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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这是一个现代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弗洛姆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中一条隐含的线索。本文首先对重占有和重存在两种生存方式进行了剖析,从中挖掘出了弗洛姆这一生存理论的前提,即人道主义原则、异化理论和社会性格理论。在此基础之上指出他这一理论的主旨:社会批判基础之上的社会拯救——构建>新人<和>新社会<。弗洛姆整个生存方式理论是以他对人性的分析作为基础的,人性中所固有的矛盾性是出现两种生存方式对立的根本原因,而人性中的主动和创造性本质又是消除这种对立,使得人类最终扬弃>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建立>重存在<的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所在。整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对弗洛姆生存方式理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整理工作,同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上对他的这种理论进行了分析。他这一生存方式理论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第一,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状况作出的分析说明;第二,对社会状况、特别是社会病态进行了批判剖析;第三,为医治社会、拯救人类提供方案。这三方面也是他整个社会哲学所主要进行的工作。尽管弗洛姆的理论有偏颇之处,但是他为综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做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正是他的这种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当下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39-)是二战后英国文坛颇负盛誉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三部曲《金光大道》、《天生好奇》和《象牙门》自1989年发表以来,备受评论界关注。以暴力为代表的都市哥特元素成为这三部作品的一个核心特点。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德拉布尔的学者日渐增多,却鲜少有评论家对《金光大道》和《天生好奇》这两部作品中的都市暴力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选取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中所阐释的人文主义哲学为支撑,试析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以都市暴力为核心的哥特元素,旨在为探弋作品中所蕴藉的人性深度,并为其道德维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埃里希•弗洛姆的人文主义哲学囊括了对于异化、自由和爱的探讨,它掘入人的情感内里,将极权主义、破坏性和机械趋同等消极自由所导致的牵绊展露得纤悉无遗。相反,积极自由意味着通过爱和生产性劳作而与世界自发产生联系,保持人格的整一性。虐待与受虐消解主体;成熟的爱却带来自我的救赎与合一。论文引言追述了德拉布尔两部小说发表以来批评家的观点,提出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可能性,并阐述了弗洛姆哲学思想的要点和论文的框架结构。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主体分为两章。第一章是>《金光大道》中都市暴力的引发与扩散<,探讨了家庭环境中的性格偏差如何刺激暴力倾向以及社会大环境对异常行为的传播而导致的都市暴力,目的是为了逃避异化,寻得自由。从微观上看,小说中连环杀手保尔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至其母亲的虐待癖。从宏观上说,社会也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个人主义和商业自由化,加剧了社会异化。同时,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媒体所起的刺激和传播作用都使得社会弊病以都市暴力的形式交相呈现。第二章是>《天生好奇》中都市暴力的对抗与救赎<,挖掘了三位女性主人公通过成熟的爱和生产性工作寻找自我和拯救暴力的努力。尽管莉茨和艾利克斯直面了美杜莎的哥特形象,她们却没有被石化,反而重新认识自我,颠覆了传统的神话原型。通过其对连环杀手保尔无私的爱和慷慨帮助,艾利克斯成功平抚了暴力所留下的创伤。另外,三位女主人公之间的深厚友谊为她们重塑自我和追寻积极自由铺就了道路。论文借助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探究了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的暴力主题和哥特元素。小说中所彰显的城市暴力从微观层面可以归结为人性中的虐待癖和受虐性,从宏观层面来看,则肇始于由外部社会政治因素所滋养和传播的普遍异化现象。诚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将笔锋转向人文主义,字里行间涵射出成熟的爱是拯救都市暴力与实现积极自由的有效方式。
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消费始终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消费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又在特定情况下为人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经济迅猛增长,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西方,异化从劳动领域进一步扩展至消费领域,消费异化被视为异化在当今社会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无节制地吃喝玩乐、攀比奢侈消费之风的蔓延都是其中的典型表现。这种消费异化现象的出现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利于国家、世界的稳定发展,成为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因素。19世纪中后期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匮乏。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并未对消费异化问题进行过多分析,但消费异化思想散见于其文之中。较为系统的消费异化理论出现于20世纪中叶,由马尔库塞、弗洛姆、鲍德里亚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等学者提出和发展起来。他们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立足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了较系统的消费异化理论体系。他们的理论对我们研究当下社会消费异化现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马克思的消费异化思想为理论基石,在对由马尔库塞、弗洛姆、鲍德里亚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等学者提出的消费异化理论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坚持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对消费异化、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的消费等理论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力求为走出消费异化误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依据。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受到教育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它关于教师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本主义的教师观及其对我国教师教育的启示。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以及问题提出的意义。第二章分析了人本主义的内涵、理论渊源、产生的理论基础及社会根源,并分析了它的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马斯洛和罗杰斯,阐述了他们的教师观,即教师应是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有创造性及有个性的人;对学生真实,认可、承认、信任学生,对学生能够作移情性理解;他是一个促进者,能与学生建立起>融洽型<的师生关系;同时还论述了人本主义教师培训的主要方式。第三章主要讨论人本主义教师观对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启示:如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人本化;加强对未来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培养自我充分实现的教师;构建人性化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等等,最终使我们的教师教育走向人本化。
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时代<发展到>消费时代<,异化也由原来的>劳动异化<深化为>消费异化<。>消费异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人性的根源。处在消费异化中的人变成了一台贪婪的消费机器。他们是商品,没有思想和情感,没有尊严和人格,也没有民主和自由。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编织的一个又一个谎言中,屈于匿名的权威而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独立、有个性、有自由的幸福的人。此外,消费异化还给现代人带来了严重的毁灭性的生存危机。弗洛姆为人的这种消费异化境遇感到非常担忧。为了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真正幸福,他对消费异化的种种表现进行深刻揭示,并力图寻找一条扬弃消费异化阳光大道,建立一个健全社会。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及人的心理层面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此,他从这几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扬弃异化的方案。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分析是很深刻和细致的,象一把利刃直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他的理论不仅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性格的分析给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贡献是显著的。
姆•大卫•塞林格于1951年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成名,被誉为>当代风格独特的文学天才>;与此同时,该书被美国文学界公认为美国文学中的>现代经典<之一。该小说以二战后的美国为时代背景,当时美国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却是一片荒原,纸醉金迷的社会特征致使主人公霍尔顿对这虚伪的社会深恶痛疾。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代表人物艾里希•弗洛姆融合了马克思的人本学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提出社会像人一样,有性格特征并且会生病。人有病态的性格存在,社会也有病态的、不健全的性格存在。在虚伪世界和精神荒原并存的社会中,不健全的社会性格不仅导致>垮掉的一代<成了美国50年代的代名词,也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牢笼,导致了霍尔顿精神世界的压抑、孤独和焦虑。为保持精神健全,霍尔顿必须挣脱这牢笼。本文基于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关联需求理论,解析霍尔顿深陷于不健全社会性格的牢笼并踏上挣脱牢笼的三天情感关联旅程。全文共分五章:引言介绍了作者塞林格和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并且综述了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章概述艾里希•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性格<和>爱的关联<理论;第三章从盈利的社会、虚伪的世界和异化的人性三方面入手,详细探讨霍尔顿深陷于不健全社会性格的牢笼里;第四章从母爱、性爱和友爱三方面,着重探讨霍尔顿挣脱了不健全社会性格的牢笼;第五章得出结论,霍尔顿在虚伪腐化的世界里,通过与妹妹菲比建立爱的联系,感悟到他心中驻留已久的童真和快乐,最终冲破不健全社会性格的牢笼,不仅改变了自身孤独困苦的精神状态,也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并由小说世界推至现实社会,鼓励人们在当下社会中用友爱的方式去塑造健全的社会性格,用爱去关联这个社会。
在弗洛姆看来,异化既是>世道<的病态,也是>人心<的病态。马克思是针对>世道<病态的人道抗议者,劳动异化本质上是人性异化和非人化,而马克思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弗洛伊德是针对>人心<病态的人道关怀者,异化亦是心理的异化,表现为原欲的压抑和疏离的体验,因此人的解放亦是人心的解放。弗洛姆对异化的社会病理诊断,是从人性世界的精神诊断入手的。人性是善恶同体的。从个体性格看,爱生、爱人和独立性是积极的品质,爱死、自恋和乱伦固结是消极的品质。从社会性格看,创生倾向、成长综合症等是积极的品质,非创生倾向、衰败综合症等是消极的品质。弗洛姆对异化的社会治疗方案,包括了从>世道<到>人心<的各个维度和层面:消除人性的异化,满足人的需求,包括爱、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是治疗的人道目标,这个目标通过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建构健全的社会来共同完成。弗洛姆的拯救,是把爱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和一种信仰:人的世界应该是爱的世界,爱既是对人的信任,也是一种积极的自由。爱是一种艺术,需要克服个人的自恋,发展谦卑,需要客观性和理性以及培养他生性。弗洛姆启示我们:人性是一个既包括自然属性又包括社会属性,既包括理性又包括感性,既包括意识又包括无意识的多维度、多层面的范畴,>以人为本<应以这个人性范畴为本,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应该包括从>世道<到>人心<的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是系统性的和整合性的。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其写作风格继承海明威的简洁,又更进一步发扬语言简短精悍、少描写多省略的特色,被许多文学批评者称为>美国极简主义小说之父<。卡佛笔下的许多人物和他自己一样,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家庭不和、失业酗酒。这类人物的命运往往反映了一个相似的主题,而批评家们多着眼于卡佛独特的叙事风格而忽略了这些短篇作品的共同主题,尤其是异化这个主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无论是在文学层面还是在哲学层面,异化都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经不同人阐释获得了不同的含义。本文主要借助埃里希•弗罗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和延伸,试图说明异化是雷蒙德•卡佛许多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本文主要选取了六个短篇小说文本进行分析,这些文本比较能体现异化这个主题,并且能分别体现三种异化的形式:《小心》和《保鲜》体现了人与自我存在之间关系的异化,异化了的人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束缚,失去了>人性<,被物化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物体;《盒子》和《你在旧金山做什么?》体现了人与社区/团体之间关系的异化,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了个人与群体疏远的客观和表面原因,然而真正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是利己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人性化的自然交往被目的性取代,金钱、工作反过来支配了人,扭曲了人的意识和人际关系;以及《车厢》和《小屋》中体现出的人的异化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异化了的人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异化的状态,常常试图以脱离熟悉的环境寻求解脱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碰到的问题,然而却因为某件事在某个瞬间顿悟,对短暂逃离的希望破灭,只能又继续回到机械的生活当中去。
对宗教、信仰的讨论是弗洛姆整体思想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存在较大局限。本文试图在考察弗洛姆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鉴国内信仰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信仰主体——信仰行为——信仰客体<的动态逻辑框架系统重构弗洛姆相关理论,并将其置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信仰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发掘其理论之独特性,旨在为研究弗洛姆思想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下社会信仰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经历1926年放弃犹太教信仰与1937年扬弃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两次思想转折后,弗洛姆形成无神论的>激进人道主义<思想,>人<成为弗洛姆研究宗教、信仰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人的诞生<开始后,信仰主体作为一个处于自然、社会历史与生存两歧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中的身心、知情合一的人,其独特的多层次处境与生理-心理结构、机制,使其产生了追求生存意义、指向>谐一<的>x体验<,它在无意识层面构成了信仰的经验基础,其意识化与意识形态化都受到社会的制约,由于知性语言的社会过滤器作用和思虑作用,只有用普遍象征语言才能表达其丰富含义。信仰行为则是信仰主体对>x体验<的反应,不但是一种相信、信服的思想状态,更是信仰主体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全身心的、对自己生存答案的探索和践行。>同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是信仰行为的基础。按照性格结构中创发性取向的多少,弗洛姆将信仰行为分为理性与分理性两种形式。弗洛姆将理性置于人格整体之中,剖析了理性、信仰、怀疑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理性信仰植根于人自己的体验,对自己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了解与信赖,与理性怀疑相关联,它不仅体现在思考和判断领域,也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它促使人们怀着希望,进行一种持续的、积极的自我创造,有利于>人的诞生<。而非理性信仰是对某个神、某个人、某种思想或某种象征的盲目迷信,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和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接纳为基础。如果社会宣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差异,会造成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分裂,形成>假信仰<现象。同时,弗洛姆还研究了自由意志与信仰选择的问题,作为温和决定论者,他为人们自由选择信仰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并探讨了先知与禅师等理性权威的作用。信仰客体被弗洛姆视为>x体验<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的概念系统呈现,按照>原始崇拜——母性人格神宗教——父性人格神宗教——理性一神论宗教——无神宗教——宗教消亡<的路线发展。在他看来,宗教演变是一个客观过程,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人自身的心理状况、理性与情感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历史功能,但这种发展并非后者取代前者的线性更迭,而是一种以某种宗教形态为主、显隐并存、进化和倒退交织并行的过程。根据社会条件所塑造的社会性格结构所导致的不同存在体验,弗洛姆将宗教分为权威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类型;根据它们对>人的诞生<的作用,分为积极和消极的宗教,但这些分类只是对其特征的分类,而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宗教的分类,任何现存成体系宗教中,积极和消极、权威主义与人道主义均混合出现。最后,在呈现弗洛姆信仰理论的完整面貌后,本文指出了它的贡献与不足,并试图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对宗教、信仰的讨论是弗洛姆整体思想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存在较大局限。本文试图在考察弗洛姆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鉴国内信仰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信仰主体——信仰行为——信仰客体<的动态逻辑框架系统重构弗洛姆相关理论,并将其置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信仰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发掘其理论之独特性,旨在为研究弗洛姆思想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下社会信仰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经历1926年放弃犹太教信仰与1937年扬弃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两次思想转折后,弗洛姆形成无神论的>激进人道主义<思想,>人<成为弗洛姆研究宗教、信仰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人的诞生<开始后,信仰主体作为一个处于自然、社会历史与生存两歧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中的身心、知情合一的人,其独特的多层次处境与生理-心理结构、机制,使其产生了追求生存意义、指向>谐一<的>x体验<,它在无意识层面构成了信仰的经验基础,其意识化与意识形态化都受到社会的制约,由于知性语言的社会过滤器作用和思虑作用,只有用普遍象征语言才能表达其丰富含义。信仰行为则是信仰主体对>x体验<的反应,不但是一种相信、信服的思想状态,更是信仰主体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全身心的、对自己生存答案的探索和践行。>同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是信仰行为的基础。按照性格结构中创发性取向的多少,弗洛姆将信仰行为分为理性与分理性两种形式。弗洛姆将理性置于人格整体之中,剖析了理性、信仰、怀疑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理性信仰植根于人自己的体验,对自己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了解与信赖,与理性怀疑相关联,它不仅体现在思考和判断领域,也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它促使人们怀着希望,进行一种持续的、积极的自我创造,有利于>人的诞生<。而非理性信仰是对某个神、某个人、某种思想或某种象征的盲目迷信,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和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接纳为基础。如果社会宣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差异,会造成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分裂,形成>假信仰<现象。同时,弗洛姆还研究了自由意志与信仰选择的问题,作为温和决定论者,他为人们自由选择信仰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并探讨了先知与禅师等理性权威的作用。信仰客体被弗洛姆视为> x体验<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的概念系统呈现,按照>原始崇拜——母性人格神宗教——父性人格神宗教——理性一神论宗教——无神宗教——宗教消亡<的路线发展。在他看来,宗教演变是一个客观过程,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人自身的心理状况、理性与情感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历史功能,但这种发展并非后者取代前者的线性更迭,而是一种以某种宗教形态为主、显隐并存、进化和倒退交织并行的过程。根据社会条件所塑造的社会性格结构所导致的不同存在体验,弗洛姆将宗教分为权威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类型;根据它们对>人的诞生<的作用,分为积极和消极的宗教,但这些分类只是对其特征的分类,而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宗教的分类,任何现存成体系宗教中,积极和消极、权威主义与人道主义均混合出现。最后,在呈现弗洛姆信仰理论的完整面貌后,本文指出了它的贡献与不足,并试图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The formation of Erich Fromm’s thought of >Escape from freedom< is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absorption of Marxism and Freud, on the one hand, Erich Fromm draws on Marxism’s social criticism and alien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give rise to escape from freedom, on the other hand, it draws on Freud’s psychoanalysis to analyze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escape from freedom, and combines the two.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points out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modern people’s existence and seeks to find ways to construct a sound society and a sound personality. Erich Fromm’s >Escape from freedom< was born ou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freed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God and the church, but when the individual lost the barriers of the church, he could not feel his place in the secular life.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individual gradually neglects the relation with the other becaus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other, and the individua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his own life, cause the loneliness of the heart. Both contribute to the instabil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the unhealthy psychology of the individual, a phenomenon Erich Fromm calls >The duality of freedom<. In Erich Fromm’s view, the duality of freedo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Escape from freedom<.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idea of >Escape from freedom< took the form of authoritarianism, desire for destruction, and automaton conformity, which Erich Fromm believed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gave birth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hidden dangers of Nazism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re is a democratic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due to the lack of >Sense of tragedy<. So Erich Fromm addresses the problems of the future by nurturing new people who re-exist and building new societies in which people develop as they ar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does show new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and the caus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Escape from freedom< have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Such social phenomena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Grand narrative< and >Systematic exploitation< of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ed society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reconstructed under the new social situation, >Escape from freedom< is manifested by the further loss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hostility from >The other<. Erich Fromm proposed to overcome alienated personality through creative activities, through the form of collective art to cultivate a sound personalit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scape from freedom<.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Erich Fromm’s theory of >Escape from freedom< and combining it with his Marxist philosophy criticism of Erich Fromm, it can be seen that Erich Fromm’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does not touch on the Base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apitalism, and that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soundness of society ignores the factor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Love< which is used to construct people’s spiritual health has ideality and limitation. Therefore, only on the basis of Marx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rete practice, to carry out a critical study of Erich Fromm’s thought of >Escape from freedom<, can draw lessons from Erich Fromm’s though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provide reference. [Translation: www.cnki.net, 4/2023]
缪丽尔•斯帕克善于创造文学神话,小说《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即为一例。在小说中,主人公布罗迪小姐也试图创造自己的神话。本文力图以埃里希•弗罗姆关于人道主义社会的理论解析布罗迪神话的兴衰沉浮,同时指出史诗《失乐园》的>预定性<影响在本小说中的体现。由此,缪丽尔•斯帕克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察力及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光芒得以表达。论文第一、二章分别定位于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布罗迪小姐和桑迪。前者是神话的制造者,而后者促成了神话的覆灭。这两章内在机制相同,展现的是人在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极力摆脱生存困境与不可抗因素的努力。情节在怀有相同意念却又是两相制约的行为人中展开,布罗迪的神话也历经了辉煌后的衰落。第一章以人类的生存状况为背景,着眼于人的生存二分律>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和命运中的不可抗因素,运用弗罗姆关于人的需要及性格倾向的理论分析了布罗迪神话生成的缘由。为摆脱因被自然孤立所造成的离间状态,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寻求归属感,权威与附属关系由此而生。布罗迪小姐属剥削型倾向,以玛丽为典型的多数布罗迪帮成员则属接受型,这使得布罗迪小姐的弄权更加恣意妄为,魔幻般的影响延伸到布帮之外的两位男教员。同时,她乖戾的对传统教学的反叛也生发出撒旦般的双重性格特征。第二章以弗罗姆关于合理信仰与不合理信仰,权威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的理论为基础,剖析了桑迪在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通过信仰与良心的转变对布罗迪小姐成功的反向制约。这一反作用与布罗迪小姐本身固有的致命弱点的合力促成了布罗迪神话的幻灭。与此同时,桑迪对善与良知的渴望又使得亚当与夏娃的形象浮现读者眼前。第三章是顿悟,揭示桑迪由来已久,并一直持续到她皈依天主教之后的迷惘的根由,也印证了第二章中引用的弗罗姆关于权威内在化的理论。这其中有缪丽尔•斯帕克自身经历的影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弥漫于小说中的天主教氛围,桑迪的皈依可视为是因恶而向善的例证。以弗罗姆人道主义的立场,人有充分潜能,在理智的引导下可以打破权威枷锁,赋予自身存在之意义。这又一次体现出《失乐园》结尾所传达的讯息:乐园既失,一个新的世界有待创造。
埃里希·弗洛姆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融合马克思异化说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相关理论观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经济繁荣、物质丰裕,实则出现了消费异化现象,并对如何摆脱异化进行积极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论述了弗洛姆消费异化建构消费异化理论的理论渊源、基本内容及其扬弃路径,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具体现实情景,探讨其思想的当代意义与现实价值。第一,梳理并论述弗洛姆建构消费异化理论的理论渊源。弗洛姆融合马克思异化说及卢卡奇物化理论等相关观点,同时还学习借鉴弗洛伊德相关理论,在分析人的心理时引入异化观思想,在这基础上提出其著名的消费异化理论。第二,分析并论述消费异化理论基本内容。具体包括产生消费异化理论的前提、产生根源、异化核心等,分别从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分析异化表现形式以及产生异化的后果,为扬弃消费异化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支持。第三,论述弗洛姆扬弃消费异化所进行的路径探索。对此,弗洛姆主张应从心理变革与社会整体变革来实现。首先在社会变革方面,弗洛姆认为,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协同变革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其次在心理变革方面,强调应消除异化对人心理层面上造成的侵蚀,促使人最终不受物的控制或统治,最终走出生存困境。弗洛姆主张重生存人道消费观,同时还注重建立生产性人格。第四,结合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评析并立足于我国具体现实情境,归结出当代中国消费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及提出思考。随着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提出及获得逐渐完善,极大丰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关照现实生存的困境问题,彰显人文主义关怀,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结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观等,从多个层面等进行共同努力,以期能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进而促使我国消费领域实现健康及和谐发展。
本文借助罗伯特•韦斯和本•米尤什科维奇关于孤独的理论,以及埃里希•弗罗姆对孤独这一普世情感的应对机制理论,探讨艾丽斯•默多克作品《大海啊,大海》中主人公查尔斯的孤独。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包括本书和作者的简介、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理论框架。第二章着眼于孤独的表现和原因,主要分为社会和情感两个层面。此章分析将分别从查尔斯的童年、老年以及孤独的群体三个角度进行。第三章研究查尔斯如何应对孤独,主要分析施虐与受虐倾向。此外二、三两章还将涉及艾丽斯•默多克本人对孤独的态度。第四章为全文总结。孤独既是一种普世情感,也是人类注定的生存状态。如果深陷于孤独,人会变得绝望。学会和孤独和谐相处将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而尊重和关注他人是应对孤独并与孤独和谐共生的绝佳方式。
埃里希?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延承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人道主义思想,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现代人的全面>异化<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的理论深思与批判,在西方哲学界产生轰动一时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且全球化趋势下,对弗洛姆的相关思想的研究不仅能在理论上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更加认清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有利于我们展开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本文第二章追溯了弗洛姆最初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其思想生成的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守人本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建立弗洛伊德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文第三章对弗洛姆秉持人本主义立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研判进行了细微考察和理论分析,结合对弗洛姆多种文本的解读研究,从弗洛姆人本主义立场的出发点即人是什么,围绕人类的需要以及人应该如何生活,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探究人类真正的幸福应该如何实现。本文第四章通过对弗洛姆《健全的社会》重要著作的重点研究,整理了其对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异化的表现及其提出的对应举措,包含经济领域最初的劳动异化、生产异化与消费异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制度异化、文化领域的人的心理异化的表现、危害和实质的分析论述;弗洛姆的对策性思考虽然近乎无所不包具体细微,但是纵观各领域的措施,都包含着理性主义色彩,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第五章对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做了评价,他对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观点,但他仍然是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之内进行微观心理革命,根本不能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实质上属于乌托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语言在禅宗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禅宗一方面提出>不立文字<,另一方面又坚持>不离文字<。对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历史背景进行一番探索应该也会让我们对禅宗的语言观有更深的了解。但本文没有从这里取道,而是将禅宗中一种重要的语言形式——公案置于本文观照的中心,目的在于从日常交流语境中对禅的语言作一番审视。基于Erich Fromm, Thomas P. Kasulis, Dales Wright and LiuNing Zhou等人的研究,本文一方面展示了这些论著的内部逻辑,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进一步发展这种逻辑来延伸讨论的方向。通过对这些论著的严密讨论,本文表明在禅宗、心理分析和后现代哲学流派间建立对话的可能性。引用这些论著中的某些比喻,我们可以这样做一番总结:以上研究从把语言作为>过滤器<到把语言作为>水库<;引用这些论著中的某些术语,我们又可以总结:以上研究从>语言<过渡到>行动<,从>公案<过渡到>交流活动<。为了将>公案<置于禅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真实交流场景中,本文考察了整合语言学的理论构思,从两个方面展示了在其与禅宗这两者之间建立对话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两者在挑战传统的语言和交流范畴上异曲同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凸显交流活动中的交流主体并比其他语言学研究更重视交流主体的个体性。综上所述,本文希望通过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探讨禅宗的语言观。
保罗•奥斯特(1947-)被誉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出版了十九部小说,五部传记,四部电影剧本和一部评论集。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很多奖项,如2006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奥斯特的众多作品体现了他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关怀,《布鲁克林的荒唐事》(2005)就是其中具代表性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奥斯特带着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生动地描绘出一些疲惫不堪的纽约人如何在和谐的布鲁克林社区中走出他们的精神困境。近年来,奥斯特的很多小说被译成中文,他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但是他的作品尚未引起我国文学评论界的足够重视。到目前为止,有关奥斯特作品的学术论文还为数不多。而且,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奥斯特的部分作品,如《纽约三部曲》(1987),对其他的作品,如《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则关注度不够。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及救赎,本论文旨在填补对这部小说研究的空缺,同时推动国内的奥斯特研究。论文主要关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分别是退休、离婚的内森,他消极的侄子汤姆及他叛逆的侄女奥罗拉。小说中这三个人物经历了相似的人生历程。面对精神困境,他们都采取了逃避机制,却加深了他们的困境。最终他们通过一些积极的行动获得了重生。借助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一些概念,论文试图分析三个人物的精神困境,他们的逃避机制以及他们最终的精神救赎。除引言和结论外,论文共由三章组成。引言部分除对作者奥斯特的生平和文学生涯做简单的介绍之外,也简要地介绍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然后详细介绍这部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理论框架,以及借助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积极心理学研究这部小说的意义。第一章详细分析三个人物的精神困境。他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经历了一些创伤性事件。内森在他不幸的婚姻中挣扎,经历了妹妹的去世,同时,作为一名保险销售员,他深受客户创伤经验的影响。汤姆经历的创伤事件包括父母的离婚,母亲的去世,求职的失败以及他所经历的暴力犯罪。奥罗拉的创伤来自父母的离婚和一段在色情电影拍摄片场被轮奸的可怕经历。除了这些创伤经历,他们还承受着异化的影响。在以对金钱的无休止追求为特征的不健全社会中,他们被转变为>物<或者商品。因此,他们与自我异化,也与其他人异化。在创伤经历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影响下,三个人物经常感到无助、孤独和不安。第二章主要探索人物的逃避机制和他们选择逃避的原因。内森和汤姆选择>机械趋同<的逃避机制以获得心理安慰和安全感。他们没有积极地去追求自己最初的梦想,也没有主动与其他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相反,他们选择与外界的期望保持一致,过着机器人式的生活。内森埋葬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成为一名销售员,过着一种例行公事的生活。汤姆没有动力去追求他做教师的原计划,转而接受哈里的建议,做了他的助理。因为他们都失去了个性,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困境被恶化。奥罗拉选择>受虐冲动<的逃避机制。为了得到大卫的爱,她屈服于他。但是,因为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性,她逐渐被困入新的束缚中。这三个人物选择逃避的倾向受一些外部原因的影响,同时也受他们自身>非生产性性格<的影响。第三章分析人物的救赎。小说结尾,在和谐的布鲁克林社区,这三个人物都通过他们的积极行动逐渐摆脱了精神困境。这些积极行动主要包括成熟的爱和>创造性活动<。通过对爱的能力的培养,他们学会肯定自己的潜力,还逐渐与他人建立起良好关系。除了成熟的爱,他们最终的精神救赎还得益于创造性活动。在弗洛姆看来,创造性活动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积极主动。通过人际关系领域中的积极参与以及他们自身非异化的劳动,他们最终得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获得满足感和真正的快乐。基于以上分析和讨论,结论部分指出,三个人物的重生是对很多经历着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一个鼓励,体现了奥斯特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人们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结合创伤理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积极心理学,论文试图为奥斯特研究提供新视角,增添新内容,同时也有一些现实意义,即提醒陷在精神困境中的人们,开启新生活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积极的行动而不是诉诸逃避机制。
作为新加坡英语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吴宝星非常关注新加坡后殖民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他的第一部小说《假如我们梦太久》关注人类的异化和孤独,被认为是新加坡英语文学的第一部小说。该书描写了独立不久各式各样的新加坡人充满怀疑和不确定的生活。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对话和交往的发展,国内已有学者关注新加坡文学,但是对新加坡英语文学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对此书进行研究。笔者通过阅读发现《假如我们梦太久》中表现出来的异化主题。本文运用马克思、弗洛姆和存在主义者的异化理论,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光萌的异化分析,揭示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普通新加坡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方向。异化是文学史上最早涉及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运动极大的改变了西方文化对文学的理解,很多作家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的异化现象,展现人内心的精神危机。本文从三方面解读《假如我们梦太久》这部小说中所表现的异化主题。首先,剖析主人公光萌异化的表现,这种人物的异化包含了自我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异化。其次,分析主人公光萌异化的原因。个人内部因素与外部现实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人的异化。最后,对人物在自我认同和消除异化所采取的办法提出建议。弗洛姆认为工作与爱是克服异化最有效的途径。通过采取行动与外部世界和解,负担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光萌开始努力追寻自我认同,找到生活的意义。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吴宝星的作品中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新加坡的社会现实问题,如人际关系淡漠,人内心的孤独和精神危机等,这些问题令人深思。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性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吴侧重于描写新加坡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表现对社会中那些边缘人和局外人的关注和同情。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反映新加坡的独特现实,引起大家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和关注,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