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与意识流大师乔伊斯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奇才,在他们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的《台北人》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两部作品都以作家所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各自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下特定城市群体的人生百态,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忘怀且诉说不尽的城市记忆,进而表现了博大的人生与历史主题。两位作家站在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高度,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剖析了时代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与具有现代色彩的城市人物情感,尤其是《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描写这些城市群体以及他们复杂的人生与命运时俱都透视与观照了这些特殊的文化类群所特有的一种孤独感,揭示了形成他们这种孤独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根源。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深度比较,从他们各自所表现的孤独的形态、孤独的变异和形成孤独的根源展开系列研究,揭示两位作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持有的一种非理性视角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在荒诞的现实和无情的时间中的无助感和异化感,从而反思传统、拷问当下、展望未来,以人道主义情怀关注>人<的感受、观照>人<的生存、体验>人<的孤独。本论一方面依托《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两个文本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了具体的观察与比较,同时也从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审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在人类学的层面以美国学者弗洛姆>爱的理论<讨论实现>孤独的救赎<,尽管白先勇与乔伊斯在《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中没有给孤独的救赎指出一条明路,但他们在作品中都体现出了>爱<,白先勇对>台北人<是尊重的、理解的、关心的,他以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爱着笔下那群在历史和命运中苦苦挣扎的>台北人<,同样,乔伊斯也深爱着爱尔兰,深爱着都柏林,并通过>都柏林人<最后的>精神顿悟<,唤起民族意识的苏醒并激起民族性情的释放。>青春短暂,艺术永恒<的创作理念使得两位作家在>民族<、>人性<和>文化<的层面在对孤独感进行展示时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永恒。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理论价值,又是人类社会发展要求解决的终极问题。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取决于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取得的自身解放程度。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到最年轻的理论学者,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聪慧的头脑,都怀抱着这样一种伟大的人本主义情怀来对人类自己的生命形式和存在价值这一问题进行着理论和实践的求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镇,法兰克福学派构建了一个开阔而恢弘的社会批判理论大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维度,构建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大框架;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人类的内心机制出发,深度的剖析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所遭致的更加深刻的异化和宰治;哈贝马斯更是高屋建瓴地对整个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以交往取代劳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从文本研究中可以得知,贯穿于这些理论之中的一条红线,正是这一学派学者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们自身博大的人本主义情怀。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理论本身,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希图构建起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也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要求不断反省着自己的批判理论本身。这种对批判理论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不仅立场鲜明的表明了法兰克福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的努力捍卫与天才发展,同时这种自我批判与反思使得该学派的理论充满了张力,在某种意义上也赋予了法兰克福学派一个马克思主义标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了一些转移,即在强调经济成就的同时更加注意以人为本,各种民生问题的提出,各种保障政策的实行,都是为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们所要面临和处理的问题还很多,如何能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认真学习法兰克福学派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本真、揭示资本主义的弊端、矫正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失误、指导今后的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