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ine
Language
Document Type
- Articles (105)
- Dissertations (31)
- Reviews (18)
- Books (16)
- Collections (1)
Has Fulltext
- no (171) (remove)
Year of publication
- 2007 (171) (remove)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体会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作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受,从死亡意识这一角度对其文本创作进行再理解。从三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一、死亡意识之萌生。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试图追寻作家经历的政治事件中的死亡记忆,找出张贤亮作品之所以存在死亡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结合作家对死亡的书写,表述作家又是如何将这种死亡意象展现给读者的。二、生命体验与>死亡意识<的转变。第二部分根据张贤亮作品中对死亡表现的不同,将其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逃避、中期的挣扎及后期的对死亡的深刻反思。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分析张贤亮死亡观念的转变,并力图寻找出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三、张贤亮死亡观之哲学观照。根据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哲学家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进一步从理性角度透视张贤亮作品中死亡叙述掩盖下的施虐与受虐情结,及回归洛神,返归母腹的死亡倾向。并从文学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概括张贤亮的总体创作情况。
中国作家张爱玲和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生活处在同一个时代,她们都是优秀的在当时极具个性的女作家,而且她们的作品呈现出相似的主体意蕴。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她们作品主题的相似性,其一是她们都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解构,刻画了一系列疯狂偏执、自私变态的>恶母<形象;其二是她们笔下的爱情总是与绝望的基调联系在一起,或者是抽象的情欲冲散爱情,或者是现实的物欲扼杀爱情,总之,寻找爱情是绝望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以作品分别对母亲形象和绝望的爱情主题分析之后,在论文的第三章,从作家创作论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她们会表现出这两个相似的主题,以童庆炳的>缺失性经验<、西苏的女性写作源头论以及弗洛姆>爱的艺术<共同来看张爱玲和杜拉斯的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特别是母爱的缺失让她们成为作家并对她们的性格和作品色彩造成的影响。张爱玲和杜拉斯同时也都是时代感极强的作家,她们的作品表现了现代人冷漠绝望的生存状态,从而使 她们的作品具有世界文学主题研究的意义。
In >Can We Live Together?< Alain Touraine combines a consummate analysis of crucial social tens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ith a strong normative appeal for a new emancipatory >Subject< 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twin threats of atomisation or authoritarianism. He calls for a move from >politics to ethics< and then from ethics back to politics to enable the new Subject to make a reality out of the goals of 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However, he has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nature of such an ethic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lacuna could usefully be filled by adopting a form of radical humanism found in the work of Erich Fromm. It defies conven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y operating from an explicit view of the >is< and the >ought< of common human nature, specifying reason, love and productive work as the qualities to be realised if we are to move closer to human solidarity. Although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ositions, particularly on the role to be played by >the nation<, their juxtaposition opens new lines of inquiry in the field of cosmopolitan ethics.
Beaten Into Violence. Anger, Masculinities, Alcohol, Narcotic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
(2007)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sential role of love and understanding in analysis. Love is seen as a healing force keeping the patient connected to life and to health, and as the glue that cements the analytic process. The four components of love which describes – care,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knowledge – are the heart of all successful analysis. Two case studies illustrate how the positive countertransference may be used therapeutically to help patients move towards healthy self-esteem and self-care, and a more benevolent and loving relatedness.
E•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寻找人的主体性解放道路。他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提出自己关于爱的思想。在弗罗姆看来,爱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情感,一种性格倾向。而>创造性的爱<是对人们处境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人与自然、他人、自己建立联系的最健康的途径。创造性的爱也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解答,是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具有创造性倾向和成熟人格的一种能力。掌握爱的艺术,既需要掌握理论,又要亲身实践并终身为此努力。研究弗罗姆爱的思想,学习>创造性的爱<的理论,掌握>爱的艺术<,对促进我国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引导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大有裨益。
人学在西方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学科。它发端于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使命的古希腊时代,但科学的人学则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对人的问题的世界性兴趣正在不断增长<,人学正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的人学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二十几年的路程。在此期间,人学研究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讨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学理角度说,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讨论的问题比较分散,对为什么研究人学,人学的基本概念、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等前提性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研究的方法也缺乏立体感与层次性,好的主观愿望,常常带来坏的结果,即从研究具体完整的人开始,以失去真实的人而
江奈生•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散文、书信集、叙事诗及小说等等,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格列佛游记》是其乌托邦式的代表作。作品中由格列佛充当叙说者,讲述了他四次出海航行所经历的奇特的历险故事,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对外扩张和对内压迫的殖民主义政策,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正义斗争。对于这部小说,不少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其讽刺及针砭时弊的意义方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基础,辅以弗洛姆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异化理论,对《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主人公格列佛>经济本我<的发掘及其>政治本我<的觉醒进行阐释。本论文分三部分,由引言、正文及结论构成,其中正文分三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批评角度的选择过程以及论文的大致框架,进而提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首先介绍作者斯威夫特的主要人生经历及代表作《格列佛游记》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国内外评论家对于作者及小说的相关评论;接着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对于异化理论所做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各个角度的研究,再着重提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弗洛姆心理学中的异化理论,即而提出本论文选题的可行性。第二章着手阐释《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普遍异化现象。主人公四次出海,每次(尤其是第三和第四次)所见的人物都成为分析对象。第三章更详尽地分析了主人公格列佛的异化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作为>经济人<的格列佛的异化,其二,作为>政治人<的格列佛的觉醒。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指出异化是《格列佛游记》的重要主题之一。本篇论文通过异化这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斯威夫特对当时社会观察的深入及对人类社会所处困境的忧虑和思索,从而得出本论文的基本论点: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描写和刻画的异化的人物形象,有可能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的异化形象,而格列佛也有可能就是英国小说中最早的典型的异化人物之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诞生,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姆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便是以手稿为研究基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及异化等概念做出了其独特的阐释。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以及弗洛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歪曲的批判,造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便是现代社会普遍性的生存异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他扩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他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和他的生存异化理论,最终都归结于充分人性的重建和对人的人道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第四部分,对弗洛姆的生存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进行评价,指出其精华所在,同时指出其糟粕之处。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民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而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心态,阶层心态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分解,它影响并支配着相关群体的行为。本文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入手,通过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其心态的源流和特征,从而对法西斯主义群体进行心理分析。借用心态史学和心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透析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与纳粹上台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反法西斯势力因何失败,希特勒如何利用魏玛时期的国民心态进行蛊惑宣传并通过选举>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作者认为通过对魏玛国民心态和纳粹上台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对纳粹的上台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把当时的社会主要阶层分为四类:社会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和特殊阶层,然后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各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来分析其不同的心态。第二章主要分析的是德国魏玛时代国民心态形成的原因,无论历史的渊源,还是现实的困境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第三章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国民心态的共同特征,指出了国民心态的畸形发展。第四章进行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分析,介绍了赖希、弗洛姆、阿多尔诺、洛温伯格、阿谢尔等人的理论,透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众心理根源。最后一章讨论魏玛共和国国民心态和纳粹的互动和排斥,以及希特勒是如何利用当时社会阶层的心态运用心理战手法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以最大程度地争取各阶层群众的;当时的国民心态中也存在反法西斯主义因素,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这些反法西斯因素未能战胜法西斯因素,理性为何让位于非理性,为何不能阻止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的上台,以及从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