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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letter of May 31, 1931, Ferenczi sent Freud a set of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s< containing the substance of a lecture that he was planning to give at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to be held later that year. Although the Congress was postponed until the following year, the ideas contained in these communications form the basis for the controversial >Confusion of Tongues< paper that Ferenczi delivered, over the protestations of Freud and his closest associates, at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in Wiesbaden, Germany, in September 1932. With reference to primary sources, chiefly letters, original papers, and commentaries, my paper will chart the course of the intensifying dispute between Freud and Ferenczi over the conception of psychic reality contained in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the nature of trauma. Although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paper marks a crisis in the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Freud and Ferenczi – an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 I will attempt to show that Freud's and Ferenczi's divergent views of trauma are not irreconcilable.
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对异化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哲学家。马克思置身于手工制造业为主要社会生产方式的时代背景,看到的是高强度劳作对工人体能的摧残,因此他关注是人的劳动异化,并以此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而弗洛姆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那时机器相对解放了人的双手,但人的精神却日益空洞和贫乏,因此弗洛姆关注的是人的心理异化,并以此作为其异化理论的切入点构建其异化体系。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倾向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异化问题进行外在性考察;弗洛姆倾向从心理体验层面,对异化问题进行内在性反思。一个向外考察,一个向内反思,基本涵盖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两个主要层面,这可谓相辅相承,互为补充。因此,重新对两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本文通过比较马克思和弗洛姆异化思想的前提、切入点及内涵的异同,尝试从两人扬弃异化的途径中挖掘出对我国当代建设具有启示性价值的思想。
Debido particularmente a las innovaciones técnicas, estamos siendo, de manera creciente, testigos de un deslinde de la realidad que se refleja en el afán interno por deshacerse de las limitaciones y confines de nuestra propia personalidad, reconstruyendo una nueva. Esta carrera por des-limitar, disolver y desdibujar las fronteras se ve como un rasgo de carácter clave del carácter social orientado por el Ego. La factura de una personalidad sin lindes, sin duda, da como resultado un debilitamiento de habilidades psíquicas tales como el hecho de experimentar al propio yo como una entidad consistente emocionalmente vinculada con uno mismo y con los otros sintiendo los propios afanes, afectos y emociones, y guiarse según las propias normas y valores internalizados. Por último discutiremos el impacto de esta formación de carácter con respecto a las implicancias clínicas y terapéuticas.
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出生于十九世纪、跨越两个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其小说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一些现代主义格调。这一点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该作品中,他强烈批判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包括在宗教、社会制度、习俗以及家庭婚姻等方面。通过描写这些社会现象,他揭示出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无名的裘德》的创作背景是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旧观念和制度的对比下,人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其中,异化是这部小说表现最为鲜明的主题。哈代利用其超前的思维、敏锐的眼光以及自身的经历,仔细观察和感受周围的人和事,其作品反映出可能会成为一种未来趋势的诸多异化现象。小说的出版在当时遭到教会等舆论抨击,但就今天而言,小说揭示出来的思想和异化主题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人和整个社会去深思。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聚焦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一方面描写了处于下层社会的一些有志青年,他们富有前卫的想法,渴望通过自身努力和奋斗达成目标,从而摆脱所处的贫苦环境;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像阿拉贝拉这样不求上进、随波逐流的人,他们顺应社会变化,以利益为导向过着一种肉欲的生活。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顶住社会的改革大浪而不被摧毁,他们最后都度过了悲惨的人生。从哈代对他们事业、宗教、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描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每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异化矛盾。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无时不处于灵与肉的搏斗之中,精神饱受折磨,异己的力量时刻控制着他们。本论文主要以异化主题为中心,借助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弗洛姆的心理异化理论以及文学异化观点,对《无名的裘德》进行细致分析和解读。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导论、正文和结论。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对作者以及作品进行简要分析,概述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为正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阐释异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产生异化现象的社会背景。通过梳理异化概念,展现出马克思和弗洛姆对于异化的不同理解,以及异化在文学领域的蕴含。此外,论文通过分析工业革命、达尔文进化论、女性主义以及宗教影响等社会因素,进一步解释异化产生的根源,为下文深入分析异化主题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主要从社会异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物的异化现象。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社会归属感的丧失,另一方面从马克思理论出发,分析主人公在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通过对人物社会异化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让人们体会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却无法获得认可和成功的心酸,进一步揭露出社会和人之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异化矛盾与冲突。第三章主要分析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小说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裘德与阿拉贝拉之间充满激情而无爱的婚姻关系,二是裘德与苏之间不正当的精神恋爱关系,三是裘德和费劳孙之间疏远的关系。通过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展现出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疏远、隔膜和彼此孤立的主题,进而揭示文学上的异化主题。第四章主要分析小说中的自我异化现象。裘德从奋斗到走向异化的过程,苏从反抗到妥协的变化,以及小时光老人扭曲的人性,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主人公们自我否定的异化过程。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本部分概括论文主要观点,点明主旨,并结合现实指出可能产生的异化现象,提出当下避免异化现象的建议,揭示出本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作为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通过自身真实生活和经历为基础,对人类的爱进行深入理论研究,以期帮助人们获得幸福。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丰富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不断追逐物质收获的成功感,却越来越忽视精神世界,爱护与关心,人际冷漠、精神空虚、社会矛盾冲突等问题日益频发,物质和精神、索取和奉献、自私与关爱等的失衡,使人们日益偏离真正幸福的道路。弗洛姆爱的思想赋予了幸福更深层的含义,提出爱在本质上是>给予<,将爱分为神爱、自爱、母爱、性爱、博爱等层次,提出了爱的实践方式,指明了人通往幸福和谐的道路,使人们明白,真正的幸福是可以通过个体自身主动的努力和实践而获得的,即幸福是从爱开始的。论文主要阐述了如下内容:一是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对当前弗洛姆爱的思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二是详细介绍了弗洛姆生平及其关于爱的主要著作,揭示了弗洛姆爱的理论产生背景,通过对宗教信仰爱、马克思哲学理论、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对弗洛姆爱的思想理论渊源进行了揭示。三是总结凝练了弗洛姆爱的思想内涵,包括爱的定义、爱的要素、爱的实践等。四是论述了弗洛姆爱的思想的生成逻辑,对弗洛姆爱的思想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了评价。五是将弗洛姆爱的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相结合,指出了弗洛姆爱的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的启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现代社会人的爱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The pioneering work of Marguerite Séchehaye into the psychotherapy of psychosis: a critical review
(201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俄罗斯反乌托邦小说兴起和快速发展的阶段。诞生于1921年的扎米亚京的《我们》不仅被称之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更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奠基石。尽管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作品的珍贵价值正逐渐地被突显出来。鉴于扎米亚京和这部作品在俄罗斯文坛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以及反乌托邦文学体裁的独特艺术魅力,本文将再一次走进《我们》那瑰丽的艺术世界。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反乌托邦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脉络;第一章着重分析《我们》创作背景、文学地位和价值;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从时空、主题、悖论、人的异化四个层面深入探索小说《我们》精彩纷呈的艺术世界:1、反乌托邦时空;2、>反方案<的主题;3、>荒谬而又真实<的悖论;4、>我们<的异化。结尾部分全面总结了《我们》所营造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文中更是用弗洛姆自由论、马斯洛人类需求阶级理论来诠释《我们》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必然性,充分展示了扎米亚京《我们》这篇反乌托邦文学楚翘创作的独特视角和艺术魅力。
The author suggests attachment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sychoanal-ysis, based on ethology, alternative to Freud’s drive model. He points out the affinity between attachment theory and the American interpersonal-cultural approach. He regards psychopathology as due to the thwarting of innate behavioural tendencies due to an unnatural culture.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39-)是二战后英国文坛颇负盛誉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三部曲《金光大道》、《天生好奇》和《象牙门》自1989年发表以来,备受评论界关注。以暴力为代表的都市哥特元素成为这三部作品的一个核心特点。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德拉布尔的学者日渐增多,却鲜少有评论家对《金光大道》和《天生好奇》这两部作品中的都市暴力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选取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中所阐释的人文主义哲学为支撑,试析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以都市暴力为核心的哥特元素,旨在为探弋作品中所蕴藉的人性深度,并为其道德维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埃里希•弗洛姆的人文主义哲学囊括了对于异化、自由和爱的探讨,它掘入人的情感内里,将极权主义、破坏性和机械趋同等消极自由所导致的牵绊展露得纤悉无遗。相反,积极自由意味着通过爱和生产性劳作而与世界自发产生联系,保持人格的整一性。虐待与受虐消解主体;成熟的爱却带来自我的救赎与合一。论文引言追述了德拉布尔两部小说发表以来批评家的观点,提出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可能性,并阐述了弗洛姆哲学思想的要点和论文的框架结构。结语部分总结了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主体分为两章。第一章是>《金光大道》中都市暴力的引发与扩散<,探讨了家庭环境中的性格偏差如何刺激暴力倾向以及社会大环境对异常行为的传播而导致的都市暴力,目的是为了逃避异化,寻得自由。从微观上看,小说中连环杀手保尔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至其母亲的虐待癖。从宏观上说,社会也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个人主义和商业自由化,加剧了社会异化。同时,以电视为主导的大众媒体所起的刺激和传播作用都使得社会弊病以都市暴力的形式交相呈现。第二章是>《天生好奇》中都市暴力的对抗与救赎<,挖掘了三位女性主人公通过成熟的爱和生产性工作寻找自我和拯救暴力的努力。尽管莉茨和艾利克斯直面了美杜莎的哥特形象,她们却没有被石化,反而重新认识自我,颠覆了传统的神话原型。通过其对连环杀手保尔无私的爱和慷慨帮助,艾利克斯成功平抚了暴力所留下的创伤。另外,三位女主人公之间的深厚友谊为她们重塑自我和追寻积极自由铺就了道路。论文借助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探究了德拉布尔两部作品中的暴力主题和哥特元素。小说中所彰显的城市暴力从微观层面可以归结为人性中的虐待癖和受虐性,从宏观层面来看,则肇始于由外部社会政治因素所滋养和传播的普遍异化现象。诚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将笔锋转向人文主义,字里行间涵射出成熟的爱是拯救都市暴力与实现积极自由的有效方式。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其写作风格继承海明威的简洁,又更进一步发扬语言简短精悍、少描写多省略的特色,被许多文学批评者称为>美国极简主义小说之父<。卡佛笔下的许多人物和他自己一样,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家庭不和、失业酗酒。这类人物的命运往往反映了一个相似的主题,而批评家们多着眼于卡佛独特的叙事风格而忽略了这些短篇作品的共同主题,尤其是异化这个主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无论是在文学层面还是在哲学层面,异化都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经不同人阐释获得了不同的含义。本文主要借助埃里希•弗罗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和延伸,试图说明异化是雷蒙德•卡佛许多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本文主要选取了六个短篇小说文本进行分析,这些文本比较能体现异化这个主题,并且能分别体现三种异化的形式:《小心》和《保鲜》体现了人与自我存在之间关系的异化,异化了的人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束缚,失去了>人性<,被物化成了没有自我意识的物体;《盒子》和《你在旧金山做什么?》体现了人与社区/团体之间关系的异化,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了个人与群体疏远的客观和表面原因,然而真正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是利己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人性化的自然交往被目的性取代,金钱、工作反过来支配了人,扭曲了人的意识和人际关系;以及《车厢》和《小屋》中体现出的人的异化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异化了的人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异化的状态,常常试图以脱离熟悉的环境寻求解脱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碰到的问题,然而却因为某件事在某个瞬间顿悟,对短暂逃离的希望破灭,只能又继续回到机械的生活当中去。
佛学发源于古老的印度社会,而精神分析则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产生,两者共通之处首先在于认识自己的心灵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现代性造成的传统价值崩溃,使个人不断地感到某种缺失,也引发了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以1957年在墨西哥的座谈会为标志,国际心理学界开始愈发重视对禅宗和佛学的研究讨论,弗洛姆、霍尼等新精神分析学派试图在佛学中寻找对解决现代人心灵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观念和实践方法,两种传统在此处开始交汇。本文选取了佛学传统中三个较有代表性学派与精神分析学中对深层心识有独到见解的三个学派,比较其自我观的框架与核心概念,进行初步的交流和沟通。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首先提出潜意识的概念,认为能意识到的那部分自我是不完整的。经典精神分析的自我观可以从人格地形结构中得到说明,本我要求本能冲动的满足,超我代表着社会的道德律令,而自我就努力在其中起调解作用。与社会习俗观念不相符的潜意识内容往往被压抑,精神分析的目标就在于解除抑制作用,释放潜意识的能量。禅学的真实自我是>自性<,自性是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修行的目标就在于明心见性。顿悟和抑制解除的类似之处在于,抑制的解除释放潜意识中固着的能量,将潜意识纳入意识的范围,而顿悟打破原先的自我界限,两者都是无明转明的过程。荣格开创的分析心理学的自我框架将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三个部分。他首先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集体潜意识不是由被压抑和遗忘的个人经验构成,而是具有遗传性的,超越个体的心理基础。集体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对应于人生各种典型情境的原型。分析心理学的目标是>个体化<,让人格围绕>自性<这个新的中心重新建立。唯识学认为万法唯识,一切心理物理现象的根源都在阿赖耶识之中,是八识自体变现的结果。阿赖耶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概念有很多相近之处,种子和原型同在说明有一种超越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引发相似的行为方式。以拉康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提出>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统一性之上。拉康用三界理论来说明主体的结构,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精神分析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症状更在于发掘并承担主体的真相。而中观学则指出,原始佛教所说的无我是真我非有假我非无的辩证统一,缘起故无我,缘起故性空而假有,因此真我、假我都是假名而已。拉康的镜像理论可以与中观学的假我相比较。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的我,并没有真实恒定的体性。而主体在镜像中试图抓住的那个破碎、无力的自我,在象征界中经过父法的认同而永远被划上斜线的自我,也是在他者的欲望中建构的,虚幻不实的主体。精神分析与佛学通过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在当代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作用。佛学给精神分析提供了对于心灵的深刻洞察和更为宽广的视域,也给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念。现代社会那种不断消费、占有和扩张的自我是空虚无力的,只有寻求本真的自我才能带来精神的解脱与自由。而精神分析则在有我的层面对佛学进行补充。在进行深层的禅修之前,首先需要处理好早期的心理创伤和建立一种健全合理的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否则禅修反而会成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方式。精神分析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质疑的思考也将佛学的思想从古代社会建制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今人服务。现代性语境下形成的自我是漂浮无根,自我膨胀而又虚弱无力的,它的典型症状包括伦理道德责任的缺失、精神的疏离感和焦虑感等等,而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这种趋向。对比精神分析与佛学自我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将生命之树重新扎根的一种可能性,寻求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外在符号中虚假的自我,才能获得对生命的真实理解和更深层次的幸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The boundary concept has been central to discussions on ethics and psychoanalysi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main distinction has been between less malignant boundary crossings and more harmful violations. More recently, the concept has been criticized as not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echnique and eth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connected to the way the boundary concept is defined. He suggests that it is specified to indicate a delimitation of an analytic area of conduct. In an analogous manner, an area of ethical conduct is framed by a boundary between ethical and unethical actions in the treatment situation. The analytic area has a narrower limitation than ethics and a stricter articulation of its concept of attitude; not all unanalytic actions are unethical. This simple model of interpersonally specified boundaries allows us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gression in analytic work. In addition to violations and crossings, a third instance is described denoting a transgression of the analytic but not the ethical boundary. These can be called boundary stretchings, and are either intended or unintended deviations of method. The slippery slope mechanism of ethical misconduct is an imminent risk if boundary stretchings are ignored and not subject to scrutiny and analysis.
The centrality of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upervisees may encourage dependency needs and regressive wishes. This process may undermine the delicate balance in supervision between an optimal didactic tension and an atmosphere of calmness and security. The present paper advises supervisor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gap in power and interests between their supervisees and themselves, and the temptation that may arise within them to use their supervisees' regression in order to avoid resistance. Such awareness will help them make controlled and appropriate use of such analytic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supervisees' >regressive selves< and >mature selves.< In addition, a perception of supervisory relations as a space of mutual alternating regressive states is offered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upervisor–supervisee communication.
弗洛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背后的精神失衡状况,分析出病态社会使人产生心理疾病的根源——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变成>物<的现象:工人失去了自由思想和创造性,消费者失去了购买商品的自主性,选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基于此,弗洛姆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健全的社会。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社会即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虽然弗洛姆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从生产力和阶级属性出发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提出解决社会弊病的科学方法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可否认,健全社会思想的提出在重视人类的心理健康、改造主观世界、建立爱和创造型社会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What are the competences required to satisfactorily practice effective or >good enough<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consider that question. Over the past approximate 15-year period,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ward more specifically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components of competent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But any parallel attention toward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components of competent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practice has, in comparison, been sorely limited if not virtually absent. If we are to best practice competent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and best train future psychoanalytic supervisors for competent practice, effort needs to be made to concretely delineate the competences that are requisite for such practice. In what follows, I present and adapt six broad-based families of internationally relevant supervision competence areas for use in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1) knowledge about/understanding of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models, methods, and intervention; (2) knowledge about/skill in attending to matters of ethical, legal, and professional concern; (3) knowledge about/skill in managing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processes; (4) knowledge about/skill in conducting psychoanalytic supervisory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5) knowledge about/skill in fostering attention to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and (6) openness to/utilization of a self-reflective, self-assessment stance in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Although by no means an exhaustive list, 30 supervision competences (five per family) are proposed as significant for guiding competent psychoanalytic supervision practice and supervisor training, and a brief explanatory comment is offered in support of each broad-based family of competences.
弗洛姆说十九世纪的哲学问题是上帝之死,而二十世纪的哲学命题则是人类的灭亡。这里人类的灭亡并不是说生理的中介,而是人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状态的终结。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认得天生存在是劳作的存在,而新的人类存在方式则是劳作的终结以及新的存在方式的产生。人类超越所谓的劳作去突破传统的牢笼。20世纪的人死了。人类最终级的关怀首先就是认识人自己,其次是认识他人以缔造和谐公正的社会最后就是认识人所在的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早在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提出一个经典的命题,那就是>认识人自己<,而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终极追问的时候,我们将面对一个不能回避又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人性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对人性进行塑造让人们挣脱孤独的牢笼发现自己内心的信仰以充实精神世界呢?本文从对人性的解析到审美思维的介入以解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收藏家》是约翰•福尔斯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并使福尔斯一夜成名,在二战后的英国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从此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但是,对于福尔斯的开山之作,国内外的批评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主人公克莱格的性格分析及其异化特点、异化原因更是少有深入完整的研究,因此笔者决定参考前人研究,对克莱格异化的原因和特点作一个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以异化理论特别是弗洛姆的异化理论结合文本,从晚期资本主义背景出发,分析《收藏家》中主人公克莱格的性格及其异化特征和表现,并通过其异化表现对其异化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首先,战争的影响使得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尤为突出,所以克莱格的异化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其次,母爱的缺失使克莱格极其缺乏安全感,对女性充满了不信任,进而失去了爱的能力,在克莱格异化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远离人群和社会的重要原因;再者,克莱格自身的性格使其异化显得更为悲剧,他把自己屏蔽于与世隔绝的老房子里,拒绝与任何人联系,他以爱之名绑架米兰达,并把她禁闭在密封的地下室里进行精神折磨,威胁她拍各种有损尊严的照片,他的种种表现使其看起来俨然是一个被异化了的、失去情感能力的疯子。弗洛姆认为异化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本文对克莱格的异化做了完整而全面的阐释,试图通过分析克莱格这一异化典型得出异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普遍面对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异化的严重性,关注自己以及他人的精神状况,提防被异化的可能性。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confusion of tongues between passion and tenderness, the authors illustrate two clinical situations of traumatized children and adults and try to show how these kinds of patient are not able to give voice to and symbolically represent their archaic anxieties connected with their having been Ferenczian >unwelcome children.< Therefore, in the therapeutic situation, they often make use of the language of >passion< and sexualization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o the analyst their early broken intimacy and their traumatized >tenderness,< related to a lack of parental libidinal involvement and of maternal permeability to their raw emotions, which gave rise to their >passion of death.< Sketching out two clinical cases (an adolescent and an adult), the authors describe how, in their opinion, this confusion of tongues may be the only way for some patients to represent and share the traumatic events of their pa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become a deep-rooted, strong, rigid, and exciting defense mechanism against an early child depression connected with devitalizing unconscious identification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psychoanalyst's reverie as it appeared in analytic work with a child patient who had suffered an early trauma. According to Bion and later Ogden, the analyst's reverie can take many forms, including different sound images. During the analysis of the traumatized child, the analyst's reverie developed from a simple tune derived from an aria belonging to a cantata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to a more tangled journey through the music of Bach and the story of the child. Bion's theory of containment and reverie, an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by Ogden and others, is described. The author tries to show how impressions in art can help the analyst to understand the patient and develop his or her sensitivity to the human condition.
Fromm: Liebe als Kunst
(2014)
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使精神疾病迅速增加,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彰显,关注人们主观世界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作为20世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试图整合他一生最为推崇的两位思想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解决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化和拓展,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然而,国内学界对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关注虽多但不系统,而本文立足于弗洛姆论著的研读,结合国内外对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成果,力图对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形成背景、概念辨析、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等方面作系统阐述和研究。本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对多数学者忽略的精神分析这个概念进行解析,以便扫除界定弗洛姆精神分析内涵所遇到的障碍,希望为学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其次通过论述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全面突出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关注了理论中长期被忽略的宗教方面的思想,以补充学界对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全面研究的不足;再者从分析视域、方法和立足点出发对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的特点进行独特探讨,同时通过分析弗洛姆精神分析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来论述弗洛姆对他人理论的吸收和改造,与他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弗洛姆精神分析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我国深化改革和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依据和参考.
The authors attempt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Hellenic Society of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HSPP). They put forward several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dynamics of its foundation and evolution. The HSPP was founded in 1977 by five Greek psychoanalysts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ists trained abroad, after three decades of fruitless attempts at establishing psychoanalysis in Greece. The authors sustain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HSPP addressed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Greek society in the 1970s. The request for the founding of an institution for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nd training can be linked to a search for new orientations in thought that would enhance the working-through of traumas that had marked Greek society in the previous decades; these traumas played a role in the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establishing psychoanalysis in Greece and in the difficulties met by the emancipation of Greek psychiatry from asylum-centered practice. The HSPP remained the only psychoanalytic institution in Greece until the foundation of the Hellenic Psychoanalytic Society in 1984. One of the main traits of its historical course has been the effort to shape a psychoanalytic organization directed towards the clinical reality of Greek society.
Šīs kolektīvās monogrāfijas aizsākumi ir rodami 2013. gadā, kad Rīgā notika starptautiska konference >Brīvība un brīvības: iespējas un draudi<. Tā notika sadarbībā ar starptautisko Ēriha Fromma biedrību, tajā piedalījās psihoanalītiķi, filosofi, psihoterapeiti un psihologi no Vācijas, Meksikas un Latvijas. Neatsveramu ieguldījumu šajā konferencē sniedza Rainers Funks, kādreizējais Fromma zinātniskais sekretārs un tagadējais viņa autortiesību pārvaldītājs. Savukārt konferences patronese bija Latvijas eksprezidente Vaira Vīķe-Freiberga, kura dalījās savos pieredzējumos saistībā ar Frommu. Tā arī nobrieda ideja par kolektīvo monogrāfiju. Uzreiz visu nav iespējams aptvert, tāpēc šajā darbā uzmanības centrā ir Fromms, kurš skatīts psihoanalīzes, fenomenoloģijas (var arī teikt: filosofijas) kontekstā.
Ievads jeb Fromms un Latvija
(2014)
Eden Halt. An Antrim Memoir
(2014)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condensed sketch of the psychotherapeutic tradition in Sweden, I indicate my own path to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sychoanalytic Societies (IFPS). The 1962 Forum, held in Amsterdam, at which the IFPS was founded, is depicted through a young man's eyes. Some viewpoints are given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FPS's exist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is also described and commented on.
Erich Fromm's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Toward the X-experience and the City of Being
(2014)
弗洛姆是一位人本主义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的本性,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他从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人的生存处境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异化,希望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培养健全的人。论文对弗洛姆培养健全的人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分四个部分予以展开。第一部分从弗洛姆独特的成长经历、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三个方面论述了>培养健全的人<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以及弗洛姆的人性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弗洛姆培养健全的人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弗洛姆培养健全的人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通过介绍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异化的批判,引出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健全的人。而健全的人是追寻积极自由、具有生产性性格、重生存和具有创造性的爱的能力的人。健全的人的塑造需要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若干领域进行全面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部分则对弗洛姆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更加重视个人潜能的发展,局限性则是过分夸大了个人心理的作用。弗洛姆培养健全的人的教育思想在促进个体健全人格的培养、重视成人教育等方面对我国当前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War is a uniquely human scourge with complex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In this paper, repetition-compulsions both in making war an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war trauma are documente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war trauma are reviewed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until the present, and parallel tra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history, neur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are traced.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uthor and a clinical case history are includ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war on both family members and soldiers. Prevention of war through political negotiation is emphasized.
Just as there are many roads to Rome, the trial period may be considered one of many opening moves in psychotherapy or psychoanalysis. The responsive – and responsible – therapist must be many things to many patients, some of whom know nothing about the psychotherapeutic/analytic process. Freud advocated the trial period to help him take a >sounding< when he knew little about the patient and when the patient knew little about psychoanalysis. R.I.P.? This brief communication laments the apparent demise of this promising procedure and makes an effort at resurrection by describing the hitherto unmapped latent structure of the trial period. Even if there are fewer patients in psychoanalysis today, there may be a number of reasons to recommend a trial period, no matter what we name this period of optimistic uncertainty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treatment. Even if >consultation< is the term de jour, the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ist cannot escape certain role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treatment, which has been made clear in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What we will learn about the trial period should serv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ust also occur in the beginning of every psychotherapy or psychoanalysis. Conceptually, I propose that a trial analysis (1) will serve as a discriminative stimulus, signaling, to the patient,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analytic conversation; (2) will permit an in vivo assessment of the patient's suitability for psychoanalysi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it between analyst and patient; (3) will provide 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for the unfamiliar and difficult roles of patient and therapist within the analytic process; (4) will offer true informed consent about the task facing therapist and patient; and (5) will facilitate an opportunity for therapeutic assessment, all of which will help the naive patient acquire the skills and lived experience to become an analytic patient. The trial period is the perfect host for all that must happen – and what we can do– to help naive patients become analytic patients.
Atheïsme en religiositeit lijken elkaars absolute tegenpolen. Filosoof Wim Van Moer stelt deze intuïtieve, ook onder atheïsten wijdverspreide overtuiging ter discussie. Deze analyse onthult dat de religieuze ervaring niet verbonden hoeft te zijn met een geloof in een bovennatuurlijke entiteit of realiteit. Geïnspireerd door Leo Apostel en in de voetsporen van William James en Erich Fromm, betoogt de auteur dat deze tegenstrijdigheid, zelfs binnen een radicaal atheïstisch vertoog, niet automatisch geldig is. Van Moer staaft deze stelling met een meeslepende fenomenologische analyse van de religieuze ervaring, die uitmondt in een theoretisch model waarmee hij religieuze ervaringen binnen een atheïstische context kan onderzoeken. [Taken from Publisher’s Website: http://nl.aup.nl/books/9789089644626-atheistische-religiositei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