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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在自爱研究的谱系中,弗洛姆的自爱理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指出现代人为了找到自我,找到生存的意义,走出精神和道德的困境,必须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以人性为伦理道德之准则,以爱为核心内容,以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借助精神分析与佛教禅宗净化人的心灵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这一人道主义伦理学不仅对于个人良好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此在生存在世之诠释<的文学,书写者对世界的诠释也势必会受到这种人格形成之机制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对弗洛姆自爱理论对作家文艺创作及其作品的影响予以详尽分析,从学理上梳理了自爱对于主体性构建和话语模式构建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自爱理论的历史沿革和产生根源。第二部分集中论证了弗洛姆自爱理论的基本内涵。爱的基础是二分,即>我<与>你<,而爱的结果是合一,即>我们<。因此自爱就是与自我的合一,即自我的恢复与完满。同时,自爱是其他一切爱的前提和基础,是爱的主体性的充分实现。第三部分从若干方面分述了自爱特质对于艺术家创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指出不>自爱<固然可以为创作提供灵感,但是这种果实是残缺的、不完满的。只有充分自爱,与自我合一,与世界合一,才能创作出超越时间阻隔、超越个体经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伟大作品。第四部分指出在弗洛姆的理论中自爱是恢复人的本性、实现人的价值的基本前提和必备条件,为艺术创作的发生阶段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Nach 1918 setzte sich in der deutschen Psychoanalyse ein nationalzentralistisches Organisationsprinzip durch – gegen die Option, eine zweite süddeutsche Vereinigung neben der Berliner Gruppe (ab 1926 DPG) zu schaffen. Berlin erlangte in der Freud-Schule die Zuständigkeit für ganz Deutschland. Andere Gruppen wurden der DPG als »Arbeitsgemeinschaften« zugeordnet; lokale Kandidaten mussten einen Aufnahmevortrag in Berlin halten. Die damit gestiftete Spannung trat vor allem gegenüber der Frankfurter/Südwestdeutschen Arbeitsgemeinschaft hervor, die 1926 maßgeblich von Karl Landauer gegründet wurde. Sie war mit zuletzt 4–5 fertigen Analytikern die größte Gruppe in Deutschland außerhalb Berlins. Landauer, in Wien geschult und ab 1925 Mitglied in Berlin, führte einige Lehranalysen durch, im Rahmen der Berliner Vorschriften. Aber kein Frankfurter Kandidat schaffte die Aufnahme in die DPG ohne Nachausbildung in Berlin; Erich Fromm fiel zweimal mit Probevorträgen durch. S.H. Fuchs, 1928–1930 in Wien ausgebildet, wehrte sich gegen dieses Aufnahmeverfahren. Als Landauer 1929, bedrängt von Heinrich Meng, das Frankfurter Institut schuf, betonten beide, dass sie keine Ausbildung beabsichtigten. Das war nur die kurzfristige Wahrheit. Die Ambivalenz eines Instituts, das seine Ambitionen zunächst verdunkelte, ist für die Frankfurter Psychoanalyse ebenso kennzeichnend wie ihre Nähe zur akademischen Welt, insbesondere zur Soziologie (M. Horkheimer, N. Elias). – Die vorliegende Arbeit verwertet erstmals zahlreiche Stücke aus der Korrespondenz zwischen Landauer und Max Eitingon.
Gefühls(leben). Wie sollte ich sein oder wer bin ich wirklich. Typecript, Berlin 2014, 151 pp.
(2014)
弗洛姆在20世纪生活了80年,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犹太——基督教传统、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对其思想的形成影响巨大。心理因素对自由的影响是弗洛姆考虑的主要问题。人类自由所遭受的最严重威胁,不在外部,而在人的内心之中。只有当人的内在的心理状况能确保人们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才能持久地巩固。积极自由的实现有赖于人的整体性人格的实现,有赖于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的和理智的潜能的实现。实现自我的创造性是自发性活动的重要表现,实现与人交往的>爱<则是自发性的主要成分。人的情感情绪贯穿了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与一般意志相比,审美意志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它可以依据主体的目的、动机和理想等自由地选择审美客体、自由地运用想象和联想,从而对客体自由地判断和评价,创造审美意象。原创性是审美活动得以发展,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审美活动对原创性的需求是必然的,它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即便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仍然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保留着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主体的审美直觉,是整个审美活动的开端,是各种后继审美心理内容和审美形式的基础。它同时又沉淀、渗透于这些后继的心理内容和形式之中。从对审美直觉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审美交往的初级阶段,主体对客体已有从被动向主动发展的趋势。通过想象,人们可以对眼前的形象进行改造和创造,形成审美的联系。但审美主体对事物的改造并不是任意的。牢固的审美关系须建立在对审美对象的尊重之上。艺术家通过想象与对象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与物的交流。审美主体对客体从认识到接受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过程。审美既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也是这一过程的目的。当这一目的实现之后,主体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发掘对象,深化审美的联系。自发性活动是解决自由问题的唯一办法,但现代社会却使人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无法认识到真实的现实和真实的自己。人不能自发的实现自己,不能通过真实的自我而与周遭世界建立正常的联系,因而不但造成了人与世界的疏远和破坏,也造成了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深切怀疑和恐惧。在审美的过程中,人们不但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且背弃自由的人也可以重新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审美追求是人对自我创造能力的全面实现和以爱连结万物的追求。它的动态的满足即为人的自发性的不断实现。因此,弗洛姆的自由思想便通过审美的方式得以实现。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又译作艾里希•弗洛姆、埃里克•弗洛姆或艾瑞克•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战将之一,其思想不仅在学派内部独具一格,即使在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独具匠心,他毕生关注>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并未止步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是穷究病态个人和病态社会的根由,更致力于健全社会和健全人格的重建,因其人道化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充满理想化和浪漫主义色彩而获得>人类梦想家<的称誉。弗洛姆以一个心理学家的敏锐捕捉到现代人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现状,以一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精神对之追根究源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匿名操纵致使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人格畸变,在此基础上以人性为标尺讨伐现代社会,将自身终生的心理分析师实践所得成果结合于自己理解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推出其解放理论——包括社会改革和个人性格革命两方面。弗洛姆的解放理论虽然因在哲学基础上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解放路径上也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只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改良而注定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类前途的积极探索值得我们学习,其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改革中的一些原则和具体方法即使初衷在于改进资本主义也并非便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甚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拟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弗洛姆生平掠影,从弗洛姆所处的大时代出发勾勒出他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为弗洛姆解放理论产生的语境,以时间域和场域为背景从弗洛姆的思想源头阐述其解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第三部分为弗洛姆解放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部分为对弗洛姆解放理论的评价。
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出生于十九世纪、跨越两个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其小说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一些现代主义格调。这一点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该作品中,他强烈批判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包括在宗教、社会制度、习俗以及家庭婚姻等方面。通过描写这些社会现象,他揭示出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无名的裘德》的创作背景是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旧观念和制度的对比下,人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其中,异化是这部小说表现最为鲜明的主题。哈代利用其超前的思维、敏锐的眼光以及自身的经历,仔细观察和感受周围的人和事,其作品反映出可能会成为一种未来趋势的诸多异化现象。小说的出版在当时遭到教会等舆论抨击,但就今天而言,小说揭示出来的思想和异化主题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人和整个社会去深思。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聚焦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一方面描写了处于下层社会的一些有志青年,他们富有前卫的想法,渴望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达成目标,从而摆脱所处的贫苦环境;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像阿拉贝拉这样不求上进、随波逐流的人,他们顺应社会变化,以利益为导向过着一种肉欲的生活。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顶住社会的改革大浪而不被摧毁,他们最后都度过了悲惨的人生。从哈代对他们事业、宗教、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描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每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异化矛盾。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无时不处于灵与肉的搏斗之中,精神饱受折磨,异己的力量时刻控制着他们。本论文主要以异化主题为中心,借助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弗洛姆的心理异化理论以及文学异化观点,对《无名的裘德》进行细致分析和解读。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对作者以及作品进行简要分析,概述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为正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释异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产生异化现象的社会背景。通过梳理异化概念,展现出马克思和弗洛姆对于异化的不同理解,以及异化在文学领域的蕴含。此外,论文通过分析工业革命、达尔文进化论、女性主义以及宗教影响等社会因素,进一步解释异化产生的根源,为下文深入分析异化主题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从社会异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物的异化现象。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社会归属感的丧失,另一方面从马克思理论出发,分析主人公在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通过对人物社会异化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让人们体会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却无法获得认可和成功的心酸,进一步揭露出社会和人之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异化矛盾与冲突。第三章主要分析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小说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裘德与阿拉贝拉之间充满激情而无爱的婚姻关系,二是裘德与苏之间不正当的精神恋爱关系,三是裘德和费劳孙之间疏远的关系。通过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展现出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疏远、隔膜和彼此孤立的主题,进而揭示文学上的异化主题。第四章主要分析小说中的自我异化现象。裘德从奋斗到走向异化的过程,苏从反抗到妥协的变化,以及小时光老人扭曲的人性,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主人公们自我否定的异化过程。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本部分概括论文主要观点,点明主旨,并结合现实指出可能产生的异化现象,提出当下避免异化现象的建议,揭示出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In a letter of May 31, 1931, Ferenczi sent Freud a set of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s< containing the substance of a lecture that he was planning to give at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to be held later that year. Although the Congress was postponed until the following year, the ideas contained in these communications form the basis for the controversial >Confusion of Tongues< paper that Ferenczi delivered, over the protestations of Freud and his closest associates, at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in Wiesbaden, Germany, in September 1932. With reference to primary sources, chiefly letters, original papers, and commentaries, my paper will chart the course of the intensifying dispute between Freud and Ferenczi over the conception of psychic reality contained in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the nature of trauma. Although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paper marks a crisis in the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Freud and Ferenczi – an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 I will attempt to show that Freud's and Ferenczi's divergent views of trauma are not irreconcilable.
消费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如今,消费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消费观念到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在满足人们所必须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随之同时就出现了奢侈性消费和盲目性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而且阻碍着人们消费质量的提高,还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研究并解决消费异化现象问题就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消费异化现象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具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当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考察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过程,研究异化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比较分析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他们各自消费异化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作用,对我们寻找到解决消费异化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具有借鉴作用。通过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是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的深刻延伸,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姆从社会制度入手,对消费异化的根源进行研究,他重视消费道德教育,提出根据各类人的消费心态和消费行为进行针对性的道德教育,对我们正确认识消费异化的根源,构建正确的消费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本文认为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下,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互相交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通过对二者理论内涵和缺陷的分析研究,找出各自理论价值的合理性,从内容上相互补充和借鉴,试图创立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科学消费价值观,这对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形成合理的消费行为、优化我国的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消费异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关于消费在现代社会发生异化的现象、原因及解决途径的理论。它分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病,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大环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通过对社会的观察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消费异化理论,说明了消费异化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从现实的角度描绘消费社会的基本状况,批判消费异化对人性地扭曲。本文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关于消费异化理论地论述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观。鲍德里亚提出人已不再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人与人之间被重新以物为符号划分人的等级,这是非常恐怖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努力地劳动而失去自我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各类媒体的介入使的消费异化更加严重。弗洛姆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在消费中内心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地波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人对自己地定位发展,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马尔库塞提出了消费异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地论断,说明福利社会是以糖衣炮弹的形式使具有反抗精神的消费人群成为顺民,进而完成统治的欲望。这些观点虽然都存在局限性,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做出了有益地贡献。在人们的观念中不断地形成了一种以符号为代表的等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通过对人占有物的程度划分人的等级,这是对人性地忽视。本文阐明消费异化的基本理论,梳理对比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原因并试图提出解决途径。消费异化地发展,为分析现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方向,通过对消费异化的探究,可以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病,对解决生态危机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