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ine
Language
- Albanian (14)
- Arabic (108)
- Bulgarian (160)
- Catalan (14)
- Czech (79)
- Danish (45)
- German (9422)
- Greek (74)
- English (17979)
- Estonian (1)
- Euskara, Basqe (2)
- Farsi, Persian (26)
- Finnish (103)
- French (737)
- Gujaritic (3)
- Hebrew (52)
- Serbocroatic (292)
- Hungarian (103)
- Indonesian (68)
- Icelandish (1)
- Italian (1348)
- Japanese (182)
- Korean (197)
- Kurdish (1)
- Latin (1)
- Latvian (28)
- Lithuanian (10)
- Macedonian (2)
- Mongolian (1)
- Burmese (1)
- Dutch (75)
- nll (1)
- Norwegian (53)
- Turkish (102)
- Polish (429)
- Portuguese (256)
- Romansh (2)
- Romany (16)
- Roumain, Moldave (15)
- Russian (214)
- ser (2)
- Slovakian (14)
- Slovenian (29)
- Spanish (1963)
- Albanian (1)
- Serbian (26)
- Swedish (53)
- Ukrainian (8)
- Vietnamese (10)
- Sorbian (2)
- Chinese (1951)
Document Type
- Articles (24879)
- Books (4651)
- Reviews (2507)
- Dissertations (1091)
- Excerpts (778)
- Collections (738)
- Forewords (440)
- Ebooks (383)
- Interviews (353)
- Necrologues (236)
I examined a better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the heart-rending emotional state of a client exposed to serious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without experiencing affect attunement from surrounding adults. The clinical case describes a woman in her early 20s who had lost her memory of past sexual abuse by her father. She visited an on-campus student counseling room complaining of feeling she was >not herself.<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ersubjective exchanges involving moments when her traumatic experiences were about to be revived during weekly face-to-face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I took note of the joint attention that developed between us concerning my attunement with her painful emotional experiences. We eventually shared subjective affective states fostered within a safe mental space. Us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we traced the process by which she came to accept the painful memories and associated experiences surrounding the heart-wrenching affect that she had had no choice but to >shroud in darkness,< as well as accepting her feelings of reality. I made use of knowledge from infant research shedding light on how two people can instantly mutually influence their actions and behaviors, and explored, in great detail, what sort of implicit relatedness had developed between us.
In proposing a refounding of psychoanalysis within a humanist perspective, the author suggests a comparison between Elie Wiesel’s discussion of concepts such as witnessing, testimony, and memory as redemption, and Sandor Ferenczi’s idea of the therapist as >benevolent and useful witness,< who, thanks to his/her true empathic and committed participation, in contrast to Freud’s neutrality, enables the patient to achieve real awareness of the split parts within him- or herself, as well as an integration of the fragmentation due to trauma. Against >indifference,< the practice of connectedness, responsibility, memory, love, and forgiveness as true elaboration of trauma and >going beyond< are proposed as tools towards a >persistence of the human<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dehumanization.
This discussion explores and compares the explicit interpersonal method of psychoanalysi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and the implicit and until now insufficiently recognized interpersonal method of Sigmund Freud. Interpersonal means interaction via expression of feelings, emotions, and actions, gestures of body and face, and words. The centrality of emotions as motives and movers or action suggests redefining psychic reality as emotional reality. While Freud did not have the word >interpersonal,< invented by Sullivan, he nevertheless acted as an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ist both in his prepsychoanalytic period and, thereafter, from his beginnings as a psychoanalyst in 1893. The othe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mote a new era of collaboration and cross-fertilization between the IPA and other psychoanalytic authors and organizations.
不管是在心理学还是文学领域,学界对于>孤独<的研究经久不衰。由于人类与生具来的内在矛盾,>孤独<作为一种心理负能量,一直存在在人类精神中,但常常被控制在精神健康的平衡系统中,不被发觉。外在的因素如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剧变会加剧>独孤<,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危机。作为文学主题,作者在描写>孤独<时通常表现出双重重心:既批判并反思社会现实对人类精神的迫害,又用人文主义关怀和诗意的文学手法来表达>孤独<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世纪40年代处在动荡飘摇之中,两部以孤独为主题的作品问世:阿根廷作家萨瓦托的《隧道》和美国作家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笔者分析这两部作品发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对于孤独的感受有着相似的起因,相似的症状,和相似的徒劳的挣扎和悲惨的结局。这两部作品的可比性在于:首先,虽然二战前后的精神动乱和存在主义的心理危机是导致主人公感到孤独的共同原因,但文学作为特定社会与个人精神世界的结合,必定烙下那个特定历史社会的印记,也体现着作家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倾向;其次,分析比较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症状,和孤独的挣扎,能够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更加全面地理解孤独和对抗孤独。在弗洛姆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下,本文将分三个步骤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孤独的原因,孤独的症状,和孤独的徒劳挣扎。通过这三点的对比,本文试图对孤独作为一种>心理危机<有更加系统的理解和应对;通过对孤独原因的分析,本文希望把握20世纪40年代全球发生的现实和心理剧变,以及阿根廷和美国各自暴露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比两部作品对>孤独<症状的文学表现,分析两位作者的文学风格和审美倾向。
弗洛姆生活在一个冲突不断、充满灾难的多事年代。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得势等,构成了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的历史背景。弗洛姆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潜意识理论<与>性格理论<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其异化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由思想。弗洛姆重点关注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以外的人的非理性的感情力量,尤其是将人的内心世界这一核心要素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他将人们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从而获得力量感和独立性的过程称为>个体化<,认为这是人们自由的开端。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或者社会的原因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的巨大差异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导致了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弗洛姆从神经症和健康两个概念出发,利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一共有三种心理机制。第一种是权威主义。即放弃自我的独立,想要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自己所不具备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是寻找一个新的纽带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纽带。第二种是破坏欲。弗洛姆认为破坏欲的强弱似乎与个人生命的成长受阻程度大小成比例。第三种是社会意义上的心理机制,它是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机械趋同。在这种心理机制下,人仿佛变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没有区别,这样他便再不会感到孤独,也不用再焦虑,类似于动物的保护色。为了克服孤独和无力感,他使自己变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变得与周围的环境相像,变得不再是个体,从此失去了自我。这些心理机制不但没有使人摆脱孤独感,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孤独和不幸中。对于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弗洛姆的基本解释是:自由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越来越疏远和对立,使人成了孤独的个体,失去了安全感。弗洛姆相信人可以做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保持着独立的自我又与自然、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充分实现人的潜能,从而进入到积极自由的状态。弗洛姆认为,只有通过自发性的爱和劳动才能获得积极的自由。因为消极的自由使人感到孤立和无助,他与世界的关系很遥远,而且他认为自己很软弱并且微不足道,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而自发行为是一种可以克服孤独和恐惧的方法,这种自发行为能使人在保持完整自我的前提下与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连为一体。弗洛姆为西方马克主义对自由思想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人们在实现自由这条道路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方向,拓宽了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创新了问题分析的方法。但弗洛姆的分析更多的注重在个人的心理因素上,这不能不说是有失偏颇的。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才是使人逃避自由的第一位原因。正是社会的这些因素才形成了个人孤独的心理,才迫使人不得不逃避消极的自由。弗洛姆在向人们阐述如何建立理想社会的时候,主张用>爱的艺术<,这就使他的观点沦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弗洛姆通过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分析,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从逃避自由的原因到解决逃避自由的途径,其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忽视了自由实现的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自由的实现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
提到J.K.罗琳,我们必然会想到她的代表作《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小说推出后,几乎全世界为之疯狂。作为一个集合多种文化元素,又将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集于一身的小说,它成功的吸引了文学界的眼球。随着《哈利波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全球的同时,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也日趋升温。但是,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发展来看,以往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罗琳将神话原型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置换变形更加和谐,文化精神与现实反思的表达也更加深刻。但是,对原型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关系,及作者创作小说的用意等等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加仔细全面的探讨。原型理论欲为整个文学批评寻找一种共同模式,借此观点,使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本文以原型批评的视角考察整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意在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与微观并置的研究。文学创作与人的潜意识、文化根源、民族精神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型理论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创作用意和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荣格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梳理出罗琳小说中出现的神话原型,同时借助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还原出神话原型在小说中的内涵,从而进一步了解罗琳的创作意图。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原型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通过对占据原型理论发展道路转折点的三位关键性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文学作品与古老神话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理解文学本质的前提下,确定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原型研究的可行性。第二章是对《哈利波特》中的神话原型进行分析。通过对小说中具体原型的发现、归纳、还原、整合,对整个小说系列中频繁显现的人物原型、意象原型、叙事结构原型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理解。基于这三类原型的解读,进一步体现罗琳的创作思路及小说真正的本质。第三章是解答作者将原型运用到小说中的真实用意。以充分研究小说中体现的原型为前提,细致深入的挖掘罗琳利用原型进行创作的意图,表达了罗琳期望通过文化寻根来救赎迷失在物质大潮中的人们。并借助恢复优秀文化传统,突显社会的正向发展离不开人性的正向发展。通过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神话原型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人性异化的思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精神上的残害,呼吁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通过理性与爱来拯救异化的理念。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十九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继承哥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内容多表现积极乐观表象下的暗涌,在揭示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同时,蕴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境况和人性本质的思索。作家注重挖掘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时代引起的孤独与异化,并将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尽管他的创作理念并未受到同时代作家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伦•坡却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产生深刻影响。他作品中所体现的超前现代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也为其著作赢得经久不衰的研究魅力。本文主要运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爱伦•坡的恐怖小说进行分析。绪论主要针对爱伦•坡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大致梳理,并介绍异化概念的来源和发展,指出从异化角度研究作品的必要性。论文主体分三章展开论述:首先整合异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具体分析恐怖小说中关于人对自我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呈现;第二章从时空维度、叙述视角、叙述对象层面入手,剖析爱伦•坡笔下的异化世界;最后一章,结合作家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分析异化主题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进一步对其作品人物生存状态的探讨,指出作家希望通过人性回归和精神重生来抗拒异化的愿景,力求对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异化主题有更深刻理解。
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7—1960.1.28)是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通过探讨主人公珍妮在三次婚姻中追求自由的过程揭示现代社会自由问题的复杂性。本论文结合艾里希•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得出结论:珍妮在追寻自由的同时也在逃避自由,换言之,其对自由的追寻实质上是对自由的逃避。在婚前和第一次婚姻中,珍妮对浪漫的爱情产生了期待,并试图去追寻,但以失败告终。她对浪漫爱情的追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由的追寻。然而,事实上,珍妮试图通过臣服于婚姻逃避自由,以摆脱个体化带来的孤独感,且在第一次婚姻中逃避作为妻子的责任。珍妮的浪漫至上的性格和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使她在对熟悉的人和事厌倦时开始期待更广阔的世界。乔•斯塔克斯邀请她一起到一个新的城镇开始新生活,珍妮把这作为一个机会,于是和乔一起离开,去追寻更远的地平线,但最后失败。珍妮对更广阔的视界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对自由的追求,但她也在逃避自由。在意识到婚姻不能产生爱情后,珍妮从心理上摆脱了第一次婚姻的束缚,但同时也感到孤独和无力。为摆脱孤独感和无力感,她臣服于乔,因为在她看来,乔比她更强大。此外,在第二次婚姻中,珍妮逃避作为妻子的责任,也逃避对自己的责任。这些体现了珍妮对自由的逃避,也表明其对更远的地平线的追寻其实是对自由的逃避。在与甜点的第三次婚姻中,珍妮的个性与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少在珍妮看来,她已经获得了想要的自由,尽管在枪杀甜点后她回到伊顿威尔镇独自生活。通过追寻所谓的个性独立珍妮似乎在追寻自由。然而,珍妮在第三次婚姻中实际上一直在逃避自由。她先是通过臣服于甜点以图消除因摆脱乔的束缚带来的孤独感。在她和甜点准备离开伊顿威尔镇时又卖掉乔的商店,继而臣服于所得的金钱,因为在珍妮眼中,金钱比甜点更强大。而在得知甜点即将死于狂犬病后,珍妮再次感到无力,恐惧和焦虑。为摆脱这些痛苦的感觉,珍妮采用了>破坏<这种逃避自由的机制,即毁灭甜点。本论文探讨了珍妮有无获得真正的、最终的自由的可能,得出结论:由于缺乏创造力与爱的能力,珍妮的自由是没有未来的。珍妮对自由的逃避使她对自由的追寻在自由的消极与积极意义上都是一种失败。珍妮的失败反映出赫斯顿对女性出路的迷茫和困惑,及其对爱的能力的呼唤,体现出其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前期作品主要分为航海小说、丛林小说、社会政治小说,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后期代表作之一《胜利》在文学评论界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已有研究主要从怀疑主义、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研究小说的孤独主题。>孤独<一般指个人的某种主观心理感受。著名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则将其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他认为孤独是全人类与生俱来且共有的客观事实,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使这种孤独状态活跃开来,从而滋生出社会性质的孤独感。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静态的孤独状态转化为动态的孤独感受,陷入强烈孤独感的人类往往会寻求不同的心理机制逃避孤独。借助弗洛姆的孤独理论,本文尝试从人类的五项基本需求,逃避孤独的三种机制,积极自由的内涵来挖掘主人公孤独困境的根源,摆脱孤独的方法和克服孤独后的精神升华。主人公海斯特和莉娜是对当时社会不满和失望的典型代表人物,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英国人民的孤独困境及逃离孤独的途径。首先,本文论述了主人公的孤独表现。一方面分析了海斯特病态隐居下的孤僻性格,孤单心理和孤独状态。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残酷现实中的麻木顺从以及身份认同感、存在感、归属感的丧失。其次,本文研究了主人公摆脱孤独的尝试。海斯特通过帮助莫里森和拯救莉娜,与其创建互相依赖,互相屈从的施虐——受虐的共生关系以逃避孤独。莉娜通过欺骗里卡多和保护海斯特,在创造性的自发活动中追寻积极自由以摆脱孤独。最后,本文探索了主人公克服孤独后的升华。一方面论证了海斯特在熊熊大火中生活态度和信仰的重生。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自我牺牲中独立人格、身份地位的实现以及道德、情感、理智的升华。通过分析海斯特和莉娜不断与孤独做抗争的过程,本文揭示了一战前英国社会和英国人民所处的孤独困境,探究出正确摆脱孤独的方法是寻求积极自由,坚持爱和信任。作者一方面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类信仰缺失,感情无处依靠,心灵没有归宿等精神危机的担忧,呼吁人类采取正确的方法走出孤独并超越孤独。另一方面又通过海斯特的自我觉醒和莉娜的自我实现表达了对人类摆脱孤独从而赢得精神上的胜利持有希望。
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是人文关怀主义研究的哲学理论之一。弗洛姆为了建立以人道主义技术服务人类的理想化社会环境而奋斗终生,他在1968年出版的《希望的革命》这本书中就已经对技术批判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弗洛姆认为,因为科学技术的影响,现在的科技社会已经制约了人道化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病态社会,技术异化会导致人类出现>异化综合症<,只有摆正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重新让人作为技术的控制者,才可以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叙述了弗洛姆技术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和现实来源,以便从根本上对弗洛姆的技术思想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就弗洛姆笔下的>病态社会<存在的几大主要>病症<进行了分析,并剖析引起>病态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等不同方面的根源,以便追根溯源进一步探究弗洛姆对于治愈>病态社会<所提出的>对策<——实现技术社会人道化。对于如何将这种>病态科技社会<变成理想中的技术社会,弗洛姆认为要通过经济、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变革才能实现。弗洛姆指出,对于改变和重建社会来说,思想文化生活的变革与经济和政治变革同等重要。假如不能同时对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观四个方面进行改革,所谓的改革和重建社会的愿望也就成为空想。总之,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完成了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超越。通过研究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对于我们解决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也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们可以认识到,面对现代化科技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的价值观以及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也存在着对社会关系的忽视和否定、空想性以及不彻底性等缺陷。
卡森•麦卡勒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常以怪诞和畸形的特点著称。她所描绘的畸形, 比如假小子, 聋哑人, 侏儒, 跛脚, 雌雄同体以及驼背等都是精神无能的表现。麦卡勒斯通过作品中描写的各种畸形人物揭露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问题—孤独。《心是孤独的猎手》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麦卡勒斯在小说中描绘的美国南方小镇是现代社会孤独的缩影。米克、杰克、考普兰德医生、比夫以及辛格之间的 >卫星式< 关系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除了比夫, 其余三人聚集在辛格身边, 把他当作各自唯一的知己, 向他倾诉内心的想法和梦想, 并且渴望从辛格那里获得拯救。然而, 由于辛格自杀, 他们内心所塑造出来的上帝也随之坍塌。作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哲学思潮之一, 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与本质、内在与情绪以及自由与本真的关注为本篇论文异化与孤独主题的分析提供了思想背景。此外, 这篇论文将运用艾瑞克•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小说的孤独主题。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小说的孤独主题分析提供了两方面的视角:孤独, 一方面属于人的精神机制, 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的影响而不断加深。针对孤独的缓解, 麦卡勒斯和弗洛姆两人都把爱当做是缓解异化与孤独的止痛剂。此外, 存在主义者所提倡的对自我本真的追寻也是缓解孤独的有效途径。虽然小说中四个人物渴望通过辛格获得救赎的愿望由于他的自杀而毁灭, 但是麦卡勒斯在小说的结尾通过描写四个人物从幻想中醒悟, 并且继续追寻理想的开放结局表达了她的人文主义情怀。
Prefacio
(2018)
The Art oft Lea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in the Choice of Business Leaders
(2018)
In this article, I claim that humor can be a form of social pathology. In opposition to the general humor-affirmative atmosphere, I develop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humor research, and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darker side to fun and laughter. Using insights from Henri Bergson’s theory about laughter and Erich Fromm’s critical social thinking, I formulate a novel theoretical combination which opens up fruitfu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humor and its social nature. This empirically motivated conceptual position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humor and laughter. My conclusion is that parts of the contemporary humor catalogue reflect collective destructive and even death-orientated tendencies.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if humor is not in line with humanistic values and is not based on a life-orientated worldview, it is in danger of becoming pathological.
One of the perennial questions in Shakespeare studies concerns what Coleridge called the >motiveless malignity< of Iago. Instead of looking at Iago as an individual, however, I will argue that he is best understoo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early modern bourgeois man. Iago’s denial of spiritual values and his mercenary nature can be understood in this light. Fromm’s theses concern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among anal libido, the death instinct, malignant aggression, and necrophilia all find support in Shake-speare’s supreme villain.
This paper presents Fromm’s (1900–1980)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religiosity, in light of Hermann Cohen (1842–1918) thought.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ought, Cohen and Fromm share some things in common. Their critique of culture is based on a unique definition of das Individuum, the human condition. They demon-strate a cautious approach to modernity and progres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postmodern concep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and the fol-lowing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premises: the critique of the master narratives, 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notion of the autonomous and free subject.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rticle we will explo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introduce Fromm’s no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self in the time-history continuum. Contrary to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we will insist on Fromm’s non-essentialist notion of being as a paradox and on the notion of the human agency which is crucial for the psychoanalytic (therapeutic) work and a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政治现代性是现代政治的特质,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内在理据与推动力量。自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主义的指引下,促进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政治的主要目标,政治也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现代性内涵。然而,现代政治的弊病也隐含其中,特别是民主的异化、官僚主义与极权主义等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反思并逐渐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浪潮,法兰克福学派即为典型代表,尽管政治现代性批判往往隐没于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理论中。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弗洛姆对政治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既与其成长经历有关,又端赖于当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得益于他的求学与研究经历。与其他学者相较,>匿名权威<是弗洛姆批判理论中独特的学术概念,也是弗洛姆政治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依据与主脉络。正是>匿名权威<的存在,才导致了现代政治中民主制度的异化、选举制度的异化、官僚主义与极权主义,弗洛姆对之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并分析了走出>匿名权威<的路径,这些构成了弗洛姆政治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批判的学术传统,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弗洛姆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独具特色、内涵丰富,对此加以研究,不但可以推动学术界对弗洛姆的研究、拓展现代性研究视域,也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切实的警示、启发意义。
Here we introduce the dissertation program PSAID (Postgraduate Stud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Individual Dissertations), conduc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University in Berlin, Germany. We tell stories about our experience: about a wish to sum up in a dissertation after long years of clinical practice what has been learnt in diving deeply into human experience; about the fear of losing one’s identity when something new is to be learned, either planning a research study or conducting an interview that has not clinical but research-driven orientations; about the >biography of theory< – what motivates therapists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psychoanalysis or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bout how the experience of listening changes when you do not hear a voice but read a transcript and understand how many details allude to a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your perception and thinking;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seeing a voice visualized on an audiogram; about summing up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situations< in the consulting room. We propose not only to distinguish >online/offline< research, but to include >situationism< as a third concep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ullivan's interpersonal theory can be applied clinically and illustrates this with a clinical case. It considers the emotional impact, on the clinician, of a Sullivanian point of view. Each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equips the analyst differently. Sullivanian technique impacts the analyst's focus, feelings of competence, and hopefulness. Although each theory emphasize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lin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set of clinical values that inspire the work of all analysts, regardless of orientation.
The postmodern university is experiencing a legitimation crisis because of a deepening and corrosive mistrust of all forms of authority; even those that are intended to benefit students by enabling them to >think critically<, or to deepen an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Some of the problem is rooted in prevail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trends, but others inhere in the nature of postmodernism itself; especially the postmodern claim that truth itself is non-existent or simply unattainable or unavailable, even at the best of times. Unlike earlier generations of critical theorists, who believed that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postmodern theorists, following Nietzsche, claim that the very idea of truth is moot, if not entirely obsolete. But absent a commitment to a search for truth,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itself begins to crumble.
This text is intended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rofound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psychoanalysis. Architecture creates representations that conceal unconscious forms of thought; psychoanalysis helps to explain the meanings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 – forms of construction and forms of the psyche. The multifaceted work of psychoanalyst Christopher Bollas – hi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architecture, on the vitality of objects, on the crea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Oedipal relationship – serves as a critical and decisive instrument for the authors’ inquiry. The issue of the >vitality of objects< as described by Bollas also concerns – but only in part – the architectural >object.< One modern form of architecture with an inordinate capacity empathy has to be Louis Kahn’s. Kahn’s youngest son , Nathaniel, lost his father when he was still a child and hardly had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him. After becoming an adult and an established film-maker, he managed to recover his father in two ways: by discovering him in his works, with their powerful affective impact; and by drawing from those very works of his father to enhance his own creative process in his filmic art. As it turns out, it is this very process that has allowed for an emblematically positive resolution of the Oedip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romm’s humanistic psychology to examine the reported content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dreams during sleep and considers what the psychological data suggests about the defectors’ past social experience in authoritarian North Korea and their present social situation as adults learning to adjust to a new life in neo-liberal South Korea.
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消费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消费是一种同生产过程联系十分密切的经济行为,是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终极环节,它主要表现在人们购买商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科技水平的提升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异化现象在消费领域显现,而且这些消费异化的现象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改变。消费异化,从根源上说,是一种不正常的消费状态,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具体表现在使无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无休止的欲望而在广告等虚假宣传的鼓动下进行消费。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理论研究永无止境,现如今,很多专家学者正在对消费异化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学说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之一埃里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独树一帜。弗洛姆吸取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精髓,并将其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相结合。他强调消费异化不只有人的本质的因素,也存在社会条件。随后,他针对每况愈下的消费主义社会,提出了扬弃的措施。当前我国贸易逐步自由化,不合理的消费异化现象在我国初步呈现并日趋增加。因此,弗洛姆对于消费异化的探究和分析,和如何消除消费异化现象,以及针对此问题展开的文化和心理领域的探索,对我国提倡文明理性的消费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扭转不良的消费现象有着的指导价值。
This paper posits that an infusion of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into the teaching of sociology in undergraduate liberal arts curricula offers a route to expand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how self and society are entwined in a condition of mutu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e argue that the liberatory project at the core of the liberal arts is served well by linking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und in these two disciplines. We provide as specific examples from our own teaching: (1) a demonstration of how Freud’s concept of neurosis has an affinity with Marx’s concept of alienation; and (2)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torture sequence in Orwell’s 1984 presents an inversion of a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through which the power of propaganda is illuminated. We conclude that teaching the two disciplines in tandem helps students grasp how the self i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entity and how the orthodoxies of neurosis and social control are available for critique and change.
With their book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and exile (1989), L. Grinberg and R. Grinberg (1984) opened up a new clinical field,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sychoanalytic community, although Freud’s multilinguistic competence had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of psychoanalysis. With their book The Babel of the unconscious, Jacqueline Amati Mehler, Simona Argentieri, and Jorge Canestri were able to confirm the hypothesi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elp multilingual patients to integrate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self which are bound to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to their foreign tongue(s), and thus to allow them to develop a new identity. The author, who has been a psychoanalyst in Munich since 1999, works every day with his Italian patients in this new clinical field, that is in their common mother tongue and at the two levels of their old Italian and their new German identity. Through the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a clinical case, he furthermore shows how, on the one hand, the migration creates a new space in which therapy actually becomes possib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therapy, but also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developed by the patients to their >new countr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whole process. Such a frame proved to be particularly good for the emergence, revisitation, and reelaboration of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around which the case of Penelope is centered. The author further assumes that the theme of >migration and ident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our globalized world, with clinical consequences whose elaboration requires a specific cultural and technical preparation.
I describe my collaboration with Giovanni over the span of almost 15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we developed a multimotivational model that built on attachment theory and explored some of its clinical implications. I mention the many ways Giovanni influenced my thinking, and provide a few personal stories about Giovanni that give a sense of his generous, warm and creative nature. Throughout the article I describe how I developed some of the ideas we worked on together to provide a broad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outlook on human nature. We had planned to write a book together on this ambitious project, but personal circumstances got in the way.
This paper follows up Bion’s development, focusing its attention on Cogitations in particular and suggesting that it can be read as a sort of new >Clinical Diary< à la Ferenczi. The authors, showing us both the link between the writings of the London Bion and those of the American one, stress the dramatic change that took place in his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position around about 1967, when he crossed the Atlantic for working and teaching in North and Latin America, and gradually arrived to formulate a kind of listening more authentically centered on his own thoughts and emotions and those of the patient during the analytic encounter.
God’s Love [神之爱]
(2018)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is experiencing a serious crisis: its scientific consensus, social standing, and impact on practice in mental health have all been steadily declining over the last decades. This unfortunate process has been various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prevailing hedonistic social values,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drug companies, and cuts in health-related expenditures. Following a suggestion by Garza Guerrero, we rather believe that the sources of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 psychoanalysis are to be searched for within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Specifically, we think psychoanalysis has failed to bring the revolutionary contribution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ersubjective paradigms to its fuller consequences. Here, we review five core dimensions in which such failure is particularly apparent: (1) an unwitting reliance on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2) an ontological, concrete understanding of unconscious processes; (3) a manifest failure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role of extra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s in the patient’s life; (4) a naive and idealized view of the psychoanalyst’s person and role; and (5) a marginal awareness of the impact of group-level unconscious phenomena on the social life of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s.
Treatment for drug-induced depression usually consists of cessation or reduction of the causative agent and psychopharmacologic management. In addition, psychotherapy can be useful as an adjunctive treatment. The author presents case material related to a young woman with an inborn physical illness, who became depressed during the course of interferon treatment for a medical complication, hepatitis virus inf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essation of interferon and pharmacologic management,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of a psychodynamic orientation was star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atient’s low self-esteem and anxiety about her future. During the course of psychotherapy, it was understood that the premature cessation of interferon was, to her, a narcissistic injury. It was also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meanings of her inborn illness and her guilty feelings. After reviewing various formulations of depress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ase material from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which describes vicious cycles of depression.
教育是一项需要关爱的事业,师爱常常被视为教师从教的首要条件。但在现实教育场景中,教师辛苦付出的许多关爱行为却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和回应,甚至遭遇反抗。只有对实践中的师爱样貌进行考察,分析当前师爱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可能性,才有望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关爱,并让学生在师爱的沃土中成长为有能力关心人、爱人也值得爱的人。本研究对S市A中学的10名教师和8名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借助开放式问卷向30名学生收集了和主题相关的案例和资料,以此来考察实践中师爱样貌的复杂性,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可能。本研究认为师爱是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真诚地关心爱护学生,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付出努力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情感。本文参照弗洛姆和诺丁斯等学者对关爱的定义和理解,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对师爱内涵的讨论,并结合本研究实证资料中所显露的问题,建构了本研究的研究框架:(1)师爱之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潜能;(2)尊重学生是师爱之过程的必然要求;(3)面向全体学生,教师需要公平地分配关爱资源。依据收集到的观察与访谈资料,本研究发现师爱实践中存在以下的问题:(1)>为了学生好<的师爱滑向了弗洛姆批判的>占有式关爱<,表现出占有倾向,造成了对学生发展潜能的阻碍;(2)教师将关爱理解为单方面严格管控学生,缺少对学生的信任与尊重。这使得教师的关爱行为常常演变为控制行为,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和独立,表现出霸道倾向;(3)面向学生群体,教师忽视师爱作为职业爱的公平性要求,呈现出偏狭的师爱样貌。为改进上述问题,应从专业伦理的立场理解师爱的内涵,做到:(1)重视学生当下的感受和真实的需求,以激发学生的发展动力与潜能,让师爱变得更具生产性;(2)在规范学生和适度尊重学生自由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让尊重成为师爱的根基;(3)克服人际偏见,认可每一个学生的长处,不断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努力让每位学生都感受到被关爱.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融合了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和宗教等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其中,他的“健全的社会”这一命题是围绕异化概念进行的。因此,只有承认存在并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这一命题才有意义。同时,本文涉及到的“健全的社会”是一种把人当作中心,肯定人的能力,鼓励人们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整个社会成员团结友爱和互帮互助,推动每个社会成员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良性社会形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不如意的社会现状和问题,进一步分析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成因,逐步探索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新时代健全社会建构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转型。从理论角度来看,异化现象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等都可能存在异化现象。因此,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应该激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积极性,挖掘人们的潜力与智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要完善经济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历史维度来看,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考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世界维度看,要大力发展新型技术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不断探索特色道路和发展模式,为新时代全世界健全社会的建构提供各国智慧和方案。
Psychoanalysis and academia: Psychoanalysi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xact and human sciences
(2018)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developed< societies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psychology is heavily based upon an exact science model academically, and upon a medical model clinically. Indeed, these models favor an apperception of mental pathologies as essential entities with a biological etiology, and this reification facilitates a process of nonimplication of the sufferer as concerns his condition. The progress in brain sciences holds the promise of acknowledging psychology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properly describing mental logics, which are constrained, but not determined, by brain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mental logical operations mandatorily need content from the contingent history of the subject's life to become instantiated. Psychology, then, is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an exact science and a human science epistemology. Consequently, we need psychologists and clinicians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who can apply a particularized approach to mental distress, who can deal with the personal feeling of nonmastery, who can base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on the patient's story, and who thereby systematically stay away from any essentializing tempta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being aware tha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y operate from is embedded in a continuous scientific dialogue. Psychoanalysis is at that crossroads.
Contemplating spiritual experience: Winnicott's potential space, Tibetan bardo, and liminality
(2018)
In this paper, ways of contemplating and accommodating the unfamiliar, especially the >other<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are considered. Some concepts from psychoanalysis, such as Winnicott's >potential space< and his notion of >holding,< are helpful in comprehending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at can easily be misunderstood, or >flattened out< to use Bion's phrase. Interesting and rather remarkable confluences in these concepts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from Tibetan Buddhism (bardo)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iminality) are considered in their functions of both enabl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se extraordinary and often life-enhancing experiences.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2018)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psychoanalyst'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trauma research network. Crises and conflicts are understood as an integral feature of such a collaboration. Using the self-reflective capacity of the psychoanalyst may help to turn them into a new perspective. Crossing disciplinary borders, reconnecting to the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might prove to be a rather rewarding step.
与马尔库塞和阿格尔等人分别基于人道视角、生态视角批判自由消费的异化本质不同,鲍德里亚以物(商品)的功能的零度化为理论切入口,通过对消费内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符号拜物教的理论指认,提出必须引入符号学才能彻底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本质及其统治策略的隐蔽机制,由此建构了基于符号视角的独特批判向度。但鲍德里亚将其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过度夸大了消费对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遮蔽了资本这一现代性问题域的轴心地位和根本意义,从而导致其批判理论只是停留在分析异化现实的直接性和表象性层面上,阻断了深入社会现实本质的可能,并最终陷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理论局限。
This article addresses both the rewards and the daunting complexities of teaching psychoanalysis to undergraduates in the USA, where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as a sit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s under siege. The essay recommends a close critical reading of key Freudian tex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lassroom atmosphere of trust, genuine respect for expectable student skepticism, and the capacity to wait as dystonic ideas gradually take hold and reveal their worth. Speed, a ubiquitous feature and a questionable desideratum of twenty-first century US culture, as well as facile cleverness, a desideratum within academia, tell against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which is long, slow, halting, laborious, and painful, but a process that can, at best, open what has heretofore been sealed.
Die Bedeutung der Liebe im Werk von Erich Fromm. Daniela Schmid im Interview mit Dr. Rainer Funk
(2018)
Identity theft
(2018)
Psychoanalysis has almost disappeared from the curricula of most American universities, which I illustrate by the case of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my own university, Harvard. Courses on psychoanalysis are very rare there and it is mostly seen as a part of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not as a set of ideas that can be useful nowadays. Personality models developed by Freud or Melanie Klein, as well as many mor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ts, are, however, still very relevant for the human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for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I am trying to show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psychoanalysis can enrich this field, less and less students show interest in it or are willing to admit that they themselves may have unconscious reactions. I focus on the usefullness of the concept of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propose the thesis that is another name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ater, and indeed for theater itself.
弗洛姆作为人道主义哲学家, 人的问题贯穿其思想的始终。自由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内涵。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思想, 弗洛姆认为传统的自由观因为缺乏人的心理分析而不得不使用笼统且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自由问题, 难以认识到自由的本质, 因此, 他主张从心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阐述自由的概念。弗洛姆传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把心理学的分析引入到其自由思想当中, 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理学视角的自由思想。弗洛姆心理学的独特视角为自由思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让人们能在微观层面一窥自由的奥妙。但弗洛姆自由思想本身也存在着抽象人本主义的自由观, 片面夸大自由主体的心理作用, 自由实现路径的空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正是克服弗洛姆自由局限性的利器。在马克思看来, 自由问题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实践的问题, 自由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弗洛姆自由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其对于实践的背离, 没有完全认识到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 个人的心理也只是实践中发展的产物等。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尝试性的克服, 以马克思实践的现实的主体取代弗洛姆抽象的自由主体, 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弗洛姆健全社会的空想。
艾里希•弗洛姆是美籍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宗教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非常卓越的建树。弗洛姆终生致力于弗洛伊德学说研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他的学术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观点散见于《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和《爱的艺术》等著作之中。本文以《逃避自由》为主要解析资源,结合弗洛姆的其他专著、论文等来论述哲学家的逃避自由机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身居德国的弗洛姆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时期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暗流涌动的思想中深藏着潜在的社会悲剧和不可预知的人类未来命运。有犹太人身份的弗洛姆更深刻地体会到犹太民族可能要遭遇的磨难。自由,这个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状态,其实恰恰可能是需要逃避的灾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洛姆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为依据,对人逃避自由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形成了他关于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从逃避自由机制的原因、内涵、解决方法、意义和价值几个方面分析弗洛姆的理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民族身份和他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的关联以及对自由概念和逃避自由思想的根源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探讨了目前国内外对弗洛姆逃避自由机制的研究现状,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尚有哪些主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第一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生成背景》从个体和个体性概念入手来探讨自由和逃避自由思想的谱系,指出早在古希腊先贤的著作里(尤其是柏拉图)就存在对人自由意志的探讨。通过对自由谱系的勾勒,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古希腊而言,自由和宇宙的神性有关,人在勇敢地说出>我<这个词之后,在形式上摆脱了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弗洛伊德学说对人认知的刷新,自由不再是个体的私人叙事,而是对整个时代症候的诊断。弗洛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展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第二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切入路径》探讨了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发生学原理,哲学家正是从宗教的角度发现逃避自由的路径和可能。弗洛姆之所以选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来分析宗教与自由的关系,是因为除了日常生活,宗教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是窥见其行动秘密的重要线索。第三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理论与现实》将重点放在逃避自由机制的具体情境和核心元素分析之上。具体而言,论文对弗洛姆理论视域中关于逃避机制中的几个重要术语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了弗洛姆逃避自由的路径问题。最后,我们以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和童年创伤为例,对逃避自由和个人意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历史是许多因素的综合,并无规律可循,希特勒的存在完全是个偶然,但这个偶然却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
O objetivo deste artigo é abordar a noção de sistema de crenças dentro da psicologia da religião através de três elementos que parecem cruciais para tal compreensão. Inicialmente tratar a experiência religiosa como elemento formado a partir de um sistema de crenças constituído no campo psíquico e, depois, propor um levantamento das obras de dois autores (Sigmund Freud e Erich Fromm) da psicanálise que abordaram a experiência religiosa em algumas de suas obras, e em terceiro, compor um perfil significativo da psicologia das crenças em questão. Trata-se de um estudo revisional exploratório. A motivação para esse estudo situa-se no conjunto de estudos que venho propondo nos campos da antropologia, psicologia e sociologia sobre o que concebo por sistema de crenças. A questão é se os autores e obras que venho analisando tocam nesta questão, sem necessariamente se darem conta de que estão tratando de uma estrutura tão elementar para a formação social quanto as demais. A premissa básica é de que autores e obras analisadas dão subsidio para tal localização. Espera-se não só neste artigo, mas no estudo como um todo, chegar a noções conceituais sólidas sobre o sistema de crenças e seu papel cultural, psíquico e social.
Building on bell hooks’ conceptualization of love as a mode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prisoners’ radio employs love to combat injustic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wo prisoners’ radio projects – The Prison Show in Texas and Restorative Radio in Kentucky – I argue that incarcerated people and their loved ones appropriate the radio to perform public and revolutionary acts of love, countering the oppressive forc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unapologetically positioning their love for prisoners front and center, ordinary Americans subvert systems of oppression which mark incarcerated folks as incapable and unworthy of love. Love is an intrinsic marker of humanity, so prisoners’ radio allows the incarcerated and their advocates on the outside to actively challenge the dehumanization that people face behind bar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ext of an imagined oration from a senior faculty member to a newly hired faculty member on the topic of how to stay sane in the academy. It begins by characte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t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not learning as much as they should and professors are not teaching them in a way that ensures they do. The problem is one of dysfunction and denial. The university is not able to effectively perform its main function and the involved stakeholders pretend everything is fine. Seen in the light of Fromm’s (1955) criteria of mental health, many aspects of modern university life are quite >insane<. I discuss three specific things to avoid that will protect the faculty member’s sanity: avoid the >unstated compact< between faculty and students, avoid the prospect of a promot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void the lure of popularity and politics. I then discuss three affirmative steps to enhance faculty mental health: consider first things, honor the call of truth in the world and your discipline, and regularly recall the deeper purpose of the universit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andid analysis of why the professoriate’s public prestige has precipitously falle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PA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18 AP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