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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社会批判理论成为人们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必然语境。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枝独秀,弗洛姆从理解和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通过对精神分析学、社会异化理论以及社会性格理论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弗洛姆揭示了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孕育的基本精神及其在当代新的发展逻辑。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亲身经历的视角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对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的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因此,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当代价值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其理论和现实价值,为我们塑造健全的人、构建健全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鲜明的旗帜,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关注到了异化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把异化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内容,他并不满足于把异化作为单纯的哲学、社会学问题来探讨,他把异化的概念延伸到了心理学的领域,为我们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思路。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弗洛姆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异化理论部分,在对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对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从积极意义和内在矛盾两方面进行了评析,本文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弗洛姆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弗洛姆的理论来源自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并分析了弗洛姆对二者理论的吸收与重新理解并转化为自身理论的这一过程。第二部分,通过对弗洛姆矛盾人性论的分析阐明了弗洛姆的人性观,对人性的理解是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出发点。明确了弗洛姆的人性观后,本文着重探讨了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以及弗洛姆对资本主义晚期出现的社会总体性异化的批判以及扬弃异化的途径。第三部分,对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进行了简要评析。本着对弗洛姆异化思想理论进行梳理探究的思路,从其中找到其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积极意义,以及其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思想缺陷。]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是20世纪德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黑塞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他将自己的小说称为>心灵传记<,在其创作中始终关注人与世界、与自身的关系,因此其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不同阶段的人与外界的矛盾以及因此产生的救赎渴望。本论文试图从黑塞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入手,借助女性形象的分析,从自然之女、欲望的张扬、生活之母的伟大想象等三个层面上历时性地探讨黑塞小说中的女性救赎观念,并将其救赎道路的展开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学传统中,发掘其女性救赎背后独特的文化内涵及精神意义。论文主体分成四个部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从黑塞的个人经历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入手,探究黑塞在个人与时代危机中的救赎意识的产生,并将作家置于文学传统中进行观照,指出其以女性为依托的救赎意识实际上来源于作家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即先代诗哲智慧的有益吸收。第二章以作家的早期作品《彼得·卡门青》为例,重点借用了生态女性主义和弗洛姆>爱的哲学<的某些观点,指出青年对心灵家园的困惑与追寻是其救赎的发轫,由此这一时期的女性典型地带有自然特性,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女性为男性指明了救赎之路,即爱的哲学。第三章以黑塞代表作之一的《荒原狼》为主要分析对象,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和难点。本章以荣格的原型分析理论为架构,试图从原型角度论述小说中男性的分裂与冲突以及女性阿尼玛原型所具有的救赎意义,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黑塞这一时期的>幽默哲学<,其本质是一种苦难哲学和超越哲学。第四章着重探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女性救赎主题。首先借用尼采>成为你自己<的道德哲学来分析小说主人公歌尔德蒙的救赎之路的展开,即对真实自我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女性扮演艺术和性爱女神,并在作家的塑造中成就了生活之母的伟大想象,第三节重点论述小说中体现的死亡哲学,即关于生与死、死与爱的关系。由此黑塞在技术与理性的时代氛围中,通过对感性之爱与死亡的吟唱,在一个审美的世界中表现了自身对个体救赎的内在探索。
菲利普•罗斯是杰出的美国犹太小说家。自1959年至今,五十余年中他笔耕不辍,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国内外学者、评论家的关注和好评。《美国牧歌》于1998年荣获普利策奖。它的出版标志着菲利普•罗斯的创作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国内外对《美国牧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思想以及创作技巧等方面。本论文尝试使用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美国牧歌》中体现的人类生存困境和不健全的人两个方面。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理论介绍、两章正文和结论部分。第一章是引言,介绍菲利普•罗斯的生活经历、主要作品、小说《美国牧歌》的故事梗概以及《美国牧歌》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并且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及主要论点。第二章是理论介绍,介绍弗洛姆的生平及其人本主义理论。本章对人本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包括该理论形成的影响因素、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现代人的需求以及不健全的人四个方面。第三、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牧歌》中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美国这片梦想成真的土地上,人们有信心能够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是在衰老、疾病及社会动荡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又受困于对死亡的忧虑。崇尚自由的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追求幸福的机会,然而,自由的另一面却是各种社会冲突事件的频发,人们在冲突中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牧歌》中不健全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当社会不能满足人的各种生存的需求时,人们表现出了对自由的逃避和人际关系的异化。求同和破坏是人们摆脱孤独,重拾安全感的两种方式。另外,人际交往中倡导的>市场倾向<评价标准导致了人们的异化关系。第五章是结论。本部分总结全篇,作者认为罗斯和弗洛姆都关注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社会的发展尽管要追求物质利益,但是发展始终要以人为本,关怀人性,从而实现人的健康发展。
在20世纪中期,德裔美籍哲学家弗洛姆创立了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弗洛姆对爱的阐述,系统清晰、视角独特,他从社会文化环境、人的生存和需要等方面对爱做了全面的研读,探讨爱对人们生存的作用和价值,使人们对社会现状有准确的认识,促使人们对自身问题深刻反思。本文第一部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弗洛姆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弗洛姆爱的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理论根源,爱的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弗洛姆所处的战争与经济危机频发的动荡社会以及弗洛姆对其他思想的兼收博采是密切相连的。第三部分系统解读了弗洛姆爱的伦理的思想体系,弗洛姆认为,爱情作为一门艺术,是以给予为前提,实践为途径,同时爱包括五种对象,具有四种要素;在实践爱的过程中,要摆正爱的态度,尊重爱的对象,保持兴趣专心投入。文章的第四部分,把爱立足于人性解放,对人们生存的现状进行反思,探索爱的伦理思想的理论意义,把弗洛姆爱的思想与当下社会境况相结合,努力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供几许建议。弗洛姆爱的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方人道主义复兴时期,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跟不上物质生活快步前进的速度的现象已日渐凸显,弗洛姆对爱的探讨跟当下中国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道德目标是一致的,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问题,弗洛姆爱的理论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弗洛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根本上说来也就是对人的生存的理解,是对重生存的人性的深入把握。他的人性思想的确立,是集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精华,给>人学<带来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重生存<的思想是其毕生所倡导的人性思想,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在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与此同时,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空虚。弗洛姆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且在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基础上,又创新地将精神分析带入了对人们生活实践的考察,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精华部分的同时又对前二者进行继承、研究最终得出了富有意义的结论。但是这种统一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局限性。同时弗洛姆在克服当前社会矛盾的主张上,在建立他所心仪的健全的社会上,洋溢着乌托邦的意味。本文围绕弗洛姆人性思想中最关键的>重占有与重生存<的部分,介绍了其思想的背景和理论的来源,通过论述两种生存方式的辩证关系,分析>重占有<模式的困境,>重生存<模式的实现途径,透过弗洛姆的思想,解释了当代人内在的矛盾性以及对当下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取舍,展望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以及探讨当前时代下人的追求与存在意义。]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矛盾性是其显著特征: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经济的极大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各个方面得到极大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比以前得到极大地改善,人类证明了自己力量无穷强大,控制力的范围和强度也得到证明;但另一方面,人类所设想和所追求的自由状态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陷入了一种对自由的逃避状态之中,而这种逃避又导致了人的心理机制的异化。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秉承该学派的思想理论特色: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他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融合,力图揭示人类追求自由但又逃避自由的心理根源,探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从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其面临的种种困境着手进行分析和考察,并试图找出消除现代社会弊病的途径。在当代中国,人们面临着如同弗洛姆笔下的逃避自由的心理困境,以及相似的环境因素。本文希望通过对弗洛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理论进行分析和借鉴,考察目前中国所存在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试图提出解决途径,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本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弗洛姆心理机制批判理论的现实与理论基石。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思想的融合而形成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其思想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关于性格结构的学说。在融合两者思想的基础上他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心理机制展开了批判。第二部分阐释弗洛姆心理机制批判理论的内涵。弗洛姆认为,当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的自然界和他人有别的整体之时,人类的社会史就开始了。>人类开始进入个体化发展的过程,而这种>个体化的过程<就是自我力量的增长,但同时个体的孤独感日益增加。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使人产生了不堪忍受的孤独和无权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导致形成了一种心理机制,即弗洛姆所说的>逃避的机制<,也就是本论文所说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三部分阐释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心理方面也遭受着类似的困境。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阐述的现代人三种典型的>逃避自由<的形式,对解析当今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众心理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第四部分阐释避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途径。弗洛姆认为,要改变这种面对自由而又逃避自由的两难境地中人的心理机制,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社会。他认为,所谓健全的人就是未被异化的人,同时具有创造性特征的人,而健全的社会主要围绕着>人<这一目的,讲求人的生产性和创造性。为了这一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格,弗洛姆从整体上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在人的精神层面提倡爱,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在经济上,激发工人以主人的姿态积极参与企业生产管理;在政治上,完善民主制:在文化上,提倡教育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第五部分阐释弗洛姆心理机制批判理论的现实启示。在当代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现代的市场经济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人的孤独感的增强,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着心理问题等等。因此,心理机制批判理论不仅对于发达工业社会诊治自身的弊病有所指导,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无意识<在西方这一概念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哲学家、心理学家都对无意识有过关注和探究,但只有弗洛伊德赋予无意识以重要地位,使得无意识成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领域①。无意识理论产生和发展对西方哲学、艺术及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发展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发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我们所熟知的意识,而是一种潜藏在意识之下并截然不同于传统理性的无意识。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正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荣格从原始神话和意象的角度重现研究,提出>集体无意识<,给无意识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在传统的精神分析学一蹶不振的时候,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的口号,对其无意识学说加以改造并拓展,将无意识置入结构主义中来研究,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给无意识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无意识理论的研究逐渐渗透至文化社会领域。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在吸收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的同时也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提出怀疑,主张将无意识回归到现实经验当中,因此把无意识研究置入到人类社会结构中,创立了社会无意识理论。后现代理论活跃的的时代,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博采众说,把精神分析理论的无意识概念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兼容其他观点,提出了>政治无意识<,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方法。无意识理论的变迁轨迹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本论文通过论述无意识理论在西方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拉康的>文化无意识理论<、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得以发展的原因进行具体解析,以期从宏观上把握无意识理论在西方的大体发展脉络,明晰无意识理论的变迁轨迹。理论的价值还在于对实际的指导,因此论文从文化、.哲学、艺术及社会等不同角度来论述西方无意识理论的价值。关于西方无意识理论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践应用价值。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examin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medicine, psychiatry, and culture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dawn of the 1970s. In this richly layered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tin Halliwell ranges from national politics, public reports, and healthcare debates to the ways in which film, literature, and the mass media provided cultural channels for shaping and challenging preconceptions about health and illness. Beginning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profound impact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Cold War on mental health, Halliwell moves from the influence of work, family, and growing up in the Eisenhower years to the critique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during the 1960s. Blending a discussion of such influential postwar thinkers as Erich Fromm, William Menninger, Erving Goffman, Erik Erikson, and Herbert Marcuse with perceptive readings of a range of cultural text that illuminate mental health issues--among them Spellbound, Shock Corridor, Revolutionary Road, and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this compelling study argues that the postwar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closely interlink contrasting discourses of authority and liberation. [Taken from Publisher’s Website: http://rutgerspress.rutgers.edu]
Norbert Elias, Erich Fromm, and Theodor Adorno all crossed paths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in the pivotal period of the early 1930s, all were haunted by Nazism, and each produced remarkable chapter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oritarianism. Adorno’s (co-authore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1950)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but perhaps only at the cost of downplaying or hiding underlying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during a period of significant professional constraints. Currently none of these contributions enjoys much attention, despite enduring academic,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popular political ideologies characterized by uncritical submission to militant and intolerant politics. This chapter surveys the neglected social psychologies of authoritarianism offered by Elias and Fromm and offers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between these two contributions, and also the more famous publicatio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Elias’s >The Germans< is revealed to have many overlooked and lasting virtues, especially its abilities to avoid troubling reifications and to offer insights that more easily transcend the particular traditions of psychoanalysis, Marxism, and positivism.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article are: What takes place in th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work of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kindergartens and in counteracting exclusive process? How are views on children and ethics expressed through practice and in reflections on practice among the staff in kindergarten? What constitutes >pedagogical presence<, >attentive love<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pedagogical practic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are highlighted by Fromm's understanding of >being-mode< and >having-mode< as different modes of orientation towar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The article draws o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is based on empiric findings from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two kindergartens. While planning and regulating the practice according to a biased view on >what children need< earlier were main topic in the kindergartens studied, now concentration on listening to and >reading< the children is focused, and thus expansion of the interests and questions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bring in is facilitated. The new practice can be seen as a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the growth of an instrumental and technical approach to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last years.
In his path-breaking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an ideological >white< self-consciousness among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vid Roediger relies on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sycho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rallels in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between Roediger’s work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Max Horkheimer, Erich Fromm, and Herbert Marcuse, which was also based on a synthesis of Marx and Freud. The paper seeks to place Roediger’s arguments in a broader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to highlight the ongoing relevance of early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to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in critical race theory.
Die Überlegungen von Erich Fromm bezüglich eines Lebens im Konsum und einem Leben im Sein sind in Zeiten wie den unseren nötiger denn je. In dieser Hausarbeit werden seine Gedanken zusammengefasst und kommentiert.Unsere Gesellschaft versucht den Spagat zwischen maximalem Konsum und Umweltschutz. Dieser Spagat ist nach Erich Fromm unmöglich. Die Probleme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 führt er auf die Lebensweise des Habens zurück, womit sich die Umweltverträglichkeit bei gleichzeitig maximalem Konsum ausschließt. Durch psychoanalytische Methoden versuchte er die empirische Grundlage zur Unterscheidung von der Lebensweise des Habens von der des Seins zu ermitteln. Was sind das für Lebensweisen, die nach Fromm für das Scheitern oder das Gelingen unserer Gesellschaft verantwortlich sind? [Buecher.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