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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马克思关于>需要理论<和>社会和谐<思想在人的生存论上的一致性为基础,在哲学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本文通过对心理需要理论的历史性梳理,折射心理需要与哲学本身所关注的人的解放、幸福密切相关。尤其在当代,关注人的心理需要,这是对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和异化的克服和超越。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自觉以人的方式关注和守望人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关注人的心理需要是理解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维度。以此为基础,本文从>需要理论<、>和谐<观念及>社会和谐<思想这一视角出发,对中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心理需要的思想进行扬弃,特别是弗洛姆理论中的有关论点,以此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致思理路,进而深入探究了需要理论及其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古代至近代学者有关人类心灵深层部分潜意识的探索所形成的各种潜意识思想,是潜意识理论产生的前提。自弗洛伊德创立个体潜意识理论以来,潜意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如下四个阶段:(1)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潜意识思想的体系化,即深蕴心理学的创立;(2)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的批判与拓展,即分析心理学的建构。(3)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潜意识理论的综合与深化,即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建立;(4)认知潜意识理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于潜意识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所进行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领域潜意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为构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因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该奖的女作家,其实赛珍珠不仅是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一生丰富多彩,从事过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命运。她倡导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呼吁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总之,无论是作为社会活动家还是作为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生所作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对她给予充分重视,并加以研究。本论文主要是研究赛珍珠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生命意识。笔者在研读其作品时常常能感受到作品中透露出的女性温情,每每都有心灵上的触动。这种温情来源于赛珍珠对女性生命本质的关怀与理解。生命意识首先源于人的存在意识,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另一半,与男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生育能力,但这已足以对主体的生命体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女性作为>生殖之性<,首先就意味着生命的繁衍与生生不息,她最接近生命本原,因而对生命和生存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女性所特有的经验直接触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女性生命开始成为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的存在。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描述把生命同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的想象来自女性经验对生命和生存的深切体验,生命力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传达出创作者对自我、艺术与世界的统一体的认识。赛珍珠,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自然更多体现在她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她笔下的妇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拼命挣扎,努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尽管她们遭受各种各样苦难,尽管她们的努力挣扎是那么吃力,但是她们始终在为有一个幸福、有意义的生活而呼号。本文通过对赛珍珠四部小说(《东风:西风》、《母亲》、《群芳亭》、《大地》)中女主人公的分析来展现赛珍珠深厚的生命意识。笔者认为赛珍珠笔下的女性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传统的重视生育,强调母爱。现代的努力探求自我,寻找自我的主体性。她们都没有竭力反抗男权。而是从自我着手,发展平和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寻找自我的生存意义。女性生命意识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女性解放的精神深度。在此意义上,生命意识的确是女性内在生长点,更是女作家点亮自我宇宙的生命之灯。在光耀的存在中,她们走向生命的自由与解放。
自1929年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出版,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立刻声名大振。该小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悲剧,主人公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从而丧失生存的本质。运用萨特自由论、海德格尔死亡现象学、弗洛姆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悲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探索康普生家族悲剧的心理世界。论文分五个部分。本论文第一部分绪论简短地介绍了美国战后南方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福克纳创作的哲学思想与存在主义的关联。第二部分指出:悲剧产生于人自身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痛苦性导致冲突,冲突的必然性和厄运降临无法控阻性导致悲剧的发生。生存悲剧有三种相互关联本质的展现,即社会悲剧、精神悲剧、人本体悲剧。弗洛姆的社会普遍异化理论在康普生家族生存得以体现:社会异化、传统观念异化。人本体的精神悲剧性表现为:自恋行为、恋母情节、施虐与受虐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指出:自由、责任与处境和生存选择的关系中产生悲剧。追溯了不承担责任和错误的生存选择是造成康普生家族生存悲剧的根源。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与>自为<相互关联并依靠中存在。在自由和责任巨大压力下,主人公在逃避心理支配下,放弃>自为<演变成>自在<存在,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责任,在缺失灵魂的自欺状态中掩盖真相,即在虚无中生存。在爱与恨、冷漠、受虐和施虐情感强烈对峙作用下,家族凸显出>他人就是地狱<的悲剧生存状况。女主人公在绝对自由选择和厄运降临不可控阻处境中,造成错误的选择,酿成生存的悲剧。第四部分指出:悲剧关乎死亡,生存论给予本真>向死而在<以意义。文中揭示悲剧中呈现出的>向死而在<全过程,即>良知<、>畏<使此在从被抛的沉沦中觉醒,实现>去存在<、>决断<、>本己能在<、>先行到死<、而完成本真向死存在的关联。康普生家族悲剧主人公在>先行到死<中体验死亡,死亡始终在场并在死亡意识中时有显现,悲剧也同时产生。海德格尔的本源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异,在本源的>时间性<中,将来、曾在与当前共同到时。作者辩明:1、在>畏的时间性<中无可质疑的证明主人公的存在>将来<和>当前<在>曾在<中到时,主人公的>时间性<中有>将来<(持守死亡的可能性)。2、主人公否定>当前<时间性,企图回到被抛>重演<的>曾在<时间性中,生存论的>时间性<揭示主人公的死亡,实为追求传统。主人公自杀是超越的悲剧,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对爱的价值的追求、对永恒的追求。自杀死亡实现了回归>曾在<中的精神家园。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这一部分突出了此次研究的主题和意义,同时还指出了在该领域研究发展的方向。
Break Through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Modern Liberality: >Escape from Freedom< [冲破现代自由的尴尬:《逃避自由》浅论]
(2007)
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Fromm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古龙是20世纪华语文坛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他对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所进行的现代性的转换,比以往的武侠小说家更为彻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心理变态的人物典型。变态心理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格发生畸变所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人性的深度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病理性自恋、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神经症是我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标准(CCMD-3)中已经确定的心理变态类型,在现代社会,尤为普遍。古龙以叙述者和倾听者的姿态,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关注正常外表下的扭曲灵魂。他塑造这样一些人物,不是为了满足猎奇者的眼光,而是为了探寻更加健康的人性。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古龙笔下的自恋狂形象——他们的力比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向外投射,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并且也不能对他人产生移情。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古龙小说中的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形象,通过分析表明这两种人物的变态心理远不只是单纯的性变态那样简单,而且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可称为>虐待—被虐待症<。它们的形成与人类的残忍本能、软弱倾向以及绝对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激情有关。第三部分则用有关神经症的类型的理论,以古龙的《天涯•明月•刀》中两个主要人物为例,分析古龙塑造的两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形象,并通过对其童年经验的追溯,说明了由于他们的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导致了神经症的发生。本文主要采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及其后学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和荷妮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生理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古龙所塑造的这三类具有精神障碍的人群。通过对这些人物行为模式的分析和心理根源的追溯,说明古龙对于人性的挖掘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文通过对赖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梳理和分析,阐明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探讨其开创性贡献及其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的重要影响。首先,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是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对话和融合,并以范畴、理论、方法的对话与融合作为途径。其次,他将性的问题和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等问题相融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性本能理论基础上展开的性格结构分析理论、>性革命<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等。第三,赖希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贡献,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特别是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赖希的理论还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偏执的,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某些误读和曲解,但是赖希的某些思想理论仍然闪烁着异彩和光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宝贵的和值得借鉴的。
埃利希·弗洛姆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其学说的核心主题是现代人的困境和出路。鉴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触动和学术出发点的考虑,自由思想成了弗洛姆整个学说中首先论述的问题。弗洛姆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来揭示自由的双重含义,指出自由虽然让人变得更加独立,但也让人陷入孤独当中,这预示着人对自身之自由产生两种态度——追求自由或者逃避自由。人在本质上是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但当自由变成个人不堪忍受的负担时,逃避自由的趋势便应运而生。逃避自由,重新去依赖和屈从,并不能把人引向幸福,也不能解决自由所固有的矛盾即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只有争取积极自由才是出路所在,而通往积极自由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创造性的爱和工作来达到人的健全,二是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文在论述的过程当中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剖析,既看到其理论的贡献之处也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其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借鉴意义。
埃利希·弗洛姆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在心理学领域,他是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哲学领域,他又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著述颇丰,学术活动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人的生存问题则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埃利希·弗洛姆学说的核心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出路。他一生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的生存处境和心态问题来展开的,他关心的不是少数心理疾病患者或自我实现者,而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困境和解答问题。本文主体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弗洛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理解。弗洛姆他通过《逃避自由》、《追寻自我》、《健全的社会》,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得出>逃避自由和异化<是现代人特有的生活困境。弗洛姆认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产生了三种生存矛盾即生与死、生命的短暂与潜能的无限、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生存矛盾,人产生了种种精神需要。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是人们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生存矛盾决定了人们既要不懈地追求自由,又以各种方式逃避>消极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表现为人的异化。第二部分旨在对弗洛姆的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批判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究。弗洛姆针对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他的两种解答方案。为了消除人性的化异,达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认为一个是要大力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另一个具体措施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第三部分主要是在前面——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进行评价。弗洛姆的人性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性的健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诞生,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姆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便是以手稿为研究基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及异化等概念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以及弗洛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歪曲的批判,造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便是现代社会普遍性的生存异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他扩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他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和他的生存异化理论,最终都归结于充分人性的重建和对人的人道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第四部分,对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进行评价,指出其精华所在,同时指出其糟粕之处。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心态,阶层心态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分解,它影响并支配着相关群体的行为。本文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入手,通过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心态的源流和特征,从而对法西斯主义群体进行心理分析。借用心态史学和心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透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与纳粹上台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反法西斯势力因何失败,希特勒如何利用魏玛时期的国民心态进行蛊惑宣传并通过选举>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作者认为通过对魏玛国民心态和纳粹上台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对纳粹的上台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把当时的社会主要阶层分为四类:社会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和特殊阶层,然后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各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来分析其不同的心态。第二章主要分析的是德国魏玛时代国民心态形成的原因,无论历史的渊源,还是现实的困境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第三章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国民心态的共同特征,指出了国民心态的畸形发展。第四章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分析,介绍了赖希、弗洛姆、阿多尔诺、洛温伯格、阿谢尔等人的理论,透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众心理根源。最后一章讨论魏玛共和国国民心态和纳粹的互动和排斥,以及希特勒是如何利用当时社会阶层的心态运用心理战手法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以最大程度地争取各阶层群众的;当时的国民心态中也存在反法西斯主义因素,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这些反法西斯因素未能战胜法西斯因素,理性为何让位于非理性,为何不能阻止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的上台,以及从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弗洛姆对人的关注主要源于他浓厚的犹太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给予他一个微观观察人类的视角;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让他学会在开放、动态的社会发展中考察人的发展问题。弗洛姆关于个人发展的理想是要培育建立在积极自由、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拥有生产性性格和存在的生存方式的>新人<。然而,由于人类存在不可克服的生存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为其主要目的的病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借助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中介,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任何一个人类生存的角落,有目的地把现代人改造成生产、消费、顺从、共同享乐、步调一致的>机器<。弗洛姆不甘于人的真正本性的遮蔽,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从社会和伦理途径出发,积极寻求有利个人发展的各种条件,具体包括国家必须提供保证尊严的个人收入;生产应由无序的个人生产向社会生产过渡;教育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要借助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培育爱的能力。弗洛姆的个人发展理论传承并创造性地诠释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凸显了人的生存价值,清晰地表达了拯救人性以改造社会和完善人类的观点,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可否认,弗洛姆的理论具有局限性:夸大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性,割裂了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关系,忽视了实践对人的本质的决定性作用。
现代社会存在着种种危机,时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改变着人类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就通过他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向今天的读者展示了一幅可怕的未来社会的图景:一个以科技为唯一导向的社会,一个具有病态本质的社会,一个人类被完全异化的社会。《美丽新世界》描述的是未来的故事,但却是一部关注现代社会,关注当下人类处境的文学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在其中生存的人类的处境和命运。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危险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恰巧可以在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找到充分的证明。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美丽新世界》的研究以及对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分析,证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只有不断地寻求自我,寻求生命的意义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非小说虚幻世界中的虚假幸福。
本文以自律为视角对弗洛姆的道德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自律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启示。弗洛姆批判继承了康德、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自律思想,认为道德是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的对自我的肯定。弗洛姆认为,自律是整体的人为了实现自我的潜能,成为理性、爱等能力充分发展的人而为自己制定法则;道德是出于人自身、为了人自身的自我约束。在内容上,弗洛姆的自律道德是以人的潜能的实现为内容,善也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道德是人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真正的人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人们返回自身,返回创发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在形式上,弗洛姆认为,道德法则是由人自己而不是由其他的力量确定的,那些由上帝、权威等外在的力量所确定的,并以各种方式内化于人内心的道德律并不是自律,其实质仍然是他律。道德是以人性为基础,善与恶是从人性所蕴涵的问题中引出的,因此,对道德的认识也就是对人的认识。由于人的特殊性,弗洛姆反对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提出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的融合,关于人的知识是体验性的知识。弗洛姆体验性知识强调的是,认识主体主观因素的客观性认识。自律在内容上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因此,道德自律也就是人的积极自由。自律在形式上排斥人以外的其他力量替人制定法则,也就是消极自由。一个道德的人也就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上,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条件,积极自由是消极自由的目的。仅仅有消极自由而没有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其结果是人们以各种方式逃避获得的自由。在意志自由方面,弗洛姆认为人有有限的意志自由,可以在由生理的、社会的条件决定的范围内,在实现自我的潜能和退化为物、丧失人的根本属性之间做出选择。弗洛姆认为,人是社会性的人,要实现自律道德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关于新人和新社会的设想。但是,根据弗洛姆思想所包含着的内在逻辑推论:新人只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新社会必须在经济、文化等所有的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才能实现。这就使得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陷入了困境,难以成为现实。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将重建道德的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建设?正确认识道德的自律性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道德的性质是自律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中不能只重视外在的规范约束,还要重视人的内在道德基础和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将外在的道德规范约束和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力结合起来,是对道德的自律性质的理论自觉。道德自律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和教育中,以培养整体的道德人格为旨归,注重培养内在的道德基础,发展人的各种能力。
埃利希.弗洛姆是现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伦理学家,面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科技发达所造成的人的非人化境况,他敏锐地察觉出,工业文明的进步丝毫无益于人的心灵世界的健全与完善,相反却使人们徜徉于自己编织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人性异化的网罗之中。对此、弗洛姆从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原点出发,在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基础上,揭示出现代人独特的生存窘境,并寄望于通过普降爱的圣水、进行一场人性的心理革命,把人从异化的迷梦中唤醒,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健全。本文以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为主线,对他的人学理论进行深入而系统地探讨。首先通过系统地阐发他的人性论和社会性格学说以及人的异化和逃避自由的生存境遇,夯实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其次,重点阐述爱的理论和重生存轻占有的价值取向,这内蕴着弗洛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解答以及他为人类走出二律背反的生存境遇所确立的价值向标;接着顺理成章地指出: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则是其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归宿;最后在对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学理特征的梳理中指陈其理论缺失和借鉴意义。
江奈生•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散文、书信集、叙事诗及小说等等,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格列佛游记》是其乌托邦式的代表作。作品中由格列佛充当叙说者,讲述了他四次出海航行所经历的奇特的历险故事,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对外扩张和对内压迫的殖民主义政策,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正义斗争。对于这部小说,不少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其讽刺及针砭时弊的意义方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基础,辅以弗洛姆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异化理论,对《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主人公格列佛>经济本我<的发掘及其>政治本我<的觉醒进行阐释。本论文分三部分,由引言、正文及结论构成,其中正文分三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批评角度的选择过程以及论文的大致框架,进而提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首先介绍作者斯威夫特的主要人生经历及代表作《格列佛游记》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国内外评论家对于作者及小说的相关评论;接着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对于异化理论所做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各个角度的研究,再着重提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弗洛姆心理学中的异化理论,即而提出本论文选题的可行性。第二章着手阐释《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普遍异化现象。主人公四次出海,每次(尤其是第三和第四次)所见的人物都成为分析对象。第三章更详尽地分析了主人公格列佛的异化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作为>经济人<的格列佛的异化,其二,作为>政治人<的格列佛的觉醒。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指出异化是《格列佛游记》的重要主题之一。本篇论文通过异化这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斯威夫特对当时社会观察的深入及对人类社会所处困境的忧虑和思索,从而得出本论文的基本论点: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描写和刻画的异化的人物形象,有可能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的异化形象,而格列佛也有可能就是英国小说中最早的典型的异化人物之一。
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人们孜孜不倦探索的话题,也是人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然而,在>自由<这个问题上历来就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人们大都认为只要消除掉外在的束缚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弗洛姆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双重自由观并论述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体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弗洛姆自由思想提出的社会理论背景、社会现实背景及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对自由思想的影响。弗洛姆生活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前八十年,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核武器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成了生活在其中的弗洛姆的>社会观察室<,再加上自己独特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就形成了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现实基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异化理论,东方的禅宗思想都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部分,在多重关系中对弗洛姆自由观进行横向分析论述。首先对弗洛姆>自由<的内涵作了简单的说明:>自由<具有双重的含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主动的、自愿的做……的感觉<,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个性的发展,在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自我个性的实现是唯一的目的和最高的目标。消极的自由就是指>摆脱……的束缚而获得的感觉<,是人挣脱了外界的障碍、束缚后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逻辑上积极自由包含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则不含积极自由的意思。接下来,详细分析自由和异化、自由和自发性活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说明了全体异化的人们所获得的消极自由无法让内心安宁,也不能达到积极的自由,只有通过自发性的活动塑造健全的人,才可能寻得积极自由。第三部分,阐述弗洛姆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心路历程中纵向感悟自由的思想。首先,按照社会发展的顺序,分析在各个时代的人们追求自由的情况和对自由的态度。特别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人们既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矛盾心理。接下来,按照个人年龄的增长,说明人们心理各阶段的自由特点。通过社会和人心理各个不同阶段对自由的不同反应说明:自由是人存在的本质,自由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随着个体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个意义上都是消极的自由,消极自由只能让人们感到焦虑、孤独,从而逃避自由。为了消除这种状况,弗洛姆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以建立健全的社会。这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的思想就是:健全的人在健全的社会里生活才能通达积极自由,使人性充分的展现。第四部分,旨在依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试图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做出恰当的评价。弗洛姆的双重自由观为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了新的思路;逃避自由的心理分析加深了对现代社会和我国现代建设的理解;自由与自发性活动的关系的论述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心理和社会相结合的分析为研究历史事件和分析个人情况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具体措施对于正在阔步前进的中国有一些启发意义。同时,由于历史和理论的限制,弗洛姆的自由观不可避免的带有空想性,没能找到一条真正可以到达自由的道路。文章最后对弗洛姆自由观的局限性作了概括性评述。
通过文本细读,以结构主义>整体观<和狄德罗>美在关系<文论思想为指导,主要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埃里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美学分析人物性格特征,把周朴园置于各种>现实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侍萍的关系、与那个>空白<——>有钱有门第的小姐<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整体的人物性格分析,发现周朴园是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症<的病态性格,偏重于>虐待症<性格。对周朴园病态性格形成的可能性因素进行了考察,揭示出中国国民>虐待——被虐待症<病态性格的大批量生产和文化根源。这一创新性阐释丰富了周朴园典型形象的代表意义;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视角,发现了文本中的>雷雨<意象、剧终时《圣经》的出现、剧中人台词——>天<与>天意<的反复言说,这三部分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雷雨》整体框架所表达的意蕴>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艺术表现;通过对文本、作家创作论、评论史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雷雨》表现了人的命运主要受遗传基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家庭和社会环境、宇宙中高于人类智慧的神秘力量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朱栋霖认为作为自然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象征主义者,或者作为诗人,奥尼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除掉>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外,完全可以用来评价曹禺,本课题研究认为曹禺作为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创作《雷雨》时的曹禺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先觉者。
乔伊斯•卡罗•欧茨是蜚声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多产女作家。欧茨小说大都透过作者的眼睛使读者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状态。小说《他们》(1969)就是这样一部反映当代美国人对>自由<具有相同渴望,却通过不同方式追寻它的优秀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的美国社会变迁,并通过主人公温德尔一家中的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儿子朱尔斯及其他几位人物在这30年间的动荡经历,表现了所有同时代的美国白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普遍的精神困惑、自我定位与自由追寻。小说中几位人物对>自由<的相异的理解及不同的追求方式所形成的大相径庭的>自由观<更是给小说平添了丰富的内涵,并成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自由<主要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们》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情人娜旦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受到了挫败,致使她们对自由的渴望走向了消极追寻的道路。洛雷塔任凭命运摆布的>纯重力<的自由观,莫琳把自己依附于他人的>颠倒自由<的自由观,还有娜旦通过死亡解脱的>终极<的自由观都可 被视为消极自由—也就是通过摆脱自由的方式来追寻>自由<即逃避自由。朱尔斯所体现出的>自由与责任并重<的自由观则可被纳入积极自由之列。小说《他们》中主要人物对自由的认识与追寻并由此所表现出的自由观在弗洛姆,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自由<理论的关照下体现了自由的真理: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世界,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自由。
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体会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作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受,从死亡意识这一角度对其文本创作进行再理解。从三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一、死亡意识之萌生。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试图追寻作家经历的政治事件中的死亡记忆,找出张贤亮作品之所以存在死亡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结合作家对死亡的书写,表述作家又是如何将这种死亡意象展现给读者的。二、生命体验与>死亡意识<的转变。第二部分根据张贤亮作品中对死亡表现的不同,将其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逃避、中期的挣扎及后期的对死亡的深刻反思。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分析张贤亮死亡观念的转变,并力图寻找出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三、张贤亮死亡观之哲学观照。根据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哲学家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进一步从理性角度透视张贤亮作品中死亡叙述掩盖下的施虐与受虐情结,及回归洛神,返归母腹的死亡倾向。并从文学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概括张贤亮的总体创作情况。
人学在西方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学科。它发端于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使命的古希腊时代,但科学的人学则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对人的问题的世界性兴趣正在不断增长<,人学正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的人学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二十几年的路程。在此期间,人学研究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讨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学理角度说,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讨论的问题比较分散,对为什么研究人学,人学的基本概念、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等前提性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研究的方法也缺乏立体感与层次性,好的主观愿望,常常带来坏的结果,即从研究具体完整的人开始,以失去真实的人而
中国作家张爱玲和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生活处在同一个时代,她们都是优秀的在当时极具个性的女作家,而且她们的作品呈现出相似的主体意蕴。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她们作品主题的相似性,其一是她们都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解构,刻画了一系列疯狂偏执、自私变态的>恶母<形象;其二是她们笔下的爱情总是与绝望的基调联系在一起,或者是抽象的情欲冲散爱情,或者是现实的物欲扼杀爱情,总之,寻找爱情是绝望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以作品分别对母亲形象和绝望的爱情主题分析之后,在论文的第三章,从作家创作论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会表现出这两个相似的主题,以童庆炳的>缺失性经验<、西苏的女性写作源头论以及弗洛姆>爱的艺术<共同来看张爱玲和杜拉斯的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特别是母爱的缺失让她们成为作家并对她们的性格和作品色彩造成的影响。张爱玲和杜拉斯同时也都是时代感极强的作家,她们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人冷漠绝望的生存状态,从而使 她们的作品具有世界文学主题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