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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作为一名极富责任感的作家, 非常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命运。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众多, 本文旨在关注莱辛在她的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五位典型女性形象。尽管身处不同的处境, 她们都有个共通之处, 即不停止对个人身份以及自由的追寻。>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为了实现她对自由的渴求最终不得已自杀。>弃心记<中的>我<在目睹了车站上遇见的另一个>我<而后放弃了对男性的情感依赖, 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最终获得了幸福和自由的情感体验。>老妇与猫<中的贝蒂在当局的压迫下不得不过上四处漂流居无定所的生活却也不失自由随性。>屋顶丽人<中的裸体女主人公则勇敢的与父权主导的社会相对抗, 对来自代表父权制思想的三位男子的骚扰视而不见。她的反抗沉默而有力。>吾友茱蒂丝<中的茱蒂丝是一位彻底的自由女性, 她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 她尊重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生活, 是莱辛笔下自由女性的代表。通过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对自由的追求, 她们这种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势必会鼓舞众多女性更加独立自由的活着, 为现代社会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莱辛短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这五位典型女性对自由追求的不同路径结合弗洛姆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思考探索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出路。在弗洛姆看来, 消极自由的实现是对摆脱外界束缚和对外力的依赖而获得的情感体验, 这种自由会让人们更容易陷入孤立。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自由则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 可以促使人们通过自发性的活动来发挥自我潜能。女性可以通过勇敢的爱别人, 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主动融入社会来健全自我的人格、全面发展自己从而获得积极自由。她们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有益于构建起对自我及社会的认知、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
Tematyka pracy podejmuje kwestię recepcji buddyzmu w zachodnim kręgu kulturowym. W swojej analizie skoncentrowałam się szczegółowo na tym, jaki pogląd na buddyzm przedstawia XX wieczny psycholog, filozof i psychoanalityk – Erich Fromm. W pracy przybliżyłam kolejno sposób, w jaki prezentował myśl buddyjską Daisetsu Teitaro Suzuki, jeden z najważniejszych jej popularyzatorów na Zachodzie, jaki był światopogląd i dążenia Ericha Fromma, oraz wreszcie, jaki wizerunek buddyzmu w swojej twórczości przedstawił. Celem tej analizy było zbadanie, jaki obraz buddyzmu utrwalił się w świadomości zachodniej, jakie stawiano wobec tego wschodniego systemu oczekiwania, które jego elementy uważano za najbardziej atrakcyjne i były najbardziej eksponowane, które zaś odrzucano. W mojej pracy ważna jest kategoria orientalizmu, problematyka koncentruje się właśnie wokół tego zjawiska, jednakże temat jest istotny również z punktu widzenia badań nad historią tzw. >trzeciej linii przekazu< myśli buddyjskiej.
Filozofia jest bogatym źródłem alternatywnych narracji opisujących, w jaki sposób powinniśmy chronić prawa człowieka; narracji, które rozwinęły się w czasach istnienia XX-wiecznych rządów totalitarnych. Niniejsza książka skupia się na myśli dwóch filozofów tego okresu – Ericha Fromma i Isaiaha Berlina. Analiza ich przemyśleń pozwala na ukazanie nowej filozoficznej koncepcji państwa i prawa opartej na wartościach godności ludzkiej i solidarności, uzasadnianych za pomocą argumentów odmiennych od >tradycyjnie uniwersalistycznych<. W koncepcji tej, zakorzenionej w ludzkim doświadczeniu, prawo musi uwzględniać zmieniające się okoliczności, być nakierowane na utrzymanie chwiejnej równowagi między różnymi i czasami przeciwstawnymi wartościami. Rozważania filozofów są zaskakująco aktualne i ukazują, że zagrożenia, które wystąpiły w XX wieku, czyhają na nas także dziś.
In this chapter, we embark upon a historical journey, examining aspects of the lives and work of three individuals who attempted to incorporate the world outside the clinic into their theorizing about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Frantz Fanon, Karen Horney, and Erich Fromm. These >worlded< clinicians waged important critiques of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ir time, particularly along the lines of race, gend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pay attention to how elements of their own life travels inform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vis-à-vis psychology. We will close with a concrete example of supportive intercultural travel by exploring the cross-cultural engagement of Zen Buddhism and D.T. Suzuki with Horney and Fromm.
Coetzee’s novel >Disgrace<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dysfunctional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and explores the themes of domination, subjection, and character distor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 fact, this paper holds, >Disgrace< fictionalizes Coetzee’s concerns about the social deformation that springs from distorted relationality. According to Erich Fromm’s social thought, the apartheid regime represented an insane society based on sadistic domination and masochistic submission. It systematized sadomasochistic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exclude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love and mutual care. Disgrace shows that how the same dynamics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s still featur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A parallel is, therefore, drawn between Coetzean ideas about deformed relationality and social deformation and Frommian symbiotic relatedness and sociocultural insanity. The apartheid’s spirit of insanity lingers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since its modes of human interactions persis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arlier racist system to a genuine democracy, the novel suggests, sounds impossible unless love replaces sadomasochistic relationality.
提到J.K.罗琳,我们必然会想到她的代表作《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小说推出后,几乎全世界为之疯狂。作为一个集合多种文化元素,又将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集于一身的小说,它成功的吸引了文学界的眼球。随着《哈利波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全球的同时,关于小说创作的研究也日趋升温。但是,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的发展来看,以往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罗琳将神话原型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置换变形更加和谐,文化精神与现实反思的表达也更加深刻。但是,对原型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关系,及作者创作小说的用意等等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加仔细全面的探讨。原型理论欲为整个文学批评寻找一种共同模式,借此观点,使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本文以原型批评的视角考察整个《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意在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对其进行宏观与微观并置的研究。文学创作与人的潜意识、文化根源、民族精神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型理论也为我们深入探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创作用意和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荣格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梳理出罗琳小说中出现的神话原型,同时借助弗洛姆等人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还原出神话原型在小说中的内涵,从而进一步了解罗琳的创作意图。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原型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通过对占据原型理论发展道路转折点的三位关键性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文学作品与古老神话之间的联系。在充分理解文学本质的前提下,确定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原型研究的可行性。第二章是对《哈利波特》中的神话原型进行分析。通过对小说中具体原型的发现、归纳、还原、整合,对整个小说系列中频繁显现的人物原型、意象原型、叙事结构原型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理解。基于这三类原型的解读,进一步体现罗琳的创作思路及小说真正的本质。第三章是解答作者将原型运用到小说中的真实用意。以充分研究小说中体现的原型为前提,细致深入的挖掘罗琳利用原型进行创作的意图,表达了罗琳期望通过文化寻根来救赎迷失在物质大潮中的人们。并借助恢复优秀文化传统,突显社会的正向发展离不开人性的正向发展。通过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神话原型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人性异化的思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精神上的残害,呼吁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通过理性与爱来拯救异化的理念。
在弗洛姆笔下,和谐社会具有十大基本特征:它是全人类享有永久和平的社会,是真正富裕的社会,是健全的即符合人类真正需要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除了人的异化的社会,是创发性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实现了母权制与家长制的统一,以人的精神健康为重要标志,以爱、自由、民主与平等为核心价值。和谐社会是全人类享有永久和平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意味着全人类享有永久的和平。和谐社会是真正富裕的社会,真正富裕的社会远离战争、剥削、贫困和等级制,每个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实现了真正的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就是人类发展到真正富裕阶段的必然结果。和谐 ...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当代南非作家中最为杰出且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于200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其代表作《耻》描写了后隔离时期发生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故事。本文结合弗洛姆的异化理论阐述南非穷苦白人的异化主题,主要从社会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还有自我异化这三个方面来重新审视后殖民历史,和探讨南非白人在当时的生存困境。论文首先分析了小说中社会的异化,它反映了社会本身的黑暗。关注南非的病态性,和社会空间的分化,从这两方面来说明当时外部环境对南非白人的影响;然后是人际关系的异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异化,二是男女关系的异化,三是黑人和白人的异化,最后是人与朋友同事的异化,以此说明南非白人的归属感的缺乏,以及与疏离感的产生;最后一章是有关自我异化,通过对戴维和露西为代表的白人后裔的自我异化的分析揭示悲剧性结局以及穷苦白人的无奈和绝望。书中人物,露西可以被看作历史的替罪羊,她的命运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妥协,而戴维最后只能以>耻<为生,小说最后留下的只是一种彻底的失望和一声无奈的叹息。
卡森•麦卡勒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常以怪诞和畸形的特点著称。她所描绘的畸形, 比如假小子, 聋哑人, 侏儒, 跛脚, 雌雄同体以及驼背等都是精神无能的表现。麦卡勒斯通过作品中描写的各种畸形人物揭露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问题—孤独。《心是孤独的猎手》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麦卡勒斯在小说中描绘的美国南方小镇是现代社会孤独的缩影。米克、杰克、考普兰德医生、比夫以及辛格之间的 >卫星式< 关系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除了比夫, 其余三人聚集在辛格身边, 把他当作各自唯一的知己, 向他倾诉内心的想法和梦想, 并且渴望从辛格那里获得拯救。然而, 由于辛格自杀, 他们内心所塑造出来的上帝也随之坍塌。作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哲学思潮之一, 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与本质、内在与情绪以及自由与本真的关注为本篇论文异化与孤独主题的分析提供了思想背景。此外, 这篇论文将运用艾瑞克•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小说的孤独主题。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小说的孤独主题分析提供了两方面的视角:孤独, 一方面属于人的精神机制, 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的影响而不断加深。针对孤独的缓解, 麦卡勒斯和弗洛姆两人都把爱当做是缓解异化与孤独的止痛剂。此外, 存在主义者所提倡的对自我本真的追寻也是缓解孤独的有效途径。虽然小说中四个人物渴望通过辛格获得救赎的愿望由于他的自杀而毁灭, 但是麦卡勒斯在小说的结尾通过描写四个人物从幻想中醒悟, 并且继续追寻理想的开放结局表达了她的人文主义情怀。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融合了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和宗教等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其中,他的“健全的社会”这一命题是围绕异化概念进行的。因此,只有承认存在并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这一命题才有意义。同时,本文涉及到的“健全的社会”是一种把人当作中心,肯定人的能力,鼓励人们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倡整个社会成员团结友爱和互帮互助,推动每个社会成员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良性社会形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不如意的社会现状和问题,进一步分析不如意的社会问题的成因,逐步探索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新时代健全社会建构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转型。从理论角度来看,异化现象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等都可能存在异化现象。因此,新时代健全社会的建构应该激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积极性,挖掘人们的潜力与智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要完善经济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历史维度来看,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考健全社会的建构对策。从世界维度看,要大力发展新型技术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不断探索特色道路和发展模式,为新时代全世界健全社会的建构提供各国智慧和方案。
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是人文关怀主义研究的哲学理论之一。弗洛姆为了建立以人道主义技术服务人类的理想化社会环境而奋斗终生,他在1968年出版的《希望的革命》这本书中就已经对技术批判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弗洛姆认为,因为科学技术的影响,现在的科技社会已经制约了人道化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病态社会,技术异化会导致人类出现>异化综合症<,只有摆正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重新让人作为技术的控制者,才可以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叙述了弗洛姆技术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和现实来源,以便从根本上对弗洛姆的技术思想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就弗洛姆笔下的>病态社会<存在的几大主要>病症<进行了分析,并剖析引起>病态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等不同方面的根源,以便追根溯源进一步探究弗洛姆对于治愈>病态社会<所提出的>对策<——实现技术社会人道化。对于如何将这种>病态科技社会<变成理想中的技术社会,弗洛姆认为要通过经济、政治、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变革才能实现。弗洛姆指出,对于改变和重建社会来说,思想文化生活的变革与经济和政治变革同等重要。假如不能同时对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观四个方面进行改革,所谓的改革和重建社会的愿望也就成为空想。总之,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完成了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超越。通过研究弗洛姆的技术思想,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对于我们解决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也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们可以认识到,面对现代化科技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的价值观以及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弗洛姆的技术思想也存在着对社会关系的忽视和否定、空想性以及不彻底性等缺陷。
弗洛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毕生研究视角主要是对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思考,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人类生存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危机的追问,力求寻找人类实现幸福和精神自由的钥匙。在弗洛姆所汲取的各种思想学说中,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站在西方人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并力图将两者融合,创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和人性理论,提出了人性异化思想。弗洛姆从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探讨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矛盾,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等心理分析理论;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他对异化的人和病态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并提出了拯救人类和建立健全社会的心理革命理论和社会改革措施。本文通过对上述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思想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将其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比较探究,找出其理论的成就与不足,最后并对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思想作出了辩证的价值评析,寻找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
Rupert Neudeck - Gefährliche Erinnerungen an ein Leben wie Feuer, Ostfilder (Patmos) 2018, 247 p.
(2018)
弗洛姆作为人道主义哲学家, 人的问题贯穿其思想的始终。自由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内涵。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思想, 弗洛姆认为传统的自由观因为缺乏人的心理分析而不得不使用笼统且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自由问题, 难以认识到自由的本质, 因此, 他主张从心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阐述自由的概念。弗洛姆传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 把心理学的分析引入到其自由思想当中, 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理学视角的自由思想。弗洛姆心理学的独特视角为自由思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让人们能在微观层面一窥自由的奥妙。但弗洛姆自由思想本身也存在着抽象人本主义的自由观, 片面夸大自由主体的心理作用, 自由实现路径的空想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正是克服弗洛姆自由局限性的利器。在马克思看来, 自由问题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实践的问题, 自由在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弗洛姆自由思想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其对于实践的背离, 没有完全认识到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 个人的心理也只是实践中发展的产物等。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尝试性的克服, 以马克思实践的现实的主体取代弗洛姆抽象的自由主体, 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弗洛姆健全社会的空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其中,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异化问题。教育异化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不能忽视。因此,探寻教育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寻找切实可行地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对策办法是研究教育异化问题的关键。本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中对教育异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通过对异化观点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梳理,提出教育异化的本质与内涵。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弗洛姆以及马克思的异化观点,通过总结他们的异化观点分析教育异化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第三部分,分析了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异化问题的表现。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方面存在的的异化表现。第四部分,分析了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在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教育自身以及人自身发展三个层面分析产生教育异化现象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对教育异化的扬弃。在总结第四部分教育异化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可能性,然后从改革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教育体制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三个角度分析解决教育异化问题的方法。本文的主要结论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本文对教育异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教育异化是指由于固有矛盾的存在,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分裂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制约着自身发展的外在力量,出现教育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目的与教育取得的结果相对立的社会现象。其次,对产生教育异化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教育体制存在的原因以及人自身发展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扬弃教育异化方面,再一次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将教育目标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从改革教育相关的社会环境、完善教育体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方面对教育异化问题进行扬弃。总之,本人希望通过对教育异化问题的研究丰富教育异化理论,并对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of Eden is a seminal text with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is considered to hold innermost truths about human natur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sman argues that since the narrative of Adam and Eve is the first telling of human experience within the Bible and since similar myths exist in other cultures, this story is likely to point to >significant truths about psychic functioning.< Ellens suggests that whether we take this story at a literal, symbolic, mythical, or metaphorical level, it provides us with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condition. Inherent in this story is a series of themes that are central to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loss, separation, dependency, intersubjectivity, vulnerability, shame, and desi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competing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arden of Eden emanating from the work of the church fathers Augustine and Irenaeus and explores how the work of psychoanalysts Erich Fromm and Melanie Klein maps onto these two tradi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ork of Klein and Fromm can serve to illuminate these different theological traditions, assist us to reflect upon questions of psychological maturity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ology and psychology in which both the full goodness and the inherent destructiveness of humanity is fully recognised.
其前期作品主要分为航海小说、丛林小说、社会政治小说,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后期代表作之一《胜利》在文学评论界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已有研究主要从怀疑主义、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研究小说的孤独主题。>孤独<一般指个人的某种主观心理感受。著名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则将其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他认为孤独是全人类与生俱来且共有的客观事实,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使这种孤独状态活跃开来,从而滋生出社会性质的孤独感。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满足这些需求,静态的孤独状态转化为动态的孤独感受,陷入强烈孤独感的人类往往会寻求不同的心理机制逃避孤独。借助弗洛姆的孤独理论,本文尝试从人类的五项基本需求,逃避孤独的三种机制,积极自由的内涵来挖掘主人公孤独困境的根源,摆脱孤独的方法和克服孤独后的精神升华。主人公海斯特和莉娜是对当时社会不满和失望的典型代表人物,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英国人民的孤独困境及逃离孤独的途径。首先,本文论述了主人公的孤独表现。一方面分析了海斯特病态隐居下的孤僻性格,孤单心理和孤独状态。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残酷现实中的麻木顺从以及身份认同感、存在感、归属感的丧失。其次,本文研究了主人公摆脱孤独的尝试。海斯特通过帮助莫里森和拯救莉娜,与其创建互相依赖,互相屈从的施虐——受虐的共生关系以逃避孤独。莉娜通过欺骗里卡多和保护海斯特,在创造性的自发活动中追寻积极自由以摆脱孤独。最后,本文探索了主人公克服孤独后的升华。一方面论证了海斯特在熊熊大火中生活态度和信仰的重生。另一方面论证了莉娜在自我牺牲中独立人格、身份地位的实现以及道德、情感、理智的升华。通过分析海斯特和莉娜不断与孤独做抗争的过程,本文揭示了一战前英国社会和英国人民所处的孤独困境,探究出正确摆脱孤独的方法是寻求积极自由,坚持爱和信任。作者一方面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类信仰缺失,感情无处依靠,心灵没有归宿等精神危机的担忧,呼吁人类采取正确的方法走出孤独并超越孤独。另一方面又通过海斯特的自我觉醒和莉娜的自我实现表达了对人类摆脱孤独从而赢得精神上的胜利持有希望。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并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于1962年创作了《金色笔记》,全书由小说>自由女性<、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以及>金色笔记<构成。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色笔记》的主题、结构和艺术形式。目前很多研究都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了女主人公安娜•伍尔夫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安娜的形象和自由女性的异化。然而,在《金色笔记》中,男主人公索尔•格林一方面对安娜的追求自由和实现自身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索尔作为男性,也同样经历过痛苦、迷茫、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经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一主题。本文试图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角度,运用埃里希•弗洛姆关于社会、人的自由、博爱一系列哲学观念,探讨《金色笔记》中男女主人公安娜和索尔如何走出孤独、逃避现实的困境,寻求人的存在意义,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过程。弗洛姆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只有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的心理状态下,才能使人们获得积极自由。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处在消极自由状态后,曾尝试各种方式逃避精神困境,但都没有得到解脱,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最后,他们终于积极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了人的存在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文的结论为:《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在现实中遭遇了感情、事业和信仰等各种挫折。这是由于社会偏见、男权对女性弱势的影响造成的。安娜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了爱情,事业成功,最终投入社会实现了自我价值。然而,男主人公索尔在事业、信仰中遭遇挫折,同样陷入消极自由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男性作为自由的现代人一方面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爱、事业、信仰。这表明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现实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困惑、孤独。索尔通过努力最终获得爱,事业成功,找到了信仰。这是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人只有用无私的爱和自发性的工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积极自由,融入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莱辛在《金色笔记》中表达的这一观念超越了女性主义反对男权、女性独尊的狭隘意义,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拥有的思想境界。这是《金色笔记》这部作品所隐含的主题之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更宽阔地视角研究了女性在社会中存在意义与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经济独立、思想平等的基础上,需要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并以博爱为理念,积极融入社会,最终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的意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一1881)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中最耀眼的作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家的巅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作家毕生的哲学思考以及高超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运用了梦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描绘复杂的人物心理,构建情节框架,拓展文本时空,表达作品主题与作家思想。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等人有关心理分析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来解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格鲁申卡和丽萨等五个主要人物的梦。首先总述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梳理了梦出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渊源与发展,归纳了梦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其次阐述了梦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与叙事功能;最后揭示梦作为一种思想表达手段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思想。
埃德加•爱伦•坡作为十九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继承哥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内容多表现积极乐观表象下的暗涌,在揭示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同时,蕴含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境况和人性本质的思索。作家注重挖掘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时代引起的孤独与异化,并将思考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尽管他的创作理念并未受到同时代作家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伦•坡却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产生深刻影响。他作品中所体现的超前现代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也为其著作赢得经久不衰的研究魅力。本文主要运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爱伦•坡的恐怖小说进行分析。绪论主要针对爱伦•坡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大致梳理,并介绍异化概念的来源和发展,指出从异化角度研究作品的必要性。论文主体分三章展开论述:首先整合异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具体分析恐怖小说中关于人对自我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呈现;第二章从时空维度、叙述视角、叙述对象层面入手,剖析爱伦•坡笔下的异化世界;最后一章,结合作家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分析异化主题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进一步对其作品人物生存状态的探讨,指出作家希望通过人性回归和精神重生来抗拒异化的愿景,力求对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异化主题有更深刻理解。
19世纪中叶,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得以形成。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史观初步表述的萌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唯物史观第一次完整表述。但遗憾的是《提纲》与《形态》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出版,唯物史观是通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完成与总结,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被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①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大多是描述式的、非系统性的,恩格斯晚年依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系统的整理、总结与阐释。这样,就给学术史上有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留下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与阐释。本论文力图依托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建构的线索及其留下的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溯本清源,辨析正误,考究得失。通过分析哈贝马斯、莱尔因、广松涉、实践唯物主义等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尤其注重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另起炉灶,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始终没有论述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而往往被学术史所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则具有一种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迪价值。弗洛姆除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作以辩护与澄清外,还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连接纽带,阐明了两者之间内在的转换机制,即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打通了个人微观心理领域与社会宏观的经济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到弗洛姆重释理论的很多不足,比如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思想作了人本主义式的解读,这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本文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探究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重释的价值与得失。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1956—)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体现出其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怀和思考。《奥丽芙•基特里奇》获2009年普利策小说奖,它讲述了一个小镇中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生,以及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理论为切入点,探究《奥丽芙•基特里奇》中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及对困境的突围之道。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重点论证小说人物生存困境的表现及原因,最后一部分深度挖掘困境突围之道。第一部分探讨个体精神世界的困境,主要通过人物强烈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两部分体现出来。第二部分探究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异化两个方面。通过分析人物的生存困境的原因,作者指出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因此,最后一部分探究突围困境之道,作者指出在学会正确的爱的前提之下,通过逃离原生家庭和回归新家庭,试图让身处困境的人物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安抚。《奥丽芙•基特里奇》看似描写了一个普通人物的平凡生活,实际上折射出了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斯特劳特通过小说揭示人们的生存困境,映射出真实的社会现象,这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人困境的深刻的反思和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
O źródłach agresji
(2018)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久负盛名的小说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儿童法案》作为麦克尤恩的第十四部小说,讲述了囿于婚姻、职业、精神困境中的主人公们的斗争与抉择,探讨了性欲与爱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冲突,儿童福祉的保护与法官的职责,自由的两面性等多重问题。本文借助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概念,以弗罗姆的新精神分析作为理论框架,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露现代人荒原般的生存困境,现代人在真爱缺失,个体方向感缺失以及消极自由危机中的反思与觉悟,以及作家对爱情本真的呼唤,对个体走出困境,找寻归宿,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性建议和美好期许。本论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对作家及其作品、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运用的文学理论、论文的意义及主题的介绍,确定了整篇论文的理论框架与结构。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论文第二章深入分析性欲与爱的关系,现代人病态畸形的婚恋观,阐述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普遍真爱危机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论文第三章通过女主人公菲奥娜曾经审判过的三个案例,分析时代背景下法律与宗教,世俗与信仰的严峻冲突,以及个体如何在困境中迷失方向,逐步沦为理性的工具。论文第四章剖析小说关键人物亚当的精神探索及毁灭之旅,探讨自由的两面性及消极自由的典型逃避机制。第五章是整篇论文的结语。在对论文主体部分的分析概括上得出结论:《儿童法案》是伊恩•麦克尤恩书写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又一成功实践;通过聚焦女性大法官这个独特的职业身份,麦克尤恩深入剖析时代病症的根源并指明走出困境的方向。《儿童法案》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与反观具有当下性与现实意义,该作品生动鲜明地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1926~)是美国当代重要诗人。他以政治题材诗作《遍体灵光》(The Light Around the body)而成名于美国诗坛,该书出版后第二年就斩获国家图书奖。这在政治诗歌历来遭人讥讽而处境尴尬的美国文学史上可谓破天荒的事。勃莱的政治诗歌以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为主要题材,他主张政治诗歌应跃入整个民族的深层内心世界,反映民众的意识形态。本论文主要探究勃莱越战诗歌中的恶性侵犯行为。从三方面展开论述:施虐狂、恋尸症、牙齿母亲,告诉世人战争源于人类的自相残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性。该论文主要借助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关于受虐-施虐的理论,探讨勃莱政治诗歌中所描述战争时期士兵的侵犯行为心理。毫无疑问,美国士兵作为施虐者给越南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越南士兵作为受虐者,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也深受其害,战争磨灭了士兵的人性和信念。其次,根据弗洛姆关于恋尸症的观点来分析监刑官们的肛门情结以及地方治安官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勃莱诗中的恋尸症患者想毁灭生命,他们被一切死的、腐烂的、没有生命的和机械的事物所吸引。监刑官们对死亡变态的迷恋以及治安官们喜欢战斗,往往>想成为真正的人,想摧毁一切,就是最好的论证。最后借用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纽曼(Eric Newman)关于伟大母亲>中的>牙齿母亲<的论断来影射美国入侵越南的暴行。>牙齿母亲<象征着麻木、麻痹、精神生命的终结等。在美国到处都是谎言,越南战争使每一个人都看清楚了牙齿母亲的狰狞面孔。勃莱在其诗中借用>坠落的天使<象征着人类的精神危机。越战是>牙齿母亲<最好的写照,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恶性侵犯性以及战争的残酷与黑暗。总而言之,通过对勃莱政治诗歌中的>施虐狂<,>恋尸症<和>牙齿母亲<三种人类恶性侵犯病的分析,本论文旨在告诉人们人类的一切侵犯(包括屠杀与折磨残害)都是与生俱来的侵犯性所产生的后果,是某些原因使他从有益的力量变成毁灭性的的力量。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勃莱的诗歌渗入到民族的心灵深处,让世人意识到政治的诡诈和战争的残酷。
Penelitian Tipe >Manusia Biofilia dan Nekrofilia dalam Ekofiksi Indonesia: Perspektif Ekopsikologi< ini didasarkan pada fakta bahwa sastra merepresentasikan hubungan manusia dan lingkungan. Penelitian ini berfokus pada empat aspek, yakni (1) tipe manusia biofilia dalam ekofiksi Indonesia; (2)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dalam ekofiksi Indonesia; (3) sikap pengarang terhadap manusia biofilia dalam ekofiksi Indonesia; dan (4) sikap pengarang terhadap manusia nekrofilia dalam ekofiksi Indonesia. Penelitian ini menggunakan pendekatan kualitatif-deskriptif-interpretatif. Pendekatan yang digunakan dalam penelitian ini, yakni ekopsikologi yang merupakan bagian dari studi psikologi, sedangkan teori yang digunakan, yakni biofilia dan nekrofilia yang ditopang dengan konsep etika lingkungan dan alienasi lingkungan. Instrumen penelitian adalah peneliti yang sekaligus menjadi instrumen kunci. Data yang digunakan berupa kata, frasa, kalimat, dan alinea yang relevan dengan fokus penelitian. Sumber data yang digunakan, yakni 17 ekofiksi Indonesia yang relevan dengan fokus penelitian. Penganalisisan data menggunakan teknik heuristik yang merujuk pada Key & Kerr, swapencarian (selfsearch), swadialog (selfdialogue), dan swatemuan (selfdicovery), sedangkan untuk pengodean data merujuk pada Neuman, yakni (1) pengodean terbuka, (2) pengodean aksial, (3) pengodean selektif, dan (4) tahap pengodean final. Berdasarkan analisis, diperoleh temuan penelitian yang terpapar sebagai berikut. Pertama, tipe manusia biofilia yang terdapat dalam 17 ekofiksi indonesia muncul dalam bentuk (1) tipe manusia biofilia humanistik.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biofilia humanistik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 mencintai laut, memprotes lingkungan tambang, peduli pada lingkungan domestik, peduli pada lingkungan sawah/ladang, dan mencintai binatang; (3) tipe manusia biofilia estetik.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biofilia estetik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 yang berkait dengan keindahan air terjun, keindahan lingkungan sekitar, keindahan laut, kesenian tema lingkungan; (3) tipe manusia biofilia ekospiritualistik.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tipe manusia biofilia ekospiritualistik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nya dalam upacara yang berkait dengan lingkungan dan pencarian jati diri melalui lingkungan; (4) tipe manusia biofilia ekosaintik.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biofilia ekosaintik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 pengetahuan lokal tentang pengobatan, pengetahuan lokal tentang persilatan, pengetahuan lokal tentang pola hidup, cara mengendalikan lingkungan, dan cara membuat perahu. Kedua,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yang terdapat dalam 17 ekofiksi indonesia muncul dalam bentuk (1)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eksploitatif.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nekrofilia eksploitatif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 yang berkait dengan eksploitasi lingkungan tambang, eksploitasi lingkungan hutan, eksploitasi binatang; (2)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destruktif.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nekrofilia eksploitatif menunjukkan pikiran/tindakan yang berkait dengan pembakaran hutan, penyiksaan/pembunuhan binatang; dan (3)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simbolis. Dalam interaksinya dengan lingkungan, manusia nekrofilia simbolis mengalami trans-spesies menjadi binatang (babi) yang suka mencuri harta orang lain. Ketiga, sikap pengarang Indonesia terhadap tipe manusia biofilia adalah mendukung sepenuhnya. Para pengarang Indonesia menunjukkan keberpihakan pada tipe manusia biofilia. Sikap keberpihakan pengarang tersebut muncul dalam bentuk (1) sikap menumbuhkembangkan spiritualisme lingkungan. Sikap ini direpresentasikan oleh pengarang Herliany dalam Is; (2) sikap mencintai binatang direpresentasikan oleh pengarang Kuntowijoyo dalam MPU, Cipta dalam Ca, Thayf dalam TT, dan Lestari dalam Pt; (3) sikap apresiatif terhadap estetika lingkungan direpresentasikan oleh pengarang Dewi Lestari dalam Ak, Seno Gumira dalam NB2, dan Mangunwijaya dalam IHIH; dan (4) sikap menunjukkan pengetahuan tradisi pengobatan tradisional direpresentasikan oleh pengarang Mangunwijaya dalam IHIH, Senogumira dalam NB2, dan Thayf dalam TT. Dengan demikian, sikap pengarang Indonesia terhadap manusia biofilia terkategorikan orientasi >lunak< belum mengarah pada orientasi >radikal< sebab dalam novel Indonesia manusia biofilia tidak digambarkan melakukan peperangan/pemberontakan terhadap manusia nekrofilia. Keempat, sikap pengarang Indonesia terhadap manusia nekrofilia adalah tidak mendukung. Mereka memprotes dan mengkritisi tipe manusia nekrofilia. Hal tersebut ditunjukkan pengarang Indonesia dalam bentuk (1) sikap menunjukkan ketidakadilan ras dalam lingkungan; (2) sikap mengkritisi eksploitasi lingkungan. Sikap menunjukkan ketidakadilan ras dalam lingkungan direpesentasikan oleh Andrea Hirata dan Thayf. Adapun sikap mengkritisi eksploitasi lingkungan direpresentasikan oleh Andrea Hirata, Thayf, dan Tereliye dan; (3) sikap mengkritisi penyiksaan dan pelecehan terhadap binatang direpresentasikan oleh pengarang Eka Kurniawan dalam O. Berkait dengan keempat simpulan tersebut tampak bahwa sastra Indonesia, khususnya novel masih belum banyak yang memunculkan representasi interaksi manusia dengan lingkungan, baik segi manusia biofilia dan manusia nekrofilia. Dengan demikian, pengarang Indonesia, khususnya novelis, perhatian terhadap masalah interaksi manusia dengan lingkungan belum begitu besar. Lingkungan belum menjadi tema arus utama dalam novel-novel Indonesia. Meskipun demikian, sastrawan Indonesia, misalnya Mangunwijaya, Navis, Kuntowijoyo, Rampan, Lestari, Kurniawan, Thayf, Senogumira, Tereliye, Cipta, dan Herliany, merupakan pengarang yang menaruh konsentrasi terhadap hubungan interaksional antara manusia dan lingkungan. Karena itu, pengarang yang menggambarkan interaksi manusia dan lingkungan adalah pengarang yang menarasikan sastra lingkungan atau yang dikenal dengan sebutan ecoliterature, ecofiction, atau econarratology.
Love as a core value in veterinary and medical practice: Towards a humanimal clinical ethics?
(2018)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the outcome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vet and a healthcare ethicist on the theme of >love< in professional life. We focus on four types or varieties of love (eros, agape, philia and storge) in rela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care of humans and animals. We discuss the relevance of Fromm’s core elements of love (care, responsibility, respect and knowledge) and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or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care practice. We present and respond to five arguments that might be waged against embracing love as a professional value in veterinary and medical practice. We argue that a moderated love can and should be reclaimed as a contemporary professional value. It is most helpfully contextualised within virtue ethics or care ethics. We suggest that love is a rich starting point from which to launch an exploration of an interprofessional humanimal clinical ethics.
>自由与信仰<一直是人类精神维度的重要主题,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纳博科夫所共同关注。作家表现出的>自由与信仰<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浅尝辄止或和睦共存,而是通过对双重人格在人性深处的投射,不仅揭示出>自由与信仰<时刻处于对峙状态,充满冲突与纠葛的紧张关系,而且将>自由与信仰<所引发的对个体存在意义方面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及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可怕后果一同显露出来。本论文运用新批评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以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姆、阿德勒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的相关思想理论为依据,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纳博科夫的《绝望》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自由与信仰建构的形而上层面,分析、比较和挖掘作品《罪与罚》和《绝望》的内在意蕴,探索两位作者在追寻自由和信仰背后的灵魂归处。二位作者运用超人哲学塑造出不同类型的双重人形象,对个体的存在价值及拥有的权力进行不同的尝试与选择,将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和基督教信仰间的逻辑勾联于同一思想界面,在赋予主人公彻底与极端的自由性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自我归属,意在表达对>唯我论<彻底的否定,从而说明个体存在需要信仰的支撑。尽管二者作品中主人公对宗教信仰持不同态度,但其最终结局均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纳博科夫相信某种神性力量的存在,都强调了个体在面对苦难、罪恶时要汲取宗教精神,摆脱困境的理念,最终使某种超验性对个体人类精神方面的影响与帮助得以确认。本论文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绝望》与《罪与罚》在精神层面既共通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对个体存在不断设问与解疑过程中,引领读者踏上属于自己灵魂皈依之路,为深处精神危机的当代人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思考。
Kim j est człowiek
(2018)
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7—1960.1.28)是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通过探讨主人公珍妮在三次婚姻中追求自由的过程揭示现代社会自由问题的复杂性。本论文结合艾里希•弗洛姆的自由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得出结论:珍妮在追寻自由的同时也在逃避自由,换言之,其对自由的追寻实质上是对自由的逃避。在婚前和第一次婚姻中,珍妮对浪漫的爱情产生了期待,并试图去追寻,但以失败告终。她对浪漫爱情的追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由的追寻。然而,事实上,珍妮试图通过臣服于婚姻逃避自由,以摆脱个体化带来的孤独感,且在第一次婚姻中逃避作为妻子的责任。珍妮的浪漫至上的性格和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使她在对熟悉的人和事厌倦时开始期待更广阔的世界。乔•斯塔克斯邀请她一起到一个新的城镇开始新生活,珍妮把这作为一个机会,于是和乔一起离开,去追寻更远的地平线,但最后失败。珍妮对更广阔的视界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对自由的追求,但她也在逃避自由。在意识到婚姻不能产生爱情后,珍妮从心理上摆脱了第一次婚姻的束缚,但同时也感到孤独和无力。为摆脱孤独感和无力感,她臣服于乔,因为在她看来,乔比她更强大。此外,在第二次婚姻中,珍妮逃避作为妻子的责任,也逃避对自己的责任。这些体现了珍妮对自由的逃避,也表明其对更远的地平线的追寻其实是对自由的逃避。在与甜点的第三次婚姻中,珍妮的个性与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少在珍妮看来,她已经获得了想要的自由,尽管在枪杀甜点后她回到伊顿威尔镇独自生活。通过追寻所谓的个性独立珍妮似乎在追寻自由。然而,珍妮在第三次婚姻中实际上一直在逃避自由。她先是通过臣服于甜点以图消除因摆脱乔的束缚带来的孤独感。在她和甜点准备离开伊顿威尔镇时又卖掉乔的商店,继而臣服于所得的金钱,因为在珍妮眼中,金钱比甜点更强大。而在得知甜点即将死于狂犬病后,珍妮再次感到无力,恐惧和焦虑。为摆脱这些痛苦的感觉,珍妮采用了>破坏<这种逃避自由的机制,即毁灭甜点。本论文探讨了珍妮有无获得真正的、最终的自由的可能,得出结论:由于缺乏创造力与爱的能力,珍妮的自由是没有未来的。珍妮对自由的逃避使她对自由的追寻在自由的消极与积极意义上都是一种失败。珍妮的失败反映出赫斯顿对女性出路的迷茫和困惑,及其对爱的能力的呼唤,体现出其深切的人文关怀。
人有精神需求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性。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人们对经济和物质的过度重视使得对人本身价值的关怀也变得>物质化<。生活富足的今天,人的精神状况、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人们对外在物质财富的追求逐渐变为片面的、单纯为了占有而占有的行为。人的精神不再具有内在创造性,人本身也失去了自我感和价值感。商品经济的成熟,带动着人、文化、科学、传媒等各方面的商品化,使人的心理和精神变得庸俗化。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利希•弗洛姆,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考察实验室,从考察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总结了身心需求无法满足导致了人们精神病态的表现。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性格的异化。社会性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使人们失去了自我反思的意识,对自身及社会存在的问题无法察觉,习惯当下的社会文化模式,从而失去个体内在的创造性。弗洛姆总结人精神健康的原则不在于个人是否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在于个人是否能形成创造性人格,是否能与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存在实现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能否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使人达到这一标准,就成为人是否具有健康精神的重要参考。当社会不能提供符合人的个性及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人类整体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危机。所以,弗洛姆从个体需要及社会如何为人的发展提供需要出发,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健全之路及个人通过创造性的爱来克服自身个性缺陷,从而消解人类精神生活危机的办法。弗洛姆关于精神生活危机的相关理论,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吸收了弗洛伊德性本能、个人性格等相关理论。同时,融合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的>社会性格<理论是一种创新,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弗洛姆提出的关于社会健全的准则>社会要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所需条件<的相关思想,也与当下我国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有相似之处,弗洛姆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危机思想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人类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现并逐渐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就当下社会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并勾画出其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一般认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构想起源于托马斯•莫尔。但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在其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中提出了>理想国<这一理想社会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学者们不断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的弊端提出自己新的理想社会理论,如中世纪后期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各代表人物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各阶段的代表思想等。即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对理想社会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且不断涌现新的观点。诸多学者都就现存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对策,也对未来理想社会架构给出了自己的构想,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各个阶段都有学者对社会改革发展提出不同见解。其中宣称要>为社会诊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艾里希•弗洛姆,就认为当下繁荣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提出要通过整体变革来建立一个>健全社会<。与以往学者从政治经济角度对社会进行分析批判不同的是,弗洛姆从个体的人性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入手,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心理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提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同步整体变革来构建一个健全社会。本篇论文首先简单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未来理想社会构想的发展历史,接着从人性、异化、社会变革方案等三方面入手,力图周全的展现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的整体概貌。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中的优缺点进行深刻剖析,并就健全社会这一社会构想是否可能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在评析其理论时,与我国当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以求展现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中的闪光点对我国美好新中国的建设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osition that our contemporary overheated media environment lends itself to comfortable passivity, resulting in mental breakdown in the guise of the dark emotions: anxiety, melancholia and boredom.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the inevitable synergy of the upcoming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from genetic modification, virtual reality simulacr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obotics. After discussing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arding the stark increase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is article weds the concepts of McLuhan’s hot-cool distinction with Fromm’s delineation of the productive character orientation. Following From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joy ensues from reason, productive labour and love–sorrow from ignorance, alienated work and indifference. When we willfully abrogate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self and other via non-participational mediated forms, we cede away our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is leads to the emotional breakdowns of guilt, boredom, anxiety and melancholia. Viktor Frankl’s logo-therapeutic perspective is discussed as a counterbalance to the social effects wrought by our overheate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Frankl’s stress on phenomenological meaning as the cornerstone of existence provides a lens to understanding the affects of an over-reliance on technological gadgetry.
God’s Love [神之爱]
(2018)
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消费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消费是一种同生产过程联系十分密切的经济行为,是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终极环节,它主要表现在人们购买商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科技水平的提升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异化现象在消费领域显现,而且这些消费异化的现象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改变。消费异化,从根源上说,是一种不正常的消费状态,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具体表现在使无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无休止的欲望而在广告等虚假宣传的鼓动下进行消费。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理论研究永无止境,现如今,很多专家学者正在对消费异化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学说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之一埃里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独树一帜。弗洛姆吸取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精髓,并将其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相结合。他强调消费异化不只有人的本质的因素,也存在社会条件。随后,他针对每况愈下的消费主义社会,提出了扬弃的措施。当前我国贸易逐步自由化,不合理的消费异化现象在我国初步呈现并日趋增加。因此,弗洛姆对于消费异化的探究和分析,和如何消除消费异化现象,以及针对此问题展开的文化和心理领域的探索,对我国提倡文明理性的消费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扭转不良的消费现象有着的指导价值。
埃里希•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精神分析理论主要继承人,其人道主义思想可以称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重要的贡献。弗洛姆的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基于弗洛姆对人性与人类生存状况的分析,即人的本质与实际存在的差距,重点在于将人的需求与现实、对他人与对自己联系起来。弗洛姆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异化理论与人道主义根本传统的基础之上,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下,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开始了自己的人性思想研究,用来揭示西方社会下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病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深刻分析与激烈抨击,弗洛姆尖锐的指出资本主义繁华与虚荣的背后是精神的匮乏与人心的孤独,处在该社会状态下的人为丧失自我而全面异化的人,而为了摆脱这种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似乎越来越逃避自由的机制而去追寻所谓的>自由<,却又陷入深一层次的孤独。因此弗洛姆主张建立和完善健全的人格与健全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从本质中实现人性的自由和发展。本论文在考察弗洛姆所剖析的西方现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弗洛姆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验出发,根据现实和理论依据,将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核扩展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论文从人的存在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消费、精神、社会等各领域的典型异化现象,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异化现象的成因,通过>爱的艺术<、自由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以完善健全的人格;从一般的方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以形成健全的社会,探寻人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以及人的生存状况的改造方案。虽然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理论学说存在缺漏不足,但瑕不掩瑜,在对其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思想的内涵,并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围绕>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和谐价值<这一主题,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探寻其思想的现实依据与学理基础以阐明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原因,以期对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初步的把握。传统的犹太教家庭及早年经历引发了弗洛姆对人的问题的思索及对人道主义的兴趣,其所处的>社会实验室<般的以战争动荡,与之后以经济过剩等异化现象为显著特征的时代是其理论的现实依据。在此背景下,弗洛姆在回归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填补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微观世界的空场,同时汲取法兰克福学派等优秀成果,融汇形成自身独特的人道主义思想。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人<。从>人是谁<这个核心问题出发剖析人的异化问题,从爱的需要、自由的实现以及自我的追寻三方面提出人的拯救与回归的方式。在一般的对于不健全人的分析与拯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角度探寻人的生存状况的改造方案——健全的社会,即健全社会制度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思路等,以求改变劳动者境遇、实现真正民主、实践爱和正义的观念。第三章在了解弗洛姆思想背景、解读弗洛姆思想主旨的基础上,剖析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显著特点、独到见解与不足之处。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将现实的人作为主体,将人的劳动作为人能力的表现,将历史与现实不断糅合与展开,具有主体性、实践性、历史性等显著特点。我们要辩证分析、客观看待:既要嘉许其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及马克思人道主义学说积极意义上的调和,也要肯定其对>人<、>自由<、>爱<等问题的关注;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人性论的抽象化与本体化的局限性及其片面强调意识的作用,这也是其>弥赛亚<情结与>乌托邦性<的主要原因。最后落脚到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肯定弗洛姆人道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和谐思想一致性的逻辑根本之上,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肯定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构建的深化,在进一步加深、更新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反思叩问自身,以此为启思,探寻弗洛姆人道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并将其应用于当代社会,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出谋划策。
艾里希•弗洛姆是美籍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宗教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非常卓越的建树。弗洛姆终生致力于弗洛伊德学说研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他的学术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观点散见于《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和《爱的艺术》等著作之中。本文以《逃避自由》为主要解析资源,结合弗洛姆的其他专著、论文等来论述哲学家的逃避自由机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身居德国的弗洛姆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时期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这种暗流涌动的思想中深藏着潜在的社会悲剧和不可预知的人类未来命运。有犹太人身份的弗洛姆更深刻地体会到犹太民族可能要遭遇的磨难。自由,这个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状态,其实恰恰可能是需要逃避的灾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洛姆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为依据,对人逃避自由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形成了他关于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从逃避自由机制的原因、内涵、解决方法、意义和价值几个方面分析弗洛姆的理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弗洛姆的民族身份和他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的关联以及对自由概念和逃避自由思想的根源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探讨了目前国内外对弗洛姆逃避自由机制的研究现状,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尚有哪些主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第一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生成背景》从个体和个体性概念入手来探讨自由和逃避自由思想的谱系,指出早在古希腊先贤的著作里(尤其是柏拉图)就存在对人自由意志的探讨。通过对自由谱系的勾勒,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古希腊而言,自由和宇宙的神性有关,人在勇敢地说出>我<这个词之后,在形式上摆脱了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弗洛伊德学说对人认知的刷新,自由不再是个体的私人叙事,而是对整个时代症候的诊断。弗洛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展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第二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理论的切入路径》探讨了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发生学原理,哲学家正是从宗教的角度发现逃避自由的路径和可能。弗洛姆之所以选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来分析宗教与自由的关系,是因为除了日常生活,宗教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是窥见其行动秘密的重要线索。第三章《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理论与现实》将重点放在逃避自由机制的具体情境和核心元素分析之上。具体而言,论文对弗洛姆理论视域中关于逃避机制中的几个重要术语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了弗洛姆逃避自由的路径问题。最后,我们以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和童年创伤为例,对逃避自由和个人意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历史是许多因素的综合,并无规律可循,希特勒的存在完全是个偶然,但这个偶然却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
弗洛姆认为异化的消费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阻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从受控于人发展为控制着人,消费凌驾于人类之上,剥夺了人的主体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本国经济腾飞,西方世界的消费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滋生并快速传播,异化消费的弊端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写入党章,开启我国发展的新篇章,但异化消费带来的虚假幸福、炫耀心理等,给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阻碍,影响着>美丽中国<的实现。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的现实来源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逻辑起点,从人本主义角度思考消费问题,不仅给我们思考消费问题提供思路,更为我们解决消费问题赋予启示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系统梳理了弗洛姆异化消费思想的演进路径。从黑格尔第一次系统阐述异化的概念,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消费理论的阐述,异化消费理论的产生沿着严谨的逻辑思路,弗洛姆在吸收已有的异化理论的同时,深入探求社会现实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待消费问题,唤起研究消费理论的新思路。其次,文章阐述了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形成的机制和主要内容;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形成建立在社会和心理两大机制上,对于社会性格的分析和论述是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独特之处,也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弗洛姆过度的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伦理角度对健全社会的构建,没有深入到异化现象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探析现阶段中国出现的异化消费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弗洛姆的异化消费理论基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开放中的中国不断与世界接轨,消费思想的传入不断侵蚀着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许多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在中国社会时有凸显。最后,借鉴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中解决消费问题的路径,依据中国现实问题,树立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引导人们树立绿色消费观念,以期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爱德华•阿尔比三次斩获普利策最佳戏剧奖,两次托尼最佳戏剧奖,被认为是继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阿尔比的创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正逢美国社会转型期,政治格局风云诡变——麦卡锡主义肆虐,城市急剧扩张——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过热——消费主义观念盛行,各类社会危机凸显,民众深受同时期>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享乐主义思想影响,沉浸在虚幻的>美国梦<泡影中。阿尔比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创新性地将大量的城市意象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借城市景观展现人物情感,通过空间媒介表现戏剧冲突,力求实现对于城市生活场景的高度还原,客观地展现都市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论文从阿尔比作品中大量的城市意象着手,研究独特的城市空间体系对于民众实现自我救赎、重构社会关系、化解城市危机等问题的重要作用。笔者根据阿尔比不同作品中的城市形象特征和主题,从城市空间的视角构建论文框架,分别从>边缘<城市、>拟像<城市、>镜像<城市和>理性<城市四个方面讨论剧中人物在城市空间的生存状态和剧作家城市表征的具体手法,探讨剧作家通过14部戏剧所传达出的对现代城市危机的担忧和拯救城市的愿望。绪论部分对于阿尔比的生平经历、写作背景、创作风格、作品特点进行了归纳,对于城市空间理论进行了梳理,对阿尔比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综述,对论文的框架进行了阐释。本研究结合亨利•列斐伏尔与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辅之以大卫•哈维、齐美尔、凯文•林奇等人的城市理论,以及拉康的镜像理论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探讨了阿尔比作品中的角色与个人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之间复杂的对抗模式,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危机,还原了阿尔比本人、以及剧中人物实现自我救赎、家庭救赎和社会救赎的心路历程。第一章>边缘<城市主要以阿尔比的4部戏剧为核心,从分析戏剧人物的生存状态入手,探讨这些群体在城市空间被挤压的边缘处境。论文首先从挖掘历史背景入手,探讨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城市发展和城市人生活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城市暴动和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重重危机。本章分别从家庭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危机、自然危机的角度对阿尔比的4部作品进行分析。《沙箱》中现代人伦理缺失,使得家庭危机凸显。年事已高的姥姥被安排在家中的炉子下面居住,没有自由的个人空间,死时只有沙箱般大小的地方可以容纳自己,女儿与女婿对于她几乎疯狂的虐待是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家庭观念淡薄,家庭成员互相割裂的体现。《贝西之死》中女歌手贝西因车祸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因为其黑人身份被医院拒绝在外,最后惨死于院外。该剧再现了黑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突出了他们的无助与无望之感,也反映美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种族危机四伏的现状。《美国梦》中大量社团组织的出现未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新晋的会长竟然公开允许人口买卖,鼓励遗弃年迈的老人。该剧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价值观扭曲、社会秩序混乱,进而引发社会危机蔓延的事实。《山羊》中看似光鲜靓丽的>世界之城<的计划背后,是对于传统自然平衡的破坏和人的丑陋欲望的真实揭露。主人公马丁疏离妻子,移情于山羊,不但毁灭了家庭,还是对自然规律与法则的挑战,从而引发了自然危机。在一幅幅动态的城市生活画面中,所有的危机都被具象化,成为了展示人物形象、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对于具体生活空间进行还原,利用边缘化人物的塑造,凸显危机的严重,阿尔比成功将其经历的危机四伏的城市空间还原到了舞台之上,为其作品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二章通过对阿尔比3部戏剧作品的分析,探讨了剧作家如何通过>拟像<模式,创设戏剧场景,向观众展示人、物、事件、场景背后的潜在联系。阿尔比凭借戏剧艺术手段有力地表达城市危机之主题,在《微妙的平衡》中,阿尔比借助舞台结构空间模拟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画面,以房间为媒介,通过空间力量对抗和博弈,实现了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揭露,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和生存危机。《海景》中大片的沙丘和海滩从表面来看是对于自然环境的另一种重构,但随着大海中一对会说话的蜥蜴的出现,自然环境已悄然演化成社会空间的一个模拟体,在与人类的互动过程中,让人类感悟到人对自然的入侵,进而导致了对自然空间的破坏,形成了现代生态危机。在《迪比克来的女士》中,通过对于>死亡场景<的模拟,阿尔比从全新的角度对于普通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再现,>死亡天使<的到来激起了主人公对于未知状态的恐惧,揭示了中产阶级日益焦虑的精神危机。在这3部作品中,>拟像<城市对于城市场景进行了创新性的还原,通过戏剧结构空间的展现、自然空间的加入、生活空间的融合以及异质空间的冲突,阿尔比全方位呈现了主要角色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心理转变,以及各个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隔离状态,再现了多重的城市危机。第三章>镜像<城市中,笔者借助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来分析阿尔比用以确证自我身份的>他者<形象和>他者<场景,探讨阿尔比如何通过戏剧场景建构、戏剧人物塑造实现从>将镜子中的自我完全等同于自我<的镜像阶段到>将镜中的自我同自我完全分开<的后镜像阶段的过渡。阿尔比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找回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个人的救赎。《婴儿游戏》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婴儿象征了阿尔比本人,也再现了他在刚出生时被收养的经历,伊甸园式的布景和在台上奔跑的裸体儿童等>他者<场景有效地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了桥梁,实现了对于阿尔比童年记忆>空白<状态的再现,也折射出其由于被遗弃所经历的自我意识的缺失。《碎片》中,八位连名字都没有的角色在舞台上分享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些>他者<用对话的形式讲述了阿尔比真实、细碎的生活经历,也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阿尔比在生活中做出的诸多选择,这正体现了剧作家本人利用>他者<的叙述来不断充实自我身份的重要阶段。《三个高个子女人》中,阿尔比将母亲以>他者<形象进行展示,让她和青年时期的自己、中年时期的自己以及阿尔比本人的化身在同一个房间相遇。他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了对话,也再现了母亲眼中的阿尔比,实现了阿尔比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在>镜像<城市中,阿尔比塑造了位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城市空间,将>他者<形象和场景融入到了戏剧舞台之上,突出了其本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反思。通过有意识地将个人角色置入戏剧情境、生活经历融入戏剧情节,阿尔比成功与真实的生活空间融为一体,他在完成关于自我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身份认同之余也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救赎。第四章>理性<城市以阿尔比的4部作品为核心,集中呈现了异化的个人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还原了位于异化空间的主要角色从迷茫到顿悟、从分裂到统一、从隔离到沟通的心路历程。《三臂人》中,三臂人>厌倦享乐<,依靠>第三只手臂<外出演讲获得金钱,他将自已封闭于狭隘的、异化的个人空间之中,拒绝与外界沟通,分裂出的第三只手臂象征了他迷茫与割裂的生活状态。《谁?》中的玛莎希望丈夫乔治继承她父亲校长的职位,不惜羞辱乔治无能,使得夫妻关系紧张,反映出权力欲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异化。乔治和玛莎在和来宾进行游戏的同时,依靠幻想的家庭空间逃避现实,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孩子,追逐利益,正反映了中产阶级精神危机。《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动物园<正是整个异化的社会空间的象征,主人公彼得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他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彼得与妻子安娜貌合神离,与流浪汉杰瑞格格不入,这是对异化主题的最好诠释。《欲望花园》中的詹妮在图丝太太租借的房屋中出卖身体挣取金钱,与丈夫理查在装修豪华的家中心安理得地挥霍着她的>劳动成果<。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社区里的其他家庭相互隐瞒幕后丑陋的性交易,用精心打理的>花园<来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为了金钱而牺牲自尊和道德,从个人、家庭到社会空间层面折射出一个严重异化的时代。事实上,>危机与救赎<主题一直贯穿于阿尔比的戏剧之中,例如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剧作者既通过三个不同年龄段女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影射现实生活中阿尔比与继母关系的危机,同时又表现出剧作者希望与母亲和解,弥补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从而达到心灵上救赎的愿望。这种>危机与救赎<的主题在第四章所讨论的作品中更显突出。>三臂人<在第三只手臂从消失到再出现的过程之中逐渐顿悟,恢复了理性,重新融入了周围的社会,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认知与重拾,达到了自我的救赎;乔治通过杀死幻想中的婴儿将玛莎从虚幻带入现实,从而拯救了濒临破碎的家庭。《在家在动物园》中杰瑞冲向了彼得举起的匕首,跨越与彼得的>精神栅栏<,以死亡为代价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目的是拯救冷漠无情的异化社会。《欲望花园》中的杰克,借助于重生,以换来全社会的道德良知。显见,在阿尔比作品中,>危机与救赎<主题始终相连,在某种意义上,相互依存,共同推进了戏剧情节的发展,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忧患意识。阿尔比以在边缘城市空间中生存的边缘化人物形象展示了人物的生存困境,用戏剧舞台结构空间模拟了真实的城市生活场景,揭露了工业文明危机的迷雾之中,城市的家庭、种族、社会、自然危机,体现了中产阶级群体在城市中遭遇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困惑。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危机之时,在遭遇创作瓶颈的困境之下,阿尔比在戏剧作品中巧妙加入了>他者<场景、>他者<身份,再现了>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并树立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完成身份重拾的过程中也以更为经典的作品回应了大众的质疑,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救赎;与此同时,剧作中的主要角色通过游戏、暴力冲突、>戏中戏<等呈现方式打破了自我隔绝的异化状态,他们在重拾个人身份、定位家庭位置、融入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中,完成了真实、理性的生活状态的回归,也实现了个人、家庭、社会以及灵魂层面的救赎,展现了阿尔比通过戏剧创作来改变现实的良好愿景。阿尔比通过城市书写和戏剧呈现,不仅为剧中人物突破精神桎梏、定位个人身份、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为当今生活在繁忙都市中的每个人提供了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