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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Vorrang hat der Mensch
(2007)
The Theory of Love
(2007)
本文以马克思关于>需要理论<和>社会和谐<思想在人的生存论上的一致性为基础,在哲学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本文通过对心理需要理论的历史性梳理,折射心理需要与哲学本身所关注的人的解放、幸福密切相关。尤其在当代,关注人的心理需要,这是对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和异化的克服和超越。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自觉以人的方式关注和守望人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关注人的心理需要是理解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维度。以此为基础,本文从>需要理论<、>和谐<观念及>社会和谐<思想这一视角出发,对中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心理需要的思想进行扬弃,特别是弗洛姆理论中的有关论点,以此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致思理路,进而深入探究了需要理论及其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古代至近代学者有关人类心灵深层部分潜意识的探索所形成的各种潜意识思想,是潜意识理论产生的前提。自弗洛伊德创立个体潜意识理论以来,潜意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如下四个阶段:(1)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潜意识思想的体系化,即深蕴心理学的创立;(2)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的批判与拓展,即分析心理学的建构。(3)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潜意识理论的综合与深化,即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建立;(4)认知潜意识理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于潜意识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所进行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领域潜意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为构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因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该奖的女作家,其实赛珍珠不仅是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一生丰富多彩,从事过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命运。她倡导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呼吁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总之,无论是作为社会活动家还是作为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生所作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对她给予充分重视,并加以研究。本论文主要是研究赛珍珠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生命意识。笔者在研读其作品时常常能感受到作品中透露出的女性温情,每每都有心灵上的触动。这种温情来源于赛珍珠对女性生命本质的关怀与理解。生命意识首先源于人的存在意识,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另一半,与男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生育能力,但这已足以对主体的生命体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女性作为>生殖之性<,首先就意味着生命的繁衍与生生不息,她最接近生命本原,因而对生命和生存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女性所特有的经验直接触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女性生命开始成为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的存在。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描述把生命同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的想象来自女性经验对生命和生存的深切体验,生命力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传达出创作者对自我、艺术与世界的统一体的认识。赛珍珠,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自然更多体现在她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她笔下的妇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拼命挣扎,努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尽管她们遭受各种各样苦难,尽管她们的努力挣扎是那么吃力,但是她们始终在为有一个幸福、有意义的生活而呼号。本文通过对赛珍珠四部小说(《东风:西风》、《母亲》、《群芳亭》、《大地》)中女主人公的分析来展现赛珍珠深厚的生命意识。笔者认为赛珍珠笔下的女性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传统的重视生育,强调母爱。现代的努力探求自我,寻找自我的主体性。她们都没有竭力反抗男权。而是从自我着手,发展平和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寻找自我的生存意义。女性生命意识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女性解放的精神深度。在此意义上,生命意识的确是女性内在生长点,更是女作家点亮自我宇宙的生命之灯。在光耀的存在中,她们走向生命的自由与解放。
自1929年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出版,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立刻声名大振。该小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悲剧,主人公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从而丧失生存的本质。运用萨特自由论、海德格尔死亡现象学、弗洛姆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悲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探索康普生家族悲剧的心理世界。论文分五个部分。本论文第一部分绪论简短地介绍了美国战后南方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福克纳创作的哲学思想与存在主义的关联。第二部分指出:悲剧产生于人自身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痛苦性导致冲突,冲突的必然性和厄运降临无法控阻性导致悲剧的发生。生存悲剧有三种相互关联本质的展现,即社会悲剧、精神悲剧、人本体悲剧。弗洛姆的社会普遍异化理论在康普生家族生存得以体现:社会异化、传统观念异化。人本体的精神悲剧性表现为:自恋行为、恋母情节、施虐与受虐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指出:自由、责任与处境和生存选择的关系中产生悲剧。追溯了不承担责任和错误的生存选择是造成康普生家族生存悲剧的根源。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与>自为<相互关联并依靠中存在。在自由和责任巨大压力下,主人公在逃避心理支配下,放弃>自为<演变成>自在<存在,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责任,在缺失灵魂的自欺状态中掩盖真相,即在虚无中生存。在爱与恨、冷漠、受虐和施虐情感强烈对峙作用下,家族凸显出>他人就是地狱<的悲剧生存状况。女主人公在绝对自由选择和厄运降临不可控阻处境中,造成错误的选择,酿成生存的悲剧。第四部分指出:悲剧关乎死亡,生存论给予本真>向死而在<以意义。文中揭示悲剧中呈现出的>向死而在<全过程,即>良知<、>畏<使此在从被抛的沉沦中觉醒,实现>去存在<、>决断<、>本己能在<、>先行到死<、而完成本真向死存在的关联。康普生家族悲剧主人公在>先行到死<中体验死亡,死亡始终在场并在死亡意识中时有显现,悲剧也同时产生。海德格尔的本源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异,在本源的>时间性<中,将来、曾在与当前共同到时。作者辩明:1、在>畏的时间性<中无可质疑的证明主人公的存在>将来<和>当前<在>曾在<中到时,主人公的>时间性<中有>将来<(持守死亡的可能性)。2、主人公否定>当前<时间性,企图回到被抛>重演<的>曾在<时间性中,生存论的>时间性<揭示主人公的死亡,实为追求传统。主人公自杀是超越的悲剧,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对爱的价值的追求、对永恒的追求。自杀死亡实现了回归>曾在<中的精神家园。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这一部分突出了此次研究的主题和意义,同时还指出了在该领域研究发展的方向。
Break Through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Modern Liberality: >Escape from Freedom< [冲破现代自由的尴尬:《逃避自由》浅论]
(2007)
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Fromm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古龙是20世纪华语文坛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他对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所进行的现代性的转换,比以往的武侠小说家更为彻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心理变态的人物典型。变态心理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格发生畸变所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人性的深度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病理性自恋、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神经症是我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标准(CCMD-3)中已经确定的心理变态类型,在现代社会,尤为普遍。古龙以叙述者和倾听者的姿态,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关注正常外表下的扭曲灵魂。他塑造这样一些人物,不是为了满足猎奇者的眼光,而是为了探寻更加健康的人性。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古龙笔下的自恋狂形象——他们的力比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向外投射,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并且也不能对他人产生移情。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古龙小说中的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形象,通过分析表明这两种人物的变态心理远不只是单纯的性变态那样简单,而且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可称为>虐待—被虐待症<。它们的形成与人类的残忍本能、软弱倾向以及绝对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激情有关。第三部分则用有关神经症的类型的理论,以古龙的《天涯•明月•刀》中两个主要人物为例,分析古龙塑造的两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形象,并通过对其童年经验的追溯,说明了由于他们的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导致了神经症的发生。本文主要采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及其后学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和荷妮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生理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古龙所塑造的这三类具有精神障碍的人群。通过对这些人物行为模式的分析和心理根源的追溯,说明古龙对于人性的挖掘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文通过对赖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梳理和分析,阐明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探讨其开创性贡献及其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的重要影响。首先,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是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对话和融合,并以范畴、理论、方法的对话与融合作为途径。其次,他将性的问题和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等问题相融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性本能理论基础上展开的性格结构分析理论、>性革命<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等。第三,赖希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贡献,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特别是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赖希的理论还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偏执的,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某些误读和曲解,但是赖希的某些思想理论仍然闪烁着异彩和光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宝贵的和值得借鉴的。
埃利希·弗洛姆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其学说的核心主题是现代人的困境和出路。鉴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触动和学术出发点的考虑,自由思想成了弗洛姆整个学说中首先论述的问题。弗洛姆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来揭示自由的双重含义,指出自由虽然让人变得更加独立,但也让人陷入孤独当中,这预示着人对自身之自由产生两种态度——追求自由或者逃避自由。人在本质上是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但当自由变成个人不堪忍受的负担时,逃避自由的趋势便应运而生。逃避自由,重新去依赖和屈从,并不能把人引向幸福,也不能解决自由所固有的矛盾即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只有争取积极自由才是出路所在,而通往积极自由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创造性的爱和工作来达到人的健全,二是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文在论述的过程当中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剖析,既看到其理论的贡献之处也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其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借鉴意义。
埃利希·弗洛姆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在心理学领域,他是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哲学领域,他又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著述颇丰,学术活动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人的生存问题则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埃利希·弗洛姆学说的核心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出路。他一生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的生存处境和心态问题来展开的,他关心的不是少数心理疾病患者或自我实现者,而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困境和解答问题。本文主体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弗洛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理解。弗洛姆他通过《逃避自由》、《追寻自我》、《健全的社会》,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得出>逃避自由和异化<是现代人特有的生活困境。弗洛姆认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产生了三种生存矛盾即生与死、生命的短暂与潜能的无限、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生存矛盾,人产生了种种精神需要。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是人们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生存矛盾决定了人们既要不懈地追求自由,又以各种方式逃避>消极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表现为人的异化。第二部分旨在对弗洛姆的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批判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究。弗洛姆针对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他的两种解答方案。为了消除人性的化异,达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认为一个是要大力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另一个具体措施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第三部分主要是在前面——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进行评价。弗洛姆的人性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性的健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诞生,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姆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便是以手稿为研究基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及异化等概念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以及弗洛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歪曲的批判,造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便是现代社会普遍性的生存异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他扩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他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和他的生存异化理论,最终都归结于充分人性的重建和对人的人道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第四部分,对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进行评价,指出其精华所在,同时指出其糟粕之处。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Review Keith J. Laidler: The Harmonious Universe: The Beauty and Unity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