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心态,阶层心态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分解,它影响并支配着相关群体的行为。本文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入手,通过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心态的源流和特征,从而对法西斯主义群体进行心理分析。借用心态史学和心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透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与纳粹上台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反法西斯势力因何失败,希特勒如何利用魏玛时期的国民心态进行蛊惑宣传并通过选举>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作者认为通过对魏玛国民心态和纳粹上台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对纳粹的上台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把当时的社会主要阶层分为四类:社会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和特殊阶层,然后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各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来分析其不同的心态。第二章主要分析的是德国魏玛时代国民心态形成的原因,无论历史的渊源,还是现实的困境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第三章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国民心态的共同特征,指出了国民心态的畸形发展。第四章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分析,介绍了赖希、弗洛姆、阿多尔诺、洛温伯格、阿谢尔等人的理论,透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众心理根源。最后一章讨论魏玛共和国国民心态和纳粹的互动和排斥,以及希特勒是如何利用当时社会阶层的心态运用心理战手法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以最大程度地争取各阶层群众的;当时的国民心态中也存在反法西斯主义因素,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这些反法西斯因素未能战胜法西斯因素,理性为何让位于非理性,为何不能阻止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的上台,以及从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本文以马克思关于>需要理论<和>社会和谐<思想在人的生存论上的一致性为基础,在哲学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本文通过对心理需要理论的历史性梳理,折射心理需要与哲学本身所关注的人的解放、幸福密切相关。尤其在当代,关注人的心理需要,这是对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和异化的克服和超越。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自觉以人的方式关注和守望人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关注人的心理需要是理解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维度。以此为基础,本文从>需要理论<、>和谐<观念及>社会和谐<思想这一视角出发,对中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心理需要的思想进行扬弃,特别是弗洛姆理论中的有关论点,以此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致思理路,进而深入探究了需要理论及其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消费是人类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需求的正常满足也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前提。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消费异化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一种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中失去主体地位的消费活动及其心理体验。在哲学领域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反思的,要首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把异化分析拓宽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首创性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现实。他们的消费异化论受到后人持久地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异化的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吸收,消费异化被视为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消费异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脱离消费者正常需要的、与消费的本质相背离的、控制或操纵消费者的、并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非正常消费状态。在我国,消费异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扬弃消费异化,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发展。消费异化表现为夸示性的符号消费、奢侈性的浪费消费、跟风性的盲目消费,而夸示性的符号消费是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发达的生产力是消费异化产生的前提,消费主义是导致消费异化的魔咒,劳动异化是消费异化产生的社会原因。消费异化对环境和人本身均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消费异化是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扭曲了人们的幸福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了扬弃消费异化,在弗洛姆看来,必须全面改革,实行人本主义公有制,必须实行>人道化消费<及>健康消费<;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必须控制生产规模,实行稳态经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在整合消费异化的扬弃之路后,我国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扬弃消费异化。首先,创建积极健康的消费伦理,抵制消费主义的影响。其次,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避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最后,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权利,缩小过于悬殊的消费差距。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研究角度,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反思。本文旨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追溯其理论源泉,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第一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石。首先是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他大大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前期,意识形态具有浓重的否定性涵义。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就需要编造谎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消费文化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消费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持对被统治阶层的统治而编造的一种谎言,是一种虚假意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具有持久性,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影响很深。菲斯克就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菲斯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领域,消费者并非言听计从,而是在消费领域与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这实际上是受到文化领导权夺取中阵地战理论的影响。其次是异化。异化的概念也不是马克思首先使用的,但马克思深化了对异化的研究。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成为异己的力量,开始控制人,异化人。后来马克思又明确地使用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真正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商品异化的具体体现,是对其早期异化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在马克思之后,将异化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卢卡奇。卢卡奇看到,异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延伸到整个的生活领域和消费领域,成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命运。异化不仅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也在人的无意识层面展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深受异化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而鲍德里亚则看到,人不仅为具体的物控制,而且也陷入符号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第二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是与对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消费文化的批判中,他们看到,消费社会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物质的极大丰盛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幸福和民主。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工业所导致的蒙昧,艺术被市场化,个性生命的沉沦之类弊端;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与消费文化一道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让整个消费社会成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使人们沉浸在消费所承诺的幸福之中,沉浸在用消费表达自我的幻觉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弗洛姆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中,异化非但没有减轻和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性非但没有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反而更加扭曲。消费让人异化,成为消费的机器;本雅明亦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已被腐蚀。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研究是深刻的,有重大的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他们过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低估了消费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抵制;其次,他们把消费者看作是原子化的乌合之众,忽略了消费者的复杂性和主体能力;最后,他们把文化文本当作是简单的、标准化的、没有个性的文化产品,而没有注意到文化文本的复杂性,以及接受者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第三部分对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影响渐大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菲斯克和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消费文化的研究。菲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他看来,消费者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强烈的斗争意识;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统治阶级利用消费文化推行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被统治阶级躲避、对付或抵抗意识形态的过程,更是建构自己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和寻求快感的过程。这类见解,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转向了微观政治的研究方法,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关注模式转向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一味地强调统治阶级的强大,转向了强调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突出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躲避和抵抗。尽管菲斯克突出了消费者的权力和主动性,但他有些矫枉过正,过分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反而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其结果是他的微观政治领域中的抵抗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根本就无法改变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认同和肯定现实,批判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锋芒。鲍德里亚主要见解是:在消费社会,人不仅被具体的物品所异化,而且处在强大的物的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符号体系成为控制人的新力量,消费者陷入永无止境的符号体系的模范/系列和个性化的追求之中,永远难以满足。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即从强调物导致的异化转向强调符号所导致的异化。鲍德里亚早期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看到了传媒与符号对人心灵的腐蚀,疾呼消费社会对人类精神的危害。这些见解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鲍德里亚的理论也有值得注意的缺陷。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此外,他的超真实、内爆、模仿、仿真等符号学概念遮蔽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罪恶,掩盖了符号背后的真实与利益,使符号本身被神秘化。最后,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既坚守了意识形态和异化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灵活化的研究策略,这让其研究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为人类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我国虽没有进入消费社会,但已明显受到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为了建立健康的消费文化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研究,并吸取其优秀成果。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受到教育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它关于教师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本主义的教师观及其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启示。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以及问题提出的意义。第二章分析了人本主义的内涵、理论渊源、产生的理论基础及社会根源,并分析了它的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马斯洛和罗杰斯,阐述了他们的教师观,即教师应是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有创造性及有个性的人;对学生真实,认可、承认、信任学生,对学生能够作移情性理解;他是一个促进者,能与学生建立起>融洽型<的师生关系;同时还论述了人本主义教师培训的主要方式。第三章主要讨论人本主义教师观对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启示:如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人本化;加强对未来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培养自我充分实现的教师;构建人性化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等等,最终使我们的教师教育走向人本化。
>孤独<本属普通名词,意指个人主观的一种孤单、寂寞的心理感觉。但有过孤独童年与大半生心理医生经历的弗洛姆却把孤独作为其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对象,并且以《逃避自由》为主要文本形成了其包括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和人类精神在内的孤独理论。第一,孤独-社会性格理论。弗洛伊德把孤独归咎于个人,赖希从探讨法西斯主义入手,提出了群体独裁说。弗洛姆在前两人的基础上产生群体孤独概念并进而形成他的孤独-社会性格理论:自由本是西方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但走向极端也会出现孤独,而孤独本身是难以忍受的。德国大众之所以甘愿逃避自由并俯首屈从于法西斯主义乃在于他们养成了迎合法西斯主义的孤独的社会性格。第二,孤独-社会无意识理论。社会性格是一种显性的社会意识,控制它的则是社会无意识。无意识一词为弗洛伊德首创,意指个人的生活状况所特有的处境而造成的对人压抑的内容。弗洛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无意识<范畴,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最大多数成员共同被压抑的领域。弗洛姆认为:在中世纪,人们共同遵守一种有感情的、具有安全与归属感的社会道德秩序,严格笃信宗教教义并且养成了灵活的悖论思维与豁达的出世心态。加之经济活动又服务于人的需求,因此孤独被束缚于内。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发展一方面使个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也彻底摧毁了曾经给予他安全与归属感的传统社会结构。于是,现代式孤独随之而产生。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与加尔文的宿命论暂时消弭了世人的孤独感。于是,孤独被转化为隐性的社会无意识。第三,孤独-人类精神理论。孤独虽然暂时得到解决但并非一劳永逸,因为孤独的最终原因并未找到。弗洛姆认为:早在史前时代,孤独就已产生。因为人类一经出现,他们便脱离自然而离群索居并与动物永别。尽管极其孤独,但由于这时没有明显的自我意识所以他们尚未发觉孤独的存在。到了古代文明时期,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大发展摧毁了原始的社会秩序,人类的孤独意识开始觉醒。进入轴心期,人类精神在东西方同时建立,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孤独这一问题。
从技术产生之初至今,因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就一直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对物质利益顶礼膜拜的同时,人类似乎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技术是人凭借理性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因此理所当然带有人类心理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对这一单向度的关系关注过多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时至今日,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单向度关系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社会心理需求依然主导着技术的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技术却也对社会心理的发展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切入此问题,将技术视为一种特殊符号,从而研究技术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大量现实的技术事例的分析表明,技术作为一种符号,在改变人类社会心理的交流方式和情境的基础上,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社会心理中的自由感、认同感和宣泄感,有利于维持社会心理的平衡,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技术也打乱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群体分裂,使人类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与功利化,冲击了社会心理中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技术对社会心理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消极影响源于技术的异化现象。技术的异化使人类丧失了心理的自主性,人类社会心理逐渐被技术控制,成为技术的奴隶,越来越显示出技术化的倾向。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技术座架的促逼下,人类社会也越来越像一个>技术领域<由此形成了现代>理性人<的困境。那么,人类社会心理技术化的倾向完全不可逆转吗?针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理论,找到一条避免异化,使技术发展与社会心理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道路。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注重人的因素的介入,促进人类社会心理的完善及对技术的合理运用,并加强对技术的人文关怀,理性地运用技术伦理加以引导应是避免社会心理技术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乔伊斯•卡罗•欧茨是蜚声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多产女作家。欧茨小说大都透过作者的眼睛使读者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状态。小说《他们》(1969)就是这样一部反映当代美国人对>自由<具有相同渴望,却通过不同方式追寻它的优秀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的美国社会变迁,并通过主人公温德尔一家中的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儿子朱尔斯及其他几位人物在这30年间的动荡经历,表现了所有同时代的美国白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普遍的精神困惑、自我定位与自由追寻。小说中几位人物对>自由<的相异的理解及不同的追求方式所形成的大相径庭的>自由观<更是给小说平添了丰富的内涵,并成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自由<主要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们》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情人娜旦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受到了挫败,致使她们对自由的渴望走向了消极追寻的道路。洛雷塔任凭命运摆布的>纯重力<的自由观,莫琳把自己依附于他人的>颠倒自由<的自由观,还有娜旦通过死亡解脱的>终极<的自由观都可 被视为消极自由—也就是通过摆脱自由的方式来追寻>自由<即逃避自由。朱尔斯所体现出的>自由与责任并重<的自由观则可被纳入积极自由之列。小说《他们》中主要人物对自由的认识与追寻并由此所表现出的自由观在弗洛姆,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自由<理论的关照下体现了自由的真理: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世界,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