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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over 70 years since Erich Fromm wrote >Escape from Freedom<. He defined two type of freedom: FREEDOM FROM (negative) and FREEDOM TO (positive). Fromm's masterpiece, however, does not measure the two types of freedom, and this is not surprising – there were no freedom data at the time. Now, there are plenty of data, and Fromm's concepts of freedom can be operationalized across countries. The two types of freed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relate at below 0.5, and such low correlation is surprising – I discuss outliers and point out that freedom is an end in itself, as recognized, for instance, by Amartya Sen. Furthermore, while we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FROM, we forget that FREEDOM FROM is not fully realized without FREEDOM TO: it's great to be free; but it's even better to feel free as well.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消费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如今,消费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消费观念到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在满足人们所必须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随之同时就出现了奢侈性消费和盲目性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而且阻碍着人们消费质量的提高,还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研究并解决消费异化现象问题就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消费异化现象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具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当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考察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过程,研究异化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比较分析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他们各自消费异化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作用,对我们寻找到解决消费异化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具有借鉴作用。通过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是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的深刻延伸,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姆从社会制度入手,对消费异化的根源进行研究,他重视消费道德教育,提出根据各类人的消费心态和消费行为进行针对性的道德教育,对我们正确认识消费异化的根源,构建正确的消费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本文认为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下,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互相交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通过对二者理论内涵和缺陷的分析研究,找出各自理论价值的合理性,从内容上相互补充和借鉴,试图创立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科学消费价值观,这对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形成合理的消费行为、优化我国的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对异化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哲学家。马克思置身于手工制造业为主要社会生产方式的时代背景,看到的是高强度劳作对工人体能的摧残,因此他关注是人的劳动异化,并以此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而弗洛姆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那时机器相对解放了人的双手,但人的精神却日益空洞和贫乏,因此弗洛姆关注的是人的心理异化,并以此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构建其异化体系。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倾向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异化问题进行外在性考察;弗洛姆倾向从心理体验层面,对异化问题进行内在性反思。一个向外考察,一个向内反思,基本涵盖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两个主要层面,这可谓相辅相承,互为补充。因此,重新对两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本文通过比较马克思和弗洛姆异化思想的前提、切入点及内涵的异同,尝试从两人扬弃异化的途径中挖掘出对我国当代建设具有启示性价值的思想。
佛学发源于古老的印度社会,而精神分析则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产生,两者共通之处首先在于认识自己的心灵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现代性造成的传统价值崩溃,使个人不断地感到某种缺失,也引发了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以1957年在墨西哥的座谈会为标志,国际心理学界开始愈发重视对禅宗和佛学的研究讨论,弗洛姆、霍尼等新精神分析学派试图在佛学中寻找对解决现代人心灵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观念和实践方法,两种传统在此处开始交汇。本文选取了佛学传统中三个较有代表性学派与精神分析学中对深层心识有独到见解的三个学派,比较其自我观的框架与核心概念,进行初步的交流和沟通。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首先提出潜意识的概念,认为能意识到的那部分自我是不完整的。经典精神分析的自我观可以从人格地形结构中得到说明,本我要求本能冲动的满足,超我代表着社会的道德律令,而自我就努力在其中起调解作用。与社会习俗观念不相符的潜意识内容往往被压抑,精神分析的目标就在于解除抑制作用,释放潜意识的能量。禅学的真实自我是>自性<,自性是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修行的目标就在于明心见性。顿悟和抑制解除的类似之处在于,抑制的解除释放潜意识中固着的能量,将潜意识纳入意识的范围,而顿悟打破原先的自我界限,两者都是无明转明的过程。荣格开创的分析心理学的自我框架将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三个部分。他首先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集体潜意识不是由被压抑和遗忘的个人经验构成,而是具有遗传性的,超越个体的心理基础。集体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对应于人生各种典型情境的原型。分析心理学的目标是>个体化<,让人格围绕>自性<这个新的中心重新建立。唯识学认为万法唯识,一切心理物理现象的根源都在阿赖耶识之中,是八识自体变现的结果。阿赖耶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概念有很多相近之处,种子和原型同在说明有一种超越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引发相似的行为方式。以拉康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提出>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统一性之上。拉康用三界理论来说明主体的结构,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精神分析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症状更在于发掘并承担主体的真相。而中观学则指出,原始佛教所说的无我是真我非有假我非无的辩证统一,缘起故无我,缘起故性空而假有,因此真我、假我都是假名而已。拉康的镜像理论可以与中观学的假我相比较。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的我,并没有真实恒定的体性。而主体在镜像中试图抓住的那个破碎、无力的自我,在象征界中经过父法的认同而永远被划上斜线的自我,也是在他者的欲望中建构的,虚幻不实的主体。精神分析与佛学通过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在当代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作用。佛学给精神分析提供了对于心灵的深刻洞察和更为宽广的视域,也给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念。现代社会那种不断消费、占有和扩张的自我是空虚无力的,只有寻求本真的自我才能带来精神的解脱与自由。而精神分析则在有我的层面对佛学进行补充。在进行深层的禅修之前,首先需要处理好早期的心理创伤和建立一种健全合理的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否则禅修反而会成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方式。精神分析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质疑的思考也将佛学的思想从古代社会建制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今人服务。现代性语境下形成的自我是漂浮无根,自我膨胀而又虚弱无力的,它的典型症状包括伦理道德责任的缺失、精神的疏离感和焦虑感等等,而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这种趋向。对比精神分析与佛学自我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将生命之树重新扎根的一种可能性,寻求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外在符号中虚假的自我,才能获得对生命的真实理解和更深层次的幸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39-)是二战后英国文坛颇负盛誉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三部曲《金光大道》、《天生好奇》和《象牙门》自1989年发表以来,备受评论界关注。以暴力为代表的都市哥特元素成为这三部作品的一个核心特点。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德拉布尔的学者日渐增多,却鲜少有评论家对《金光大道》和《天生好奇》这两部作品中的都市暴力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选取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中所阐释的人文主义哲学为支撑,试析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以都市暴力为核心的哥特元素,旨在为探弋作品中所蕴藉的人性深度,并为其道德维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埃里希•弗洛姆的人文主义哲学囊括了对于异化、自由和爱的探讨,它掘入人的情感内里,将极权主义、破坏性和机械趋同等消极自由所导致的牵绊展露得纤悉无遗。相反,积极自由意味着通过爱和生产性劳作而与世界自发产生联系,保持人格的整一性。虐待与受虐消解主体;成熟的爱却带来自我的救赎与合一。论文引言追述了德拉布尔两部小说发表以来批评家的观点,提出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可能性,并阐述了弗洛姆哲学思想的要点和论文的框架结构。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主体分为两章。第一章是>《金光大道》中都市暴力的引发与扩散<,探讨了家庭环境中的性格偏差如何刺激暴力倾向以及社会大环境对异常行为的传播而导致的都市暴力,目的是为了逃避异化,寻得自由。从微观上看,小说中连环杀手保尔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至其母亲的虐待癖。从宏观上说,社会也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个人主义和商业自由化,加剧了社会异化。同时,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媒体所起的刺激和传播作用都使得社会弊病以都市暴力的形式交相呈现。第二章是>《天生好奇》中都市暴力的对抗与救赎<,挖掘了三位女性主人公通过成熟的爱和生产性工作寻找自我和拯救暴力的努力。尽管莉茨和艾利克斯直面了美杜莎的哥特形象,她们却没有被石化,反而重新认识自我,颠覆了传统的神话原型。通过其对连环杀手保尔无私的爱和慷慨帮助,艾利克斯成功平抚了暴力所留下的创伤。另外,三位女主人公之间的深厚友谊为她们重塑自我和追寻积极自由铺就了道路。论文借助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探究了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的暴力主题和哥特元素。小说中所彰显的城市暴力从微观层面可以归结为人性中的虐待癖和受虐性,从宏观层面来看,则肇始于由外部社会政治因素所滋养和传播的普遍异化现象。诚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将笔锋转向人文主义,字里行间涵射出成熟的爱是拯救都市暴力与实现积极自由的有效方式。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John Steinbeck’s last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thics as advocated by American psychologist Erich Fromm. Affected by corrupt social values, the protagonist Ethan fails to realize his primary potentiality for goodness at first. Touched by his untainted daughter Alan, however, Ethan eventually experiences an epiphany, gradually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self-love, and overcomes alienation in his realization of active freedom. By tracking Ethan’s moral development, Steinbeck gives voice to his own ethical concerns. [Translation: www.DeepL/Translator, free version, 6/2023]
由作为每个人毕生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自由问题在马克思和弗洛姆的思想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国内学者对二者自由观的关系关注较少。马克思的自由观立足于社会实践,经历了从>抽象自由<到>具体自由<的发展过程。他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自由<的载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现实的人<代替了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人<和某种超乎于人的神灵或绝对精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具体地把自由观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把自由看作随社会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弗洛姆的自由观认为,当人们脱离母体这一>始发纽带<后便开始了个体化进程。个体化进程走得越远,个体受>始发纽带<的约束就越小,人们就会越自由。但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复杂性会对自由带来新的羁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表面上虽然摆脱了诸多束缚,但在心理上却陷入了空前的孤独与焦虑。人们为了逃避这种心理困境便选择了逃避自由。马克思在自由的内在规定性与研究方法方面都对弗洛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内在规定性主要包括马克思研究自由问题时所运用的异化理论,对自由载体的界定,以及在批判基础上对理想自由目标的规划及其自由的可实现性。这些都对弗洛姆研究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人类自由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视域。除此之外,弗洛姆在研究人类自由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上对马克思也进行了评价与借鉴。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中对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当然,在受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弗洛姆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把自由纳入到了心理学范畴,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自由予以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