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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是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是受到世界公认的优秀剧作家,其创作的>威胁喜剧<具有发人深思的思想力量和引起共鸣的巨大艺术魅力。>品特风格<,品特戏剧的结构模式、本质特征及其后现代戏剧艺术,包括其荒诞和异化的主题一直受到国内外批评家的关注。本文拟从埃利希•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对品特>威胁喜剧<反映现代社会异化主题进行深入剖析,用其关于>人的处境<与>需要<、>社会人格<与>社会潜意识<等理论来观察品特对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关系的洞悉与刻画。论文选择品特的三部戏剧《生日宴会》、《看门人》和《出路》进行针对性的文本分析,认为>品特式的冲突<、>品特式的威胁<正是弗洛姆描述的西方现代异化社会的主题化和戏剧化;那些在不断产生>威胁<的社会中的>荒诞<与>无能<的人物及其存在主义的生存状态表明,弗洛姆追求的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理想只不过是个乌托邦,因为品特戏剧表现的日常生活情境的>惯例<仪式规定着权力与屈服的内在控制关系,构成了威胁背后的异化的现实。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章描述了品特戏剧的基本特色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利用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深入研究品特戏剧异化主题的必要性。第二章以>人的处境<与>需要<、>社会人格<与>社会潜意识<为主,解析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弗洛姆认为现代人的自由处境使人陷入孤独无依的焦虑和无能的状态,而人的矛盾存在又使人产生只有健全的社会才能满足的基本需要。为满足个人与世界联系的需要,逃避孤独与不安而形成的心理机能即>社会潜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人格<决定着人的潜能的压抑或发挥。第三章阐释面对扭曲的>社会人格<的生存威胁品特三部戏剧中怪诞人物的生存恐慌:《生日宴会》中的孤僻的隐居者面对莫名其妙的胁迫和询问惊恐不安地听任折磨与摧残、《看门人》中三个被剥夺一切的小人物生活在相互的生存威胁之中而痛失友谊、《出路》中自奉为上帝信徒却极为阴险凶残的监狱官通过刑讯逼供和精神折磨使他人处于被威胁的丧失基本人权的痛苦境地。在品特戏剧情节和语言的荒唐和交流的可怕的背后,在威胁的背后,是人际关系和人性的异化。因此,第四章进一步分析在病态的社会无意识的威胁之下乱伦、不理智和破坏性等变态需求或欲望的产生,正是弗洛姆关于人性异化的写照。在《生日宴会》中,主角通过发展和女主人的不伦恋情而渴望得到归属感。他只想寻求自己的根。在《看门人》中,剧中的主要角色将房子看作身份的象征。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身份感和归属感,他们愿意做一切事情。而《出路》中,残暴的政府官员折磨政治囚犯,通过残忍的虐待和心理的折磨,只为控制他人,满足他的征服欲。在第五章的结论中,论文强调哈罗德•品特用现实主义手法营造的无时不在的生存威胁及其带来的恐慌使他的剧本充满强大的戏剧张力,而透过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更加显示出品特戏剧对于认识现代社会和人性异化的重要价值。
Der vorliegende Text setzt sich kritisch mit Erich Fromms Text zur Furcht vor der Freiheit auseinander. Schwerpunkt der Auseindersetzung ist Fromms Kapitel zur Rennaissance. Es wird argumentiert, dass nicht eine Furcht vor der Freiheit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Genese autoritärer Gesellschaftlichkeit ist, sondern 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immanente Tendenz, jegliche Subsistenzmittel zu zerstören. Der Freudmarxist Erich Fromm widmet sich in seinem Buch >Die Furcht vor der Freiheit< der Charakterstruktur und der Bedeutung der Freiheit für den modernen Menschen. Fromm vertritt die These, dass der moderne Mensch, je mehr er Individuum wird und sich von den >Fesseln der vorindivu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Fromm 2014: 7) befreie, sich entweder mit der Welt in >spontaner Liebe und produktiver Arbeit< vereine oder Bindungen eingehe, die seine Freiheit und die Integrität seines individuellen Selbst zerstöre (ebd.23) Das Individuum der Moderne ist für Fromm stets Produkt eines widersprüchlichen Gesellschaftsprozesses. Diesen Prozess meint er auch in den ideologischen und sozio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en der Reformation entdecken zu können. Gesellschaftliche Umwälzungen und Verwerfungen gingen Hand in Hand und bringen – damals wie heute – menschliche Freiheit und Autonomie mit sich, jedoch nur um den Preis der sozialen Isolation, die mithin neue Bindungen und die Unterwerfung unter eine höhere Autorität hervorbringe. In Kapitel 3a >Mittelalterlicher Hintergrund und Renaissance< versucht Fromm den Übergang von mittelalterlichen Gesellschaften zur Renaissance und dem >Italiener der Renaissance< (ebd. 39) zu skizzieren, dessen Charakterstruktur er als Ausgangspunkt des modernen Individuums sieht. [Buecher.de]
As a Freudian revisionist and neo-Marxist, Erich Fromm (1900–1980) lessened the import of sexuality in the individual psyche but stress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ex differenti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roughout history and in the post-patriarchal form of matriarchy he envisioned. Seeking to reinforce the male/female divide and heteronormativity, Fromm outlined a >New Science of Man< that readily ignored not only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binary sexuality by post-Darwinian critical sexologies, but also the same-sex complexities evinced by key figures of his own cultural pantheon. Regardless of his declared pursuits, however, Fromm at times expressed insights suitable to undermine the cogency of his most cherished sexual convictions. As a tool for uncovering >indubitable commonsensical axioms< as sources of alienation, Fromm’s conception of >ideology< challenges his own sanction of sexual binarity and heterosexuality, thus facilit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s sexual difference as a unique modulation of male/female intermediariness.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弗洛姆以其《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人本主义的观点。在弗洛姆看来,人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人性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一致性的观点。本文根据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的观点进行了具体评析,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从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基本过程以及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历史影响三个角度,介绍了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和影响。第二部分,由《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这本书中,提炼总结了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人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是人性的解放等弗洛姆的观点。第三部分,深入剖析弗洛姆的观点,我们认为,弗洛姆在某些方面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人的本性与人的劳动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意识的对象不是静态的>客体<等等,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近。但同时,弗洛姆的理解也存在着根本错误的方面,比如:把人性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道主义;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等等,这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远离。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特殊状态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我国,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研究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全面、客观、准确地评析弗洛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问题上的观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正实质,反对各种错误的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蜗居》是中国当代作家六六的畅销作品,讲述了中国上海的一对姐妹在房价飙升时期因买房而发生的一连串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下都市青年的生存现状。《欢乐之家》是20世纪初被誉为>女性主义先知<的美国作家伊迪斯•华顿的经典著作,讲述了纽约大龄>剩女<莉莉欲嫁豪门而不得,最后被上流社会的>欢乐之家<驱逐的故事。小说揭露了纽约繁华背后的丑恶。两部作品都关乎社会转型期的消费问题,以及人们消费伦理观念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当下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个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方法,从人学的角度并结合埃里希•弗洛姆的消费伦理思想,对《蜗居》和《欢乐之家》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力求在分析两部作品的消费伦理现象及思想的同时,凸显文学作品对人性的解释和表征,拓宽文本的解读视域,进一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依次介绍了本文选题的依据及缘由、作家作品的研究现状、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等。第一章介绍论文的研究视角及所用理论。第二章结合作品介绍了伦理环境在《蜗居》和《欢乐之家》中的具体表现。第三章从生存空间和>符号化<的餐饮休闲娱乐两方面来阐释小说人物在社会中面临的消费伦理困境;第四章从被消费扭曲的爱情和亲情的角度来分析个人与他人的伦理关系问题;第五章分别以海藻和莉莉、宋思明和塞尔登这两组相似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两部文学作品中揭示的人与自身异化的消费伦理问题。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在过度宣扬消费的时代,消费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及目的。消费主义的意识思想随之泛滥并大行其道,病态的异化消费腐蚀、甚至毁灭人性,阻碍着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消费伦理现象的分析,论文旨在得出有益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启示:人道主义消费伦理的建构对消除贪婪的物质欲望、构建合理的消费观念具有积极的作用。
菲茨杰拉德历时十年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这部小说自发表之初便遭到了不少极为严厉的批评。对于读者而言,松散的结构、凌乱的情节使小说失去了较强的可读性。对于评论家而言,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和价值观不具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在他去世20多年之后,经过时间的检验,《夜色温柔》获得了肯定。不少评论家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他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部小说,乃至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作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菲茨杰拉德将他的小说和他所处的时代相结合,用他的文学天赋和写作技巧描写了一代人的快乐与悲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的世界。许多评论都集中于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有的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有的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本文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视角下,试图揭示出作品中的人物所被赋予的深刻含义。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菲茨杰拉德及其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国内外对于《夜色温柔》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观点、组成结构和意义。正文部分分三章来讨论《夜色温柔》中的异化:男主人公迪克的自我异化,主要表现为其强烈的女性气质和某种程度上的疯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病态的爱情、无爱的婚姻、冷漠的亲情以及变质的友情;消费领域中人与物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消费不再是达到快乐的手段,反而成了目的本身,以及人们不能自由、积极地享受闲暇时光,被上流社会的品位所控制。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即通过描述人际关系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现象,证明异化已经弥漫了战后的整个西方世界,不论是《夜色温柔》中的主人公,还是其他人物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异化这一时代的通病。与此同时,这也为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即异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虽然弗洛姆分析了异化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但人们仍需在文学作品中思索抵制并消除异化的出路。
金仁顺自199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金仁顺始终坚持对复杂微妙人性的执着探寻,表现消费社会影响下人们的精神困境,叙写特定生活情境下的人性弱点。金仁顺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极具个性色彩,在对意象的丰富性描摹、象征手法的运用、巫文化色彩与传奇性的设置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运思,在余味悠长的结尾中坚守自己>半开之美<的创作风格。本文将以金仁顺的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作者的散文及随笔,从主题与艺术形式以及作家创作个性探源的角度对金仁顺小说进行研究,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对金仁顺的创作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首先对金仁顺创作研究的理由和意义进行了论述,其次概述了批评界对金仁顺创作的研究现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遗漏和空白,研究界对金仁顺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冷<与>半开之美<的创作风格上,多是对金仁顺作品单一题材的分析研究,而对三类题材作品进行综合论述、对其作品中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的研究相对较少,最后总结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对金仁顺作品的主题内涵进行了分题材研究,探讨了作品中体现出的漠然与绝望的生存世界。第一节论述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精神与欲望的抗争,从物欲沉沦与痛苦逃离,身体放纵与精神孤独两个角度辩证地分析了都市男女在欲望与精神之间的挣扎与痛苦,并结合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弗洛姆关于>病态爱<的理论、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分析了都市婚恋的荒诞。第二节从暴力环境下的迷茫成长、集体行为下的成长陷阱、残忍危险的成长断裂三个角度论述了伦理失范与暴力残酷的成长世界,并运用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了论证。第三节联系古老朝鲜民族的等级制度,从等级制度下的无望爱情和绝望婚姻、男权社会中民族女性的大胆突围两个角度论述了苦难历史中朝鲜族女性的智性生存。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金仁顺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运思。第一节考察了意象的相关概念流变,着重分析了金仁顺作品中充满人文色彩的茶意象和极具个性色彩的刀意象。第二节重点论证了金仁顺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红色意象的象征意味。首先论述了象征的相关理论,从氛围的象征和情绪的象征两个角度探究了象征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效果。第三节从巫文化与传奇性的角度考察了预叙与传奇性等艺术形式。首先论述了巫文化、巫术、巫师、传奇性等相关概念内涵,并结合朝鲜民族巫文化的独特性对金仁顺作品中的巫文化色彩进行分析,从而提炼出作品中独具作家个性色彩的预叙与传奇性等手法的运用。第四节从模糊性结尾、哲理意蕴式结尾、情境式结尾、巧合或偶然式结尾四个角度分析了金仁顺>半开之美<创作风格影响下的结尾形式,进而探讨了作品中体现出的广阔内涵。第三章主要从消费文化语境、成长经验和民族情结等角度对金仁顺的创作个性成因进行了探源,并结合作家的随笔、散文等进行了论述。第一节论述了消费文化语境以及作家的成长经验对创作的影响,从消费文化的影响、童年经验的独特影响、缺失性体验和丰富性体验的双重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第二节从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朝鲜族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两个方面考察论证了作者浓厚的民族情结对创作的影响。结语部分首先探讨了金仁顺创作中的不足之处。其次,论述了与同时期作家相比,金仁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最后,考察了金仁顺对文学创作的贡献以及今后的文学创作发展。金仁顺对人性进行探幽发微以及对公共经验进行书写的同时忽略了题材和内容上的重复性,创作空间的狭小阻碍了创作格局的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的哲学——社会学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则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他们对当代文化艺术处境的独特思考。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启蒙辩证法》标志其日渐成熟,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同时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扩展到心理学的维度,使得该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更加精深和完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的集体智慧,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都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贡献了理论才智。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依据,通过对商业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对通俗文化的冲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文化控制,特别是美国高度垄断的流行文化控制的分析,实现了学派自身的学理转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化工业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发达工业社会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齐一化、标准化、伪个性化的文化产品,麻醉民众、欺骗民众,从而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心理控制。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危机、展现大众文化驱逐高等文化的历史现实、揭示个体批判意识和否定性思维的丧失具有进步意义,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毕竟是20世纪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对大众文化的不屑与怀旧情怀、对消费群体主体意识的自动忽略、对群众文化实践缺乏指导、对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简单等同就成为其在所难免的理论局限,但这并不能否认该理论的时代价值:文化艺术应发挥人民利益的导向作用、应与群众实践相结合、应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应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就成为其对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启示意义。
Among various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behavior and disease, social cohesion has not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s as much as social capital as evidenced by the subsuming of social cohesion into social capital and the numerous studies analyzing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mparatively fewer articles analyzing social cohesion and health.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hesion and we use philosopher Erich Fromm’s distinction between >having< and >being<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on capital over cohesion. We argue that social capital is related to having while social cohesion is related to being and that an emphasis on social capital leads to individualizing tendencies that are antithetical to cohesion. We provide examples drawn from the literature where this conf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hesion results in non-concordant definitions and subsequent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se constructs. Beyond semantic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focusing on >having< vs. >being< include an emphasis on understanding how to normalize groups and populations rather than providing those groups space for empowerment and agency leading to health.
自由,从古至今就是人们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由是什么,人是不是自由的,自由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都是历来思想家和哲学家们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又有不同的看法。弗洛姆作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一名关心社会现实,积极参与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学者。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的目的和追求。在自由理论方面,弗洛姆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融合,揭示了人类追求、渴望自由但又逃避、恐惧自由的心理原因,探究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弗洛姆从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和人格结构入手,对现代人所面临的逃避自由的困境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和考察,并且想要通过这些分析来找到消除现代社会弊病的方法和途径。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也面临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心理困境。本文希望通过对弗洛姆自由理论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本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弗洛姆自由理论形成的背景。首先,弗洛姆自由理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对弗洛姆自由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对纳粹和集权主义的狂热追随和崇拜让弗洛姆对人和自由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在弗洛姆看来,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是纳粹和集权主义产生的土壤。其次,弗洛姆自由理论的形成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弗洛姆一方面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心理因素影响社会现象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理论。弗洛姆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深厚的家庭,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犹太基督宗教对弗洛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弗洛姆的自由概念。首先阐述弗洛姆自由的含义。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不同于传统理论抽象地讨论自由,弗洛姆以具体的生活在一定社会现实中的人为对象讨论自由,从而把>自由<和>历史中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其次阐述自由是人的本质。自由的产生包含了自然状态,始发纽带和独立个体三个阶段。在自然状态中,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在始发纽带中,人是以民族、城邦和国家的整体形式而存在的。现代人是自由的个体,是个性化的,独立的人。第三部分介绍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机制。为了摆脱孤独感,现代人急切地想要始发纽带和自然状态中去,这使得现代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权威主义人格是逃避自由机制的核心,而权威主义人格的人在情感和世界观上是一种施虐—受虐倾向。在弗洛姆看来,人性虽然可以随环境和历史发生变化,但人性能承受的变化是有限度的。权威主义人格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使得人丧失了应有的情感、态度和世界观而扭曲成了变态的人。第四部分介绍弗洛姆关于健全社会的构想。为了解决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困境,弗洛姆提出了要彻底变革权威主义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来帮助人成为自由的人。健全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个体化力量的正常发展是其首要的目的。为此,必须对现存的权威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变革。在健全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根本性原则是爱。在爱的原则下,个体能够在保证正常发展自身个性的前提下与他人和外界建立起融洽良好的关系。第五部分是对于弗洛姆自由理论的评析。弗洛姆自由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弗洛姆的自由理论给予了我们看待自由问题的新视角。弗洛姆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且将二者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自由理论。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正是弗洛姆自由理论所要解决的。所以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对于我们看待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和建设美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弗洛姆的自由理论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