原型在小说中的内涵,从而进一步了解罗琳的创作意图。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原型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通过对占据原型理论发展道路转折点的三位关键性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文学作品与古老神话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理解文学本质的前提下,确定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原型研究的可行性。第二章是对《哈利波特》中的神话原型进行分析。通过对小说中具体原型的发现、归纳、还原、整合,对整个小说系列中频繁显现的人物原型、意象原型、叙事结构原型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理解。基于这三类原型的解读,进一步体现罗琳的创作思路及小说真正的本质。第三章是解答作者将原型运用到小说中的真实用意。以充分研究小说中体现的原型为前提,细致深入的挖掘罗琳利用原型进行创作的意图,表达了罗琳期望通过文化寻根来救赎迷失在物质大潮中的人们。并借助恢复优秀文化传统,突显社会的正向发展离不开人性的正向发展。通过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神话原型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人性异化的思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精神上的残害,呼吁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通过理性与爱来拯救异化的理念。
弗洛姆生活在一个冲突不断、充满灾难的多事年代。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得势等,构成了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的历史背景。弗洛姆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潜意识理论<与>性格理论<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其异化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由思想。弗洛姆重点关注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以外的人的非理性的感情力量,尤其是将人的内心世界这一核心要素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他将人们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从而获得力量感和独立性的过程称为>个体化<,认为这是人们自由的开端。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或者社会的原因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的巨大差异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导致了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弗洛姆从神经症和健康两个概念出发,利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一共有三种心理机制。第一种是权威主义。即放弃自我的独立,想要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自己所不具备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是寻找一个新的纽带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纽带。第二种是破坏欲。弗洛姆认为破坏欲的强弱似乎与个人生命的成长受阻程度大小成比例。第三种是社会意义上的心理机制,它是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机械趋同。在这种心理机制下,人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没有区别,这样他便再不会感到孤独,也不用再焦虑,类似于动物的保护色。为了克服孤独和无力感,他使自己变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变得与周围的环境相像,变得不再是个体,从此失去了自我。这些心理机制不但没有使人摆脱孤独感,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孤独和不幸中。对于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弗洛姆的基本解释是:自由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越来越疏远和对立,使人成了孤独的个体,失去了安全感。弗洛姆相信人可以做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保持着独立的自我又与自然、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充分实现人的潜能,从而进入到积极自由的状态。弗洛姆认为,只有通过自发性的爱和劳动才能获得积极的自由。因为消极的自由使人感到孤立和无助,他与世界的关系很遥远,而且他认为自己很软弱并且微不足道,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而自发行为是一种可以克服孤独和恐惧的方法,这种自发行为能使人在保持完整自我的前提下与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连为一体。弗洛姆为西方马克主义对自由思想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人们在实现自由这条道路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方向,拓宽了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创新了问题分析的方法。但弗洛姆的分析更多的注重在个人的心理因素上,这不能不说是有失偏颇的。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才是使人逃避自由的第一位原因。正是社会的这些因素才形成了个人孤独的心理,才迫使人不得不逃避消极的自由。弗洛姆在向人们阐述如何建立理想社会的时候,主张用>爱的艺术<,这就使他的观点沦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弗洛姆通过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分析,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从逃避自由的原因到解决逃避自由的途径,其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忽视了自由实现的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自由的实现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
保罗•乔尔达诺作为意大利80后青年作家,他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界。他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所以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重于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在作品中通过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来揭示无数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使得读者与之产生共鸣。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爱与孤独<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就贯穿在他的文字之中,也正因这些精细的描写,使得保罗•乔尔达诺备受关注。在面对孤独和爱的同时,保罗•乔尔达诺作品中的人物做出了不同反应和诠释,这些执着的描写深刻表现了当代人生存的普遍心理困境和情感焦虑。然而,结合80、90后的生存现状,将其作品中的>孤独<与>爱<共同作为主题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尚为空白。本论文以保罗•乔尔达诺的三部小说《质数的孤独》、《黑与银》、《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从4个章节循序渐进地探索了青年作家笔下,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遇到的孤独问题,以及>孤独<与>爱<之间的关系。成长过程中的孤独体验与情感缺席成为孤独感的精神来源,孤独所存在的形式不尽相同,这是本论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主要通过对保罗•乔尔达诺处女作《质数的孤独》男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的梳理,结合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分析处在初始阶段孤独的形态。第二章从解决孤独的欲望出发,寻找自我突破带来的结果和影响。第三章及第四章开始从爱入手,结合弗洛姆的作品《爱的艺术》,深入剖析了保罗•乔尔达诺三部作品中各种爱的故事,解读爱存在的起源,形式,意义,影响,通过作者的主观意识和时代变化,总结出爱与孤独两者之间存在的天然转换和共生的关系。
多丽丝•莱辛作为一名极富责任感的作家, 非常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命运。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众多, 本文旨在关注莱辛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尽管身处不同的处境, 她们都有个共通之处, 即不停止对个人身份以及自由的追寻。>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为了实现她对自由的渴求最终不得已自杀。>弃心记<中的>我<在目睹了车站上遇见的另一个>我<而后放弃了对男性的情感依赖,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最终获得了幸福和自由的情感体验。>老妇与猫<中的贝蒂在当局的压迫下不得不过上四处漂流居无定所的生活却也不失自由随性。>屋顶丽人<中的裸体女主人公则勇敢的与父权主导的社会相对抗, 对来自代表父权制思想的三位男子的骚扰视而不见。她的反抗沉默而有力。>吾友茱蒂丝<中的茱蒂丝是一位彻底的自由女性, 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她尊重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生活, 是莱辛笔下自由女性的代表。通过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对自由的追求, 她们这种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势必会鼓舞众多女性更加独立自由的活着, 为现代社会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莱辛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这五位典型女性对自由追求的不同路径结合弗洛姆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考探索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出路。在弗洛姆看来, 消极自由的实现是对摆脱外界束缚和对外力的依赖而获得的情感体验, 这种自由会让人们更容易陷入孤立。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自由则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 可以促使人们通过自发性的活动来发挥自我潜能。女性可以通过勇敢的爱别人, 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主动融入社会来健全自我的人格、全面发展自己从而获得积极自由。她们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有益于构建起对自我及社会的认知、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
本文对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论缘起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系统挖掘、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意义和限度进行了分析、阐释和评析。本文认为,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思想缘起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及赫尔巴特的意识阈理论。其文化哲学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弗洛伊德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探讨,包括对人的生产消费方式的生本能、死本能理论的阐述,对人的交往方式的人格结构、图腾与禁忌、伦理与道德的分析,对人的思维方式意识结构、宗教及艺术的论证;二是弗洛伊德对人的病态与文化治疗的阐述,包括对文明及其本质的探讨、对人的病态及文化治疗的论述。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思想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不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荣格、阿得勒产生了影响,而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弗洛姆、马尔库赛、拉康等人产生了影响。其意义在于拓展了哲学的理论领域,为文化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为解决当代文化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参考。然而,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学思想夸大了性对人格发展的作用,放大了本能对社会文明的主导作用。
马丁•瓦尔泽的小说常以社会批判为主题,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中的人与自身以及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则是体现之一。本文结合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该小说中的异化现象、异化后果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在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中,瓦尔泽向我们主要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时期,菲利普斯堡这个城市里上流社会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虚伪龌蹉。几乎人人都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放过任何获利的机会。人的交换价值被高度重视。参加晚会、一般的社交,乃至婚姻,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交换。人们渴望同价值更高的人打交道,以便通过接触找到获利的机会。人与自身及他人的关系皆由利己主义原则为主导。由此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便已异化,自然也会产生一个冷漠、异化的病态社会。
The Art oft Lea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in the Choice of Business Leaders
(2018)
Here, I attempt to formulate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To do this, I have employed my varied experience as a supervisor and consultant to many such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mes discussed include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postwar German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erman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and their cultures in regard to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Finally, I add brief thoughts about the future, taking into account recent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planned changes in laws governing psychotherapy in Germany. Further, I attempt to analyze and comment on: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how to begin after the >Zero Hour<;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of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in Germany; missing patients and missing candidates; constructive debate and hurting people’s feelings; the lack of >detoxification< and >recycling< of the poisonous remains of psychoanalytic processes;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I end with an example of a typical primary task used in conducting large groups in the institutes in which I worked, and include an anonymized table listing individual interventions, their duration, and frequency. These should provide an idea of my way of working, and an overview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task.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linical theories of two major British theorists, Melanie Klein and Donald Winnicott. Through three clinical examples, we see how the >Klein-Winnicott dialectic< operates in a significantly developmental fashion to advance and fulfill clinical work. Winnicott’s >object survival< is looked at in developmental conjunction with Klein’s >mourning< as a primary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This interaction also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working with the aggression of a self that has been traumatically disrupted within its earl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such work leads to the assimilation and grieving of primal object loss, evolving into a >developmental mourning process.< This developmental mourning includes the working-through of an >abandonment depression< in the character-disordered patient. A clinical example in a 1989 essay on >psychic pain< by Betty Joseph is used to set up the clinical challenge of going beyond the symptomatic clinging behavior of developmental arrest, into full psychic birth as a separate other, an Other who can relate to an Other. Conclusively, the subjective visceral affect noted and monitored in its clinical dimensions here is that of human >heartache,< which can also include reg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