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布洛赫、马斯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在建构其人学理论时,只是把人性当作一个客观的事实来看待,在方法论上拘泥于非历史性的伦理学或心理学方法,无法进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这也导致他们不能准确地把握人性论的实质。阿尔都塞虽然指出了仅仅从人道主义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错误所在,但由于他形而上学地放大了方法论的作用而忽视了马克思重要的思想特质。1844年写作《穆勒评注》时期的青年马克思,由于撇开了对社会历史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而直接进入到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性研究,因而还不具备历史地分析人性的思想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之前所持有的异化式的人道主义逐渐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所代替;1845年之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的抽象人性论进行了集中批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性间接地阐释了认识人性的科学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