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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hackling Herbert Marcuse’s theory of alienation criticism and liberat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context, the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what influence on Marcuse the psychoanalysis theory has. Besides,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with other theorists’ alienation criticism and liberation theory in the related Schools, the article tries to find out not onl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ut also the succes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evaluation of Marcuse’s of alienation criticism and the liberation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s a Western Marxist esthetician, Marcuse combines Marxist aesthetics with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He focuses on emphasizing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s of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Furthermore, Marcuse transforms and re-interprets Freud’s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such as instinct, unconscious, personality structure by combining with Marx’s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theory, and creates his own critique concept, which contains additional depression, reality principle and erotic sublimation. More importantly, Marcuse rediscovers Freud’s brilliant exposition on imagination and fantasy, associates Freud’s theory with aesthetic and artistic liberation path, tries to regard aesthetic art as a tool to liberate individuals and reform the society. Thus Marcuse builds up a new horizon for sensibility, art and aesthetic field. From Freud to Marcuse and Erich Fromm, to Deleuze and Jameson,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concepts such as unconscious. Therefore they form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Liberation theories. Those differences reflect an academic transition. Owing to combination unconscious and artistic, the emphasis on biological foundation for psychoanalysis and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 utopia, Marcu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Marcuse’s alienation critique and aesthetic liberation theory can be seen as a cultural critique, in which aesthetic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criticism and redemption. His focus on individual’s alienation reflects a strong humanistic care, and point to an utopian imagination about the future. But his analysis on human alienat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context has surmounted the specific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ideological barriers, and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a. [English: www.cnki.net, 6/2022]
《奥丽芙•基特里奇》是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第四部小说,于2008年出版,并于2009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伊丽莎白•斯特劳特是美国现代杰出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以精妙结构和动人情感闻名美国文坛。《奥丽芙•基特里奇》以缅因州的克洛斯比镇为背景,讲述了小镇居民由于缺少爱的基本要素,他们的爱在婚外恋、厌食症、抑郁症中衰亡的故事。爱的衰亡在《奥丽芙•基特里奇》中是人物们的普遍心理状态,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状态,因而从爱的衰亡角度来研究该小说具有一定价值。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理论把爱的理论作为其核心内容,他认为爱是出于人克服生存困境的需要,也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真正解决。人类只有满足爱的基本要素、分辨出假爱情,并在爱的实践中成功,才能逃离爱的衰亡。目前学术界对于该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作品中的婚恋创伤和老人关怀,很少有学者从爱的衰亡角度来研究该小说。本论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并结合弗洛姆爱的理论来分析小说中人物爱的衰亡的表现、爱的衰亡的原因和如何从爱的衰亡中逃离,从而讨论爱的衰亡主题。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作者生平和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以及爱的理论,综述并梳理了他人的研究。第二章分析小说人物爱的衰亡表现。主人公奥丽芙陷入了投射的假爱,走上了婚外恋的歧途;妮娜沉溺于偶像化的假爱,被厌食症折磨;凯文局限于多愁善感的假爱,成为了抑郁症受害者。第三章探讨小说人物爱的衰亡原因。奥丽芙缺乏对爱的认识,导致和丈夫关系不和;妮娜的爱缺乏责任心,在痛苦恋爱中走向衰亡;凯文的爱缺乏心甘情愿的给予。第四章挖掘小说人物从爱的衰亡中恢复的方式。奥丽芙没能克服自恋,和丈夫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妮娜尝试重建对爱的信心,但是不幸失败,没能摆脱衰亡的爱;凯文重获了对爱的积极态度,主动终止了自杀,走出了爱的衰亡。第五章概述论文研究发现、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并揭示了爱的衰亡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危机,唯有爱才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解答。作者从小说中三个人物爱的衰亡生动地再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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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对宗教、信仰的讨论是弗洛姆整体思想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存在较大局限。本文试图在考察弗洛姆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鉴国内信仰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信仰主体——信仰行为——信仰客体<的动态逻辑框架系统重构弗洛姆相关理论,并将其置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信仰危机<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发掘其理论之独特性,旨在为研究弗洛姆思想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当下社会信仰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经历1926年放弃犹太教信仰与1937年扬弃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两次思想转折后,弗洛姆形成无神论的>激进人道主义<思想,>人<成为弗洛姆研究宗教、信仰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人的诞生<开始后,信仰主体作为一个处于自然、社会历史与生存两歧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中的身心、知情合一的人,其独特的多层次处境与生理-心理结构、机制,使其产生了追求生存意义、指向>谐一<的>x体验<,它在无意识层面构成了信仰的经验基础,其意识化与意识形态化都受到社会的制约,由于知性语言的社会过滤器作用和思虑作用,只有用普遍象征语言才能表达其丰富含义。信仰行为则是信仰主体对>x体验<的反应,不但是一种相信、信服的思想状态,更是信仰主体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全身心的、对自己生存答案的探索和践行。>同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是信仰行为的基础。按照性格结构中创发性取向的多少,弗洛姆将信仰行为分为理性与分理性两种形式。弗洛姆将理性置于人格整体之中,剖析了理性、信仰、怀疑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理性信仰植根于人自己的体验,对自己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了解与信赖,与理性怀疑相关联,它不仅体现在思考和判断领域,也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它促使人们怀着希望,进行一种持续的、积极的自我创造,有利于>人的诞生<。而非理性信仰是对某个神、某个人、某种思想或某种象征的盲目迷信,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和对现有意识形态的接纳为基础。如果社会宣扬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之间具有差异,会造成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分裂,形成>假信仰<现象。同时,弗洛姆还研究了自由意志与信仰选择的问题,作为温和决定论者,他为人们自由选择信仰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并探讨了先知与禅师等理性权威的作用。信仰客体被弗洛姆视为> x体验<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的概念系统呈现,按照>原始崇拜——母性人格神宗教——父性人格神宗教——理性一神论宗教——无神宗教——宗教消亡<的路线发展。在他看来,宗教演变是一个客观过程,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人自身的心理状况、理性与情感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历史功能,但这种发展并非后者取代前者的线性更迭,而是一种以某种宗教形态为主、显隐并存、进化和倒退交织并行的过程。根据社会条件所塑造的社会性格结构所导致的不同存在体验,弗洛姆将宗教分为权威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类型;根据它们对>人的诞生<的作用,分为积极和消极的宗教,但这些分类只是对其特征的分类,而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宗教的分类,任何现存成体系宗教中,积极和消极、权威主义与人道主义均混合出现。最后,在呈现弗洛姆信仰理论的完整面貌后,本文指出了它的贡献与不足,并试图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通过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反思性批判,弗洛姆最终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社会、人格发展的思想体系。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问题为主线,着重研究了人的心理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性。在进行上述研究过程中,弗洛姆认识到人类异化、社会异化的严重性,认为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已经严重制约着人类的全面发展,想要消除人类的异化、治疗人类人格上的病症,必须建立起能够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弗洛姆致力于寻找治疗社会病症、帮助人类建立健全新人新社会的方法,归纳总结出了一套具有独特见解的人本主义思想理论。马克思的有关人道主义、异化劳动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弗洛姆学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本文立足于弗洛姆文本,参照前人对弗洛姆思想的研究成果,理清弗洛姆思想的主要脉路,浅析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之处与不足之处。全文第一部分结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论述弗洛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第二部分阐述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围绕弗洛姆对人性、人性的弱点及其异化思想进行解读梳理,探析弗洛姆关于新人新社会的构想;第三部分探析弗洛姆人本主义的思想价值和对当今社会的现实积极意义。
精神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最高追求,在历史与人本的双重维度中,他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异化现实,这种异化同时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结果,表现为人的生活本性的丧失。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哲学、宗教、艺术等属于非日常生活层面的人性的展现,但是在历史环境中会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和颠倒。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是纠缠人脑的幽灵,宗教(本体论神学)及其本质形而上学哲学构建的>上帝<之城乃是虚妄的海市蜃楼,使人们丧失对历史处境的认知;工业社会的大变革在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的同时,也给现实世界蒙上一层幻象迷雾,为人打造出一副新的精神枷锁,即人们被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拜物教——所控制。马克思强调,解放不是头脑的活动,而是变革现实的运动。因此,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异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时也建构了人类精神解放之路:在实现条件方面,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消灭社会分工,破除虚幻共同体;在回返人的精神生活本性方面,必须恢复感性的丰富性,敞开历史性的全面生产,张扬反思性的实践意识;在缓和物质与精神的张力方面,必须在生产生活中做到物质与精神结合,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同步协调有序发展。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存在绝对的决定逻辑,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韦伯,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等,他们都突出推崇人类生活中的精神力量,从不同的视角继续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异化现象,为马克思的精神解放理论作出了新的时代注解。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的哲学——社会学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则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他们对当代文化艺术处境的独特思考。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启蒙辩证法》标志其日渐成熟,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同时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扩展到心理学的维度,使得该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更加精深和完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集体智慧,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都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贡献了理论才智。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依据,通过对商业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对通俗文化的冲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文化控制,特别是美国高度垄断的流行文化控制的分析,实现了学派自身的学理转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化工业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发达工业社会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齐一化、标准化、伪个性化的文化产品,麻醉民众、欺骗民众,从而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心理控制。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危机、展现大众文化驱逐高等文化的历史现实、揭示个体批判意识和否定性思维的丧失具有进步意义,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毕竟是20世纪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对大众文化的不屑与怀旧情怀、对消费群体主体意识的自动忽略、对群众文化实践缺乏指导、对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简单等同就成为其在所难免的理论局限,但这并不能否认该理论的时代价值:文化艺术应发挥人民利益的导向作用、应与群众实践相结合、应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应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就成为其对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启示意义。
宗教源远流长。对于宗教,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不乏一些透辟的认识和精彩的论述,但常常失之片面,有盲人摸象之感。不从本体论的高度透视宗教或者从不科学的本体论观念透视宗教,结局不能不如此。以实践本体论为标志、实现了思想史上伟大变革的马克思哲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历史纵深感和全面性,对宗教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境界。探析马克思的宗教观,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宗教具有重要意义。人类文明的资本主义形态的萌芽、确立是马克思宗教观形成的现实土壤。社会变革总是牵动各方利益的博弈,不同阶层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宗教领域而言,宗教自身实现了大转型以期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对宗教发表了看法。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为基督教的转型扫清了理论障碍。加尔文则扩大了基督新教的现实影响,使基督新教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信仰形式。以哲学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一个问题: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或者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关系,这表现为诸多调和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的思潮;或者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这表现为宗教批判。自然神论和泛神论借助信仰的权威宣扬理性,但其理论效应直接表明:知性思维统摄下的哲学理性无法摆脱宗教信仰。康德哲学以知性与理性的二分为枢纽,否定知性可以认识宗教,但又得出实践理性必然导致宗教产生的结论。它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以否定的形式揭示了宗教的超验的本质属性和以公设的形式揭示了宗教的善的文化趋向。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运动中的现实的人类社会的思辨表达,他还认为宗教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形式,由此可知,在黑格尔的眼中:宗教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宗教的发生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康德和黑格尔的宗教思想达到了在传统哲学理性内对宗教的认识的高峰。百科全书派翦灭了宗教的自然化身,却忽视了宗教的社会基础。青年黑格尔派发现宗教具有历史性,却陷入了自我意识的幻觉。前述有关宗教的思想的阶级立场和理论工具注定它们无法真正洞察宗教的本质、无法揭示宗教与哲学的真实关系,但都具有真理的颗粒,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宗教思想的文化背景。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具有浓郁宗教氛围的家庭,中学时期的教育也饱含宗教的内容,此时的马克思信仰基督新教。进入大学后,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为中介接受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形成了理性主义宗教观。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及《莱茵报》实践的挫折,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以走出理性主义哲学的阿门塞斯冥国,形成了人本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哲学的单调及其在历史领域的失语,让马克思不满。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黑格尔哲学内核的再发现,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博大恢弘、堪称典范<的唯物主义哲学基地,马克思创立了实践本体论,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透视下,马克思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宗教观。然而,在以黑格尔哲学为底色的理性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哲学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视野下,马克思虽然回答了>宗教是什么<的问题,但因为其哲学本体论没有走出唯心论,此时他对宗教的透视是不彻底的。这表明,宗教非理性说(或宗教迷信论)和宗教异化幻觉说不足以代表马克思的宗教观。同时,在人本主义哲学阶段提出的宗教鸦片论也理所当然地不足以代表马克思的宗教观。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阶段,马克思实现了本体论变革,为透视宗教创造了条件。因此,要探析马克思的宗教观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语境中。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视野中,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以重新解读>宗教是人的异化<为标志,明晰了宗教的根本属性,得出了宗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根本观点:以重新解读>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为标志,明确了宗教的本质属性,突出了宗教与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以解析>宗教是人间力量的超人间形式<为标志,在本体论的高度回答了宗教的本质,揭示了宗教文明的个性和与其他文明形式的共性。在实践哲学的语境下,宗教研究彻底摆脱了任何主观臆断,而是可以达致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作为一种文明形式,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发挥着文化功能。宗教包含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还发挥着理论功能。政治势力借助宗教的文化功能和理论功能维护其统治,此时,宗教发挥着政治功能。事物怎样表现自己,它自己就是怎样的。宗教功能的发挥,常常构成了宗教的特殊本质。这也就是>宗教鸦片论<、>宗教意识形态说<、>宗教文化论<、>宗教是掌握世界的方式<等观点被误读为宗教本质观的原因。这些观点无法取代>宗教是人间力量的超人间形式<这个论断,因为只有它才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个性与共性、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作为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宗教也呈现出历史性,它的历史性与客观世界紧紧地相联系,它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各个学科的思想资源不断被马克思吐纳并与现实不断碰撞而激烈聚变的结果。各种思潮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中的客观作用是需要仔细甄别的。这对于梳理马克思思想史、防止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无疑是有意义的。因此,辨析宗教观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中的作用和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研究马克思宗教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我们发现,马克思为了批判普鲁士政治而采取宗教批判的手段;为了彻底批判宗教及思辨哲学,马克思拥抱费尔巴哈哲学;在吸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后,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市民社会;以研究市民社会为契机再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珍贵内核:劳动的人和辩证法。于是,一个伟大的哲学综合出现了: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以人为中心、支点和主题的感性哲学的基地,用黑格尔哲学中>劳动的人<填充费尔巴哈哲学>空洞的人<并发挥出一个哲学体系。简言之,费尔巴哈发现了感性的人,黑格尔发现了劳动的人,在二者的启发下,马克思由于发现了感性的劳动的人而实现了哲学变革。马克思哲学确立后,宗教势必在新的哲学视野中再度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考察对象并得到科学解答。另外,随着马克思哲学影响日盛,它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其中,不同势力抱着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手段试图混淆马克思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哲学等同于宗教,或者企图通过歪曲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让马克思哲学与宗教并蒂共生。尽管马克思哲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不排除其有共同和共通的东西,但毕竟二者是判然有别的。混淆二者的区别,只能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贬损。因此,探析马克思的宗教观是不能不正视马克思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宗教在本体论上的特征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以旧哲学无法摆脱、无法超越宗教。但是,哲学毕竟与宗教有着重大差别,这表现在宗教和哲学的理论取向和表现形式的巨大差异。旧哲学虽然没有超越宗教,但并没有丧失哲学的本性:以真善美的统一为理论取向和以理性的概念逻辑体系为表现形式。马克思哲学不是宗教,不仅表现在其理论取向和表现形式与宗教的不同,更表现在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变革彻底完成了对宗教的超越。马克思哲学获得哲学的自觉,站在哲学的巅峰,消灭哲学的同时让哲学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哲学不是宗教,它完全不需要宗教作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开启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在诸多人文学科领域都开辟了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以实践本体论的创立为标志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基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对宗教的论述则一鳞半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内核无疑是实践本体论,他在宗教哲学和宗教史上的成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第二国际的思想家,譬如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尽管对实践本体论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影响了他们的理论的科学性,但他们分享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传统,他们在宗教理论上的贡献依然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珍宝。列宁是实践本体论的合格继承者。他总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处探讨理论和指导实践,他的思想具有极其灵活的实践辩证法性质。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总是立足于当前实际、服务于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因此,对列宁宗教观的辨析需要紧密结合其当时所处的形势来进行。不顾条件地把其个别论断夸大,会造成理论迷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和葛兰西,根据新的实践形势对宗教进行剖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弗洛姆、哈贝马斯,试图融合马克思哲学与其他思想资源,以此重新审视宗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发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质上已经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传统,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性的前提。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强大理论传统。这个理论传统在宗教研究和宗教实务上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异化对于马克思与弗洛姆的思想具有很高的哲学意义,马克思作为19世纪对异化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哲学家,通过吸收前人思想理论,创造性的将异化劳动理论提出,对于发现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中人的生存状态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和由此而展开来的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都对后人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的弗洛姆,也给予了异化问题高度关注。之所以马克思与弗洛姆二人关于异化理论的认识与分析有巨大不同,是由于学术跟时代的差别。马克思更侧重于历史实践角度,而弗洛姆侧重于心理体验。正是因为二者的异化理论有所不同,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二者异化理论的基础,通过阐述与分析来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大致分为四大部分,分别从背景、概念、根源以及异化消除观点这几个方面进行理论的比较跟分析研究。异化是种历史的现象,更是了解社会与人的一个特殊视角,本文旨在通过对二位思想家的异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当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探索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弗洛姆心理异化的影响与深刻启示意义,希望可以对当代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企图来寻找一把钥匙,能了解现代社会中的这种人生存境遇的钥匙。这对于我们对马克思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的解读和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定裨益的。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深切关注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她的代表作《宠儿》探讨了长期备受关注的种族问题,即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黑人往往挣扎于生存的困境。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较少有人从弗洛姆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宠儿》这部作品。弗洛姆社会心理理论认为,病态的社会塑造其成员不健全的人格,人会与自身,他人,社会以及自然之间产生异化;其次,受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社会结构塑造其成员特有的社会性格;另外,摆脱异化状态需要进行社会改革,良好的社会环境会促进人的创生倾向以及爱的能力的发展。本文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探讨了《宠儿》中黑人的生存状态。首先分析了黑人在社会生存中丢失存在感的表现,主要表现在黑人个人心理、行为以及思想的异常,黑人与他人关系的疏远,黑人与大自然的脱离;其次分析了黑人丢失存在感的原因,主要有历史,社会以及黑人自身的原因;最后分析了作家通过作品对黑人重获存在感所寄托的希望,托尼•莫里森认为黑人应当提高自身在社会生存中的能力,恢复与他人和谐的关系,实现与社会以及自然的融合。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历史、社会以及黑人自身的因素,黑人在病态的社会中形成不健全的人格,丢失自我存在感,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但是在社会环境改善的情况下,黑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与他人、世界以及自然的和谐共处,走出生存困境。本研究对今天人们如何面对种族问题以及黑人如何更好地生活,实现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对托尼•莫里森及其作品的研究。
信仰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深奥的命题。因为信仰的存在,人与动物才有了最为本质的区别。学界对信仰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对于信仰重要程度的认识仍旧不足,所谓>正本清源<,>本<尚未正,>源<尚未清,对于信仰教育的研究也就凸显出诸多问题。在这种境况下,一味要求当代大学生匡正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要求就略显牵强。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作一系统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就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而言,研究成果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于信仰元理论的研究力度尚弱;二是对大学生群体,尤其是当前的>90后<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研究不够;三是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兴未艾,但尚未出现有深度、有权威的代表性调研成果;四是问题意识不足,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法捉襟见肘。基于此,非常有必要在学界理论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和尚未涉足的地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文献研读法、跨学科分析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全球化理论、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席勒的美学思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对大学生信仰教育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力求实现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结论等几个方面的创新。概念是研究和认知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出发点。对信仰本质的把握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比信仰与理想、信仰与信念、信仰与科学、信仰与宗教等几组相近的概念,可以发现,信仰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心理与精神现象,是人类对某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信奉和遵循。它支配着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的信念中最为稳定、最为持久的部分。从特征上来看,信仰是人的内在需求和满足,体现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目标永恒的追寻,它是与人类的精神、意志、情感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力量之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信仰教育则是一定的阶级、社会、集团把其所确立和遵奉的信仰通过教育的方式影响受众,将其确立为受教育者信仰的某种精神实践活动。在对信仰及信仰教育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窥探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状态以及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要意义是研究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逻辑深入。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认识。主要体现为,国家层面上,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社会层面上,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学校层面上,它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个人层面上,它是保障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大学生信仰教育具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必须从历史的高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从大学生信仰教育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所用,也为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学理和实践基础。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从新中国的成立至今,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四个阶段,即1949年至1956年、1956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我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践活动,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形成一些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昭示我们,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开展信仰教育的逻辑前提,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根本保障,健全的教育体制是开展信仰教育的关键所在,榜样的示范效应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有效途径,形成合力是开展信仰教育的内在诉求,实践导向是开展信仰教育的核心要求。失败的教训启发我们,在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必须革新二元导向,倡导多元理念;提倡因材施教,善于因势利导;正视灌输教育,探寻灵活方法;营造良好氛围,重视人才培养;直面网络平台,强化意识形态。只有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才能够使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取得一定的成效。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发力的实践活动。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中国人际关系的组成是一种>差序格局<的形态,这一观点为我们研究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在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大学生就是抛入水中的石头,是动力源和中心,一切信仰教育必须围绕着大学生而展开。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形成了层层推出的波纹圈,离大学生区域最近的圈,即核心区域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对大学生信仰教育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差序格局<中对人们人际关系影响最大的人群。其次,次级区域圈则是高校辅导员,他们是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中坚力量,最外围的区域圈则是辐射圈,即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之外的其余高校教师。虽然这些教师在大学生信仰教育中并未起到最直接的作用,但他们的存在,却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和风尚引导的作用,所以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力量。当代大学生与这三层区域圈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受到不同要素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和文化氛围。优化环境,创造良好的信仰文化氛围,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教育些什么?这就涉及到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容体系。教育的内容体系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也不会是平行发展的,它必然要围绕某个核心发散出去,从而形成了信仰教育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同样,信仰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它不能与宗教信仰教育等同。信仰教育还需要有自己的教育目标和最终归宿,即信仰教育的落脚点。本文认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观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深入推进的核心所在,是信仰教育内容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则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重点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精神内核;最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根本落脚点。建构当代中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容体系的目的在于,让信仰教育有所依托,遵循一个基本的标准,达成一些共识,也让信仰教育的客体在学习中有针对性,不至于不知所学而无法学习。如何让当代大学生在信仰教育中能够更好地习得信仰教育的上述内容呢?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要拓宽大学生信仰教育的途径,除了传统的教育之外,还要注重通过网络、媒体等平台,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和吸收优秀因子,打造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信仰教育模式,从而让科学信仰教育的理论渗透力不断强化。第二,创新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方法,通过案例比照、情景设置、心灵触动教育、师生互动咨询、大学生自我教育等方法,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观。第三,完善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机制,从制度的高度为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实现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制度化、科学化,从而达到信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作为总结和展望,需要强调指出,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中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一是大学生信仰选择的多元化、世俗化和庸俗化倾向,二是去马克思主义信仰化倾向。这两种倾向对于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尝试性的解决之道,可以通过重塑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观、顺应多元化的信仰教育发展规律,建立多层次的信仰教育体系、不断创新信仰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以扶正大学生信仰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让马克思主义信仰进入到大学生思想和灵魂的深处,坚定当代大学生的科学信仰观,树立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接班人。
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英国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十余部作品获奖甚多,曾于1980年和1983年分别获得英国布克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的作品大受批评界关注。《黑暗昭昭》完成于1979年,是戈尔丁十年休眠期后发表的重要作品,并获得了英国布莱克纪念奖。尽管戈尔丁的作品较多,但国内外学者大多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蝇王》这一部作品上,自身分量几乎与《蝇王》相当,形式却比《蝇王》复杂得多的《黑暗昭昭》得到的关注与研究则要比前者少得多。国内外学者对《黑暗昭昭》的研究也多围绕象征主义、二元对立、写作技巧等展开,集中在人性善恶和宗教主题上,而《黑暗昭昭》中的生存、心理异化状态以及异化救赎努力,目前还没有文章进行系统的解读。《黑暗昭昭》展现了二战之后英国小镇的人们,在罪恶与恐怖的余波之中变得疏离和异化,这种生存和心理体验恰好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契合。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体验,并将其作为描述当代西方人和社会病态的中心术语。他认为不健康的社会将加剧人的无力感,在爱与信仰的缺失下,人们为了生存屈从外界权力从而放弃自我,在病态人格中沉沦,继而导致自我异化。深陷于异化的人们,也开始试图挣扎着寻找获得拯救的途径。小说中的两大主人公麦蒂与苏菲通过不同的选择,走向了全然不同的归宿。而对于人类异化的拷问,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萨特主张人们面对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应该自由选择,并为其承担责任,弗洛姆希望用爱与宽容来消除人性异化,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有通过宗教才能获得最终的拯救。当苏菲带着恶意做着无谓的挣扎并在异化中沉沦时,麦蒂选择通过贴近自然,通过爱与宗教获得救赎,并帮助他人获得拯救。依托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萨特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本文分析了小说中人的异化与拯救。首先阐明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异化,这一部分包括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对人的异化。自然在人类发动的战争与工业文明下受到破坏,同时也对人类进行着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和谐;战争不仅对自然造成破坏,同时也给人的生存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大众媒体、工业文明与商品经济的盛行以及学校与监狱等社会机构的冷漠都使人的异化进一步加剧。其次论文分析了人与自我的异化以及人际间的异化。人们在爱与信仰的缺失下,普遍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并在自身的病态性格中沉沦,走向与自我的异化;亲人、恋人、朋友甚至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深深地打上了异化的烙印,人们的情感中充满着愤怒、冷漠、孤绝与混乱,异化中的人们亟待拯救。论文最后解读两大主人公苏菲与麦蒂为了逃离异化做出的挣扎。苏菲选择不停地作恶以摆脱孤绝之感,却以失败告终,并在异化中沉沦,自食其果;麦蒂选择从自然中汲取力量,通过成熟的爱与宗教启示拯救他人,并使自我得到救赎。麦蒂的拯救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有摆脱异化的希望,因此对文本中异化与拯救的解读也有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