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人类交流活动,由于文化具有个性,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对等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将由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转换为由另一种语言来承载时,定会出现损失现象。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现象早已引起了译界的广泛关注,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译界对该现象的研究却一直局限于语言层面,多是借用语言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元系统理论被提出以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翻译的跨学科性质,开始致力于从众多其他学科中寻求理论支撑。在此过程中,哲学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日益凸显并激起了学者的高度热情。鉴于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翻译批评决不能忽视特定的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用西方哲学家弗洛姆的话来说就是>社会过滤器<,本文拟以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葛浩文翻译的《生死场》英译本中的文化过滤现象,希望能有助于扩展翻译批评的理论视野,加深人们对翻译的社会属性的认识。>社会过滤器<概念是弗洛姆在解释社会无意识理论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社会过滤机制,弗洛姆认为正是>社会过滤器<横亘在经验与意识之间,阻止某些经验转换为意识。翻译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受某些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以>社会过滤器<为理论基础进行翻译研究符合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生死场》是我国当代作家萧红的成名作,小说讲述了九一八前夕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们的生活情状。原作中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元素给翻译带来了巨大挑战。葛浩文先生曾在译者前言部分明确表示为了适应读者的审美倾向,他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删改了原文的部分内容。可见,即使是像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大家,在翻译诸如《生死场》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时,也没能摆脱社会过滤器的束缚。然而,正是这样的英译本,自1979年出版以来,却一直深受外国读者的喜爱。因此,对该译本进行研究一定能为翻译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截止到目前,译界对这一译文的研究少之又少,更谈不上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批评了。本研究以《生死场》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仔细对比原文与译文,并查询往期关于对葛浩文和他的翻译思想的研究,分别从语言、逻辑、社会禁忌三方面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的处理,发现葛浩文对语言,逻辑,社会禁忌三个方面的内容的过滤力度并不是一致的,他对语言和逻辑的过滤力度较小,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的指导下,主要过滤掉了原文的表达方式,而在意义上则做到了忠实于原文,但对社会禁忌的过滤力度则相对较大,主要通过采用归化和替代,过滤掉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仅仅保留了其功能。2017年是萧红逝75周年,此论文一方面算作译界在译本方面对葛浩文翻译研究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借此文向民国才女萧红致敬。
从技术产生之初至今,因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就一直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对物质利益顶礼膜拜的同时,人类似乎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技术是人凭借理性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因此理所当然带有人类心理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对这一单向度的关系关注过多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时至今日,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单向度关系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社会心理需求依然主导着技术的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技术却也对社会心理的发展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切入此问题,将技术视为一种特殊符号,从而研究技术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大量现实的技术事例的分析表明,技术作为一种符号,在改变人类社会心理的交流方式和情境的基础上,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社会心理中的自由感、认同感和宣泄感,有利于维持社会心理的平衡,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技术也打乱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群体分裂,使人类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与功利化,冲击了社会心理中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技术对社会心理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消极影响源于技术的异化现象。技术的异化使人类丧失了心理的自主性,人类社会心理逐渐被技术控制,成为技术的奴隶,越来越显示出技术化的倾向。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技术座架的促逼下,人类社会也越来越像一个>技术领域<由此形成了现代>理性人<的困境。那么,人类社会心理技术化的倾向完全不可逆转吗?针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理论,找到一条避免异化,使技术发展与社会心理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道路。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注重人的因素的介入,促进人类社会心理的完善及对技术的合理运用,并加强对技术的人文关怀,理性地运用技术伦理加以引导应是避免社会心理技术化的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