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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受到教育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它关于教师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本主义的教师观及其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启示。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以及问题提出的意义。第二章分析了人本主义的内涵、理论渊源、产生的理论基础及社会根源,并分析了它的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马斯洛和罗杰斯,阐述了他们的教师观,即教师应是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有创造性及有个性的人;对学生真实,认可、承认、信任学生,对学生能够作移情性理解;他是一个促进者,能与学生建立起>融洽型<的师生关系;同时还论述了人本主义教师培训的主要方式。第三章主要讨论人本主义教师观对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启示:如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人本化;加强对未来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培养自我充分实现的教师;构建人性化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等等,最终使我们的教师教育走向人本化。
Some successors of Marxists once insist that the >substance<of the world is >abstract matter< of old materialism. Western Marxists who are the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of >substance< commonly demand re-understanding Marx’s text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 judgment doesn’t embody the real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With the refusing to >abstract matter<, Lukács, Fromm, Schmidt and Gramsci etc.do their most to emphasiz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the nullity of two-pattern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to understanding Marxist philosophy. Though Western Marxism excessively emphasis on practice, their theoretical approa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ranslation: www.cnki.net, 6/2023]
>孤独<本属普通名词,意指个人主观的一种孤单、寂寞的心理感觉。但有过孤独童年与大半生心理医生经历的弗洛姆却把孤独作为其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对象,并且以《逃避自由》为主要文本形成了其包括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和人类精神在内的孤独理论。第一,孤独-社会性格理论。弗洛伊德把孤独归咎于个人,赖希从探讨法西斯主义入手,提出了群体独裁说。弗洛姆在前两人的基础上产生群体孤独概念并进而形成他的孤独-社会性格理论:自由本是西方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但走向极端也会出现孤独,而孤独本身是难以忍受的。德国大众之所以甘愿逃避自由并俯首屈从于法西斯主义乃在于他们养成了迎合法西斯主义的孤独的社会性格。第二,孤独-社会无意识理论。社会性格是一种显性的社会意识,控制它的则是社会无意识。无意识一词为弗洛伊德首创,意指个人的生活状况所特有的处境而造成的对人压抑的内容。弗洛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无意识<范畴,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最大多数成员共同被压抑的领域。弗洛姆认为:在中世纪,人们共同遵守一种有感情的、具有安全与归属感的社会道德秩序,严格笃信宗教教义并且养成了灵活的悖论思维与豁达的出世心态。加之经济活动又服务于人的需求,因此孤独被束缚于内。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发展一方面使个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也彻底摧毁了曾经给予他安全与归属感的传统社会结构。于是,现代式孤独随之而产生。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与加尔文的宿命论暂时消弭了世人的孤独感。于是,孤独被转化为隐性的社会无意识。第三,孤独-人类精神理论。孤独虽然暂时得到解决但并非一劳永逸,因为孤独的最终原因并未找到。弗洛姆认为:早在史前时代,孤独就已产生。因为人类一经出现,他们便脱离自然而离群索居并与动物永别。尽管极其孤独,但由于这时没有明显的自我意识所以他们尚未发觉孤独的存在。到了古代文明时期,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大发展摧毁了原始的社会秩序,人类的孤独意识开始觉醒。进入轴心期,人类精神在东西方同时建立,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孤独这一问题。
从技术产生之初至今,因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就一直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对物质利益顶礼膜拜的同时,人类似乎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技术是人凭借理性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因此理所当然带有人类心理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对这一单向度的关系关注过多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时至今日,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单向度关系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社会心理需求依然主导着技术的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技术却也对社会心理的发展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切入此问题,将技术视为一种特殊符号,从而研究技术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大量现实的技术事例的分析表明,技术作为一种符号,在改变人类社会心理的交流方式和情境的基础上,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社会心理中的自由感、认同感和宣泄感,有利于维持社会心理的平衡,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技术也打乱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群体分裂,使人类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与功利化,冲击了社会心理中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技术对社会心理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消极影响源于技术的异化现象。技术的异化使人类丧失了心理的自主性,人类社会心理逐渐被技术控制,成为技术的奴隶,越来越显示出技术化的倾向。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技术座架的促逼下,人类社会也越来越像一个>技术领域<由此形成了现代>理性人<的困境。那么,人类社会心理技术化的倾向完全不可逆转吗?针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理论,找到一条避免异化,使技术发展与社会心理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道路。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注重人的因素的介入,促进人类社会心理的完善及对技术的合理运用,并加强对技术的人文关怀,理性地运用技术伦理加以引导应是避免社会心理技术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乔伊斯•卡罗•欧茨是蜚声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多产女作家。欧茨小说大都透过作者的眼睛使读者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状态。小说《他们》(1969)就是这样一部反映当代美国人对>自由<具有相同渴望,却通过不同方式追寻它的优秀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的美国社会变迁,并通过主人公温德尔一家中的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儿子朱尔斯及其他几位人物在这30年间的动荡经历,表现了所有同时代的美国白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普遍的精神困惑、自我定位与自由追寻。小说中几位人物对>自由<的相异的理解及不同的追求方式所形成的大相径庭的>自由观<更是给小说平添了丰富的内涵,并成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自由<主要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们》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母亲洛雷塔、女儿莫琳、情人娜旦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受到了挫败,致使她们对自由的渴望走向了消极追寻的道路。洛雷塔任凭命运摆布的>纯重力<的自由观,莫琳把自己依附于他人的>颠倒自由<的自由观,还有娜旦通过死亡解脱的>终极<的自由观都可 被视为消极自由—也就是通过摆脱自由的方式来追寻>自由<即逃避自由。朱尔斯所体现出的>自由与责任并重<的自由观则可被纳入积极自由之列。小说《他们》中主要人物对自由的认识与追寻并由此所表现出的自由观在弗洛姆,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自由<理论的关照下体现了自由的真理: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世界,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自由。
本文通过对赖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梳理和分析,阐明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探讨其开创性贡献及其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的重要影响。首先,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是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对话和融合,并以范畴、理论、方法的对话与融合作为途径。其次,他将性的问题和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等问题相融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性本能理论基础上展开的性格结构分析理论、>性革命<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等。第三,赖希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贡献,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特别是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赖希的理论还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偏执的,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某些误读和曲解,但是赖希的某些思想理论仍然闪烁着异彩和光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宝贵的和值得借鉴的。
通过文本细读,以结构主义>整体观<和狄德罗>美在关系<文论思想为指导,主要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埃里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美学分析人物性格特征,把周朴园置于各种>现实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侍萍的关系、与那个>空白<——>有钱有门第的小姐<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整体的人物性格分析,发现周朴园是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症<的病态性格,偏重于>虐待症<性格。对周朴园病态性格形成的可能性因素进行了考察,揭示出中国国民>虐待——被虐待症<病态性格的大批量生产和文化根源。这一创新性阐释丰富了周朴园典型形象的代表意义;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视角,发现了文本中的>雷雨<意象、剧终时《圣经》的出现、剧中人台词——>天<与>天意<的反复言说,这三部分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雷雨》整体框架所表达的意蕴>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艺术表现;通过对文本、作家创作论、评论史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雷雨》表现了人的命运主要受遗传基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家庭和社会环境、宇宙中高于人类智慧的神秘力量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朱栋霖认为作为自然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象征主义者,或者作为诗人,奥尼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除掉>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外,完全可以用来评价曹禺,本课题研究认为曹禺作为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创作《雷雨》时的曹禺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先觉者。
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人们孜孜不倦探索的话题,也是人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然而,在>自由<这个问题上历来就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人们大都认为只要消除掉外在的束缚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弗洛姆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双重自由观并论述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体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弗洛姆自由思想提出的社会理论背景、社会现实背景及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对自由思想的影响。弗洛姆生活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前八十年,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核武器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成了生活在其中的弗洛姆的>社会观察室<,再加上自己独特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就形成了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现实基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异化理论,东方的禅宗思想都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部分,在多重关系中对弗洛姆自由观进行横向分析论述。首先对弗洛姆>自由<的内涵作了简单的说明:>自由<具有双重的含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主动的、自愿的做……的感觉<,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个性的发展,在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自我个性的实现是唯一的目的和最高的目标。消极的自由就是指>摆脱……的束缚而获得的感觉<,是人挣脱了外界的障碍、束缚后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逻辑上积极自由包含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则不含积极自由的意思。接下来,详细分析自由和异化、自由和自发性活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说明了全体异化的人们所获得的消极自由无法让内心安宁,也不能达到积极的自由,只有通过自发性的活动塑造健全的人,才可能寻得积极自由。第三部分,阐述弗洛姆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心路历程中纵向感悟自由的思想。首先,按照社会发展的顺序,分析在各个时代的人们追求自由的情况和对自由的态度。特别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人们既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矛盾心理。接下来,按照个人年龄的增长,说明人们心理各阶段的自由特点。通过社会和人心理各个不同阶段对自由的不同反应说明:自由是人存在的本质,自由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随着个体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个意义上都是消极的自由,消极自由只能让人们感到焦虑、孤独,从而逃避自由。为了消除这种状况,弗洛姆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以建立健全的社会。这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的思想就是:健全的人在健全的社会里生活才能通达积极自由,使人性充分的展现。第四部分,旨在依据>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试图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做出恰当的评价。弗洛姆的双重自由观为人们追求自由提供了新的思路;逃避自由的心理分析加深了对现代社会和我国现代建设的理解;自由与自发性活动的关系的论述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心理和社会相结合的分析为研究历史事件和分析个人情况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具体措施对于正在阔步前进的中国有一些启发意义。同时,由于历史和理论的限制,弗洛姆的自由观不可避免的带有空想性,没能找到一条真正可以到达自由的道路。文章最后对弗洛姆自由观的局限性作了概括性评述。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体会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作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受,从死亡意识这一角度对其文本创作进行再理解。从三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一、死亡意识之萌生。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试图追寻作家经历的政治事件中的死亡记忆,找出张贤亮作品之所以存在死亡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结合作家对死亡的书写,表述作家又是如何将这种死亡意象展现给读者的。二、生命体验与>死亡意识<的转变。第二部分根据张贤亮作品中对死亡表现的不同,将其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逃避、中期的挣扎及后期的对死亡的深刻反思。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分析张贤亮死亡观念的转变,并力图寻找出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三、张贤亮死亡观之哲学观照。根据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哲学家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进一步从理性角度透视张贤亮作品中死亡叙述掩盖下的施虐与受虐情结,及回归洛神,返归母腹的死亡倾向。并从文学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概括张贤亮的总体创作情况。
中国作家张爱玲和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生活处在同一个时代,她们都是优秀的在当时极具个性的女作家,而且她们的作品呈现出相似的主体意蕴。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她们作品主题的相似性,其一是她们都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解构,刻画了一系列疯狂偏执、自私变态的>恶母<形象;其二是她们笔下的爱情总是与绝望的基调联系在一起,或者是抽象的情欲冲散爱情,或者是现实的物欲扼杀爱情,总之,寻找爱情是绝望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以作品分别对母亲形象和绝望的爱情主题分析之后,在论文的第三章,从作家创作论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会表现出这两个相似的主题,以童庆炳的>缺失性经验<、西苏的女性写作源头论以及弗洛姆>爱的艺术<共同来看张爱玲和杜拉斯的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特别是母爱的缺失让她们成为作家并对她们的性格和作品色彩造成的影响。张爱玲和杜拉斯同时也都是时代感极强的作家,她们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人冷漠绝望的生存状态,从而使 她们的作品具有世界文学主题研究的意义。
Schismatic processes in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ories
(2007)
In >Can We Live Together?< Alain Touraine combines a consummate analysis of crucial social tens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ith a strong normative appeal for a new emancipatory >Subject< 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twin threats of atomisation or authoritarianism. He calls for a move from >politics to ethics< and then from ethics back to politics to enable the new Subject to make a reality out of the goals of 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However, he has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nature of such an ethic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lacuna could usefully be filled by adopting a form of radical humanism found in the work of Erich Fromm. It defies conven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y operating from an explicit view of the >is< and the >ought< of common human nature, specifying reason, love and productive work as the qualities to be realised if we are to move closer to human solidarity. Although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ositions, particularly on the role to be played by >the nation<, their juxtaposition opens new lines of inquiry in the field of cosmopolitan ethics.
Beaten Into Violence. Anger, Masculinities, Alcohol, Narcotic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
(2007)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sential role of love and understanding in analysis. Love is seen as a healing force keeping the patient connected to life and to health, and as the glue that cements the analytic process. The four components of love which describes – care,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knowledge – are the heart of all successful analysis. Two case studies illustrate how the positive countertransference may be used therapeutically to help patients move towards healthy self-esteem and self-care, and a more benevolent and loving relatedness.
E•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寻找人的主体性解放道路。他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提出自己关于爱的思想。在弗罗姆看来,爱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情感,一种性格倾向。而>创造性的爱<是对人们处境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人与自然、他人、自己建立联系的最健康的途径。创造性的爱也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解答,是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具有创造性倾向和成熟人格的一种能力。掌握爱的艺术,既需要掌握理论,又要亲身实践并终身为此努力。研究弗罗姆爱的思想,学习>创造性的爱<的理论,掌握>爱的艺术<,对促进我国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引导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大有裨益。
人学在西方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学科。它发端于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使命的古希腊时代,但科学的人学则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对人的问题的世界性兴趣正在不断增长<,人学正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的人学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二十几年的路程。在此期间,人学研究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讨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学理角度说,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讨论的问题比较分散,对为什么研究人学,人学的基本概念、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等前提性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研究的方法也缺乏立体感与层次性,好的主观愿望,常常带来坏的结果,即从研究具体完整的人开始,以失去真实的人而
江奈生•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散文、书信集、叙事诗及小说等等,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格列佛游记》是其乌托邦式的代表作。作品中由格列佛充当叙说者,讲述了他四次出海航行所经历的奇特的历险故事,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对外扩张和对内压迫的殖民主义政策,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正义斗争。对于这部小说,不少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其讽刺及针砭时弊的意义方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基础,辅以弗洛姆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异化理论,对《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主人公格列佛>经济本我<的发掘及其>政治本我<的觉醒进行阐释。本论文分三部分,由引言、正文及结论构成,其中正文分三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批评角度的选择过程以及论文的大致框架,进而提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首先介绍作者斯威夫特的主要人生经历及代表作《格列佛游记》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国内外评论家对于作者及小说的相关评论;接着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对于异化理论所做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各个角度的研究,再着重提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弗洛姆心理学中的异化理论,即而提出本论文选题的可行性。第二章着手阐释《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普遍异化现象。主人公四次出海,每次(尤其是第三和第四次)所见的人物都成为分析对象。第三章更详尽地分析了主人公格列佛的异化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作为>经济人<的格列佛的异化,其二,作为>政治人<的格列佛的觉醒。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指出异化是《格列佛游记》的重要主题之一。本篇论文通过异化这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斯威夫特对当时社会观察的深入及对人类社会所处困境的忧虑和思索,从而得出本论文的基本论点: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描写和刻画的异化的人物形象,有可能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的异化形象,而格列佛也有可能就是英国小说中最早的典型的异化人物之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诞生,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姆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便是以手稿为研究基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及异化等概念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以及弗洛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歪曲的批判,造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便是现代社会普遍性的生存异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他扩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他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和他的生存异化理论,最终都归结于充分人性的重建和对人的人道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第四部分,对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进行评价,指出其精华所在,同时指出其糟粕之处。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心态,阶层心态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分解,它影响并支配着相关群体的行为。本文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入手,通过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心态的源流和特征,从而对法西斯主义群体进行心理分析。借用心态史学和心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透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与纳粹上台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反法西斯势力因何失败,希特勒如何利用魏玛时期的国民心态进行蛊惑宣传并通过选举>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作者认为通过对魏玛国民心态和纳粹上台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对纳粹的上台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把当时的社会主要阶层分为四类:社会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和特殊阶层,然后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各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来分析其不同的心态。第二章主要分析的是德国魏玛时代国民心态形成的原因,无论历史的渊源,还是现实的困境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第三章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国民心态的共同特征,指出了国民心态的畸形发展。第四章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分析,介绍了赖希、弗洛姆、阿多尔诺、洛温伯格、阿谢尔等人的理论,透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众心理根源。最后一章讨论魏玛共和国国民心态和纳粹的互动和排斥,以及希特勒是如何利用当时社会阶层的心态运用心理战手法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以最大程度地争取各阶层群众的;当时的国民心态中也存在反法西斯主义因素,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这些反法西斯因素未能战胜法西斯因素,理性为何让位于非理性,为何不能阻止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的上台,以及从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