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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ignificado Inconsciente das Imagens, Santa Maria (Imprensa Universitária, UFSM) 2007, 200 p.
(2007)
O Dilema do Ser Humano na Existência, Santa Maria (Imprensa Universitária, UFSM) 2007, 227 p.
(2007)
古龙是20世纪华语文坛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他对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所进行的现代性的转换,比以往的武侠小说家更为彻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心理变态的人物典型。变态心理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格发生畸变所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人性的深度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病理性自恋、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神经症是我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与分类标准(CCMD-3)中已经确定的心理变态类型,在现代社会,尤为普遍。古龙以叙述者和倾听者的姿态,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关注正常外表下的扭曲灵魂。他塑造这样一些人物,不是为了满足猎奇者的眼光,而是为了探寻更加健康的人性。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古龙笔下的自恋狂形象——他们的力比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向外投射,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并且也不能对他人产生移情。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古龙小说中的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形象,通过分析表明这两种人物的变态心理远不只是单纯的性变态那样简单,而且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体的两面,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可称为>虐待—被虐待症<。它们的形成与人类的残忍本能、软弱倾向以及绝对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激情有关。第三部分则用有关神经症的类型的理论,以古龙的《天涯•明月•刀》中两个主要人物为例,分析古龙塑造的两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形象,并通过对其童年经验的追溯,说明了由于他们的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导致了神经症的发生。本文主要采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及其后学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和荷妮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生理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古龙所塑造的这三类具有精神障碍的人群。通过对这些人物行为模式的分析和心理根源的追溯,说明古龙对于人性的挖掘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A View From Riggs: Treatment Resistance and Patient Authority-IV: Why the Pair Needs the Third
(2007)
本文认为古代至近代学者有关人类心灵深层部分潜意识的探索所形成的各种潜意识思想,是潜意识理论产生的前提。自弗洛伊德创立个体潜意识理论以来,潜意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如下四个阶段:(1)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潜意识思想的体系化,即深蕴心理学的创立;(2)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的批判与拓展,即分析心理学的建构。(3)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潜意识理论的综合与深化,即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建立;(4)认知潜意识理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于潜意识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所进行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领域潜意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为构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The Leaders We Need And What Makes Us Follow,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249 p.
(2007)
自1929年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出版,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立刻声名大振。该小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悲剧,主人公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从而丧失生存的本质。运用萨特自由论、海德格尔死亡现象学、弗洛姆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悲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探索康普生家族悲剧的心理世界。论文分五个部分。本论文第一部分绪论简短地介绍了美国战后南方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福克纳创作的哲学思想与存在主义的关联。第二部分指出:悲剧产生于人自身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痛苦性导致冲突,冲突的必然性和厄运降临无法控阻性导致悲剧的发生。生存悲剧有三种相互关联本质的展现,即社会悲剧、精神悲剧、人本体悲剧。弗洛姆的社会普遍异化理论在康普生家族生存得以体现:社会异化、传统观念异化。人本体的精神悲剧性表现为:自恋行为、恋母情节、施虐与受虐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指出:自由、责任与处境和生存选择的关系中产生悲剧。追溯了不承担责任和错误的生存选择是造成康普生家族生存悲剧的根源。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与>自为<相互关联并依靠中存在。在自由和责任巨大压力下,主人公在逃避心理支配下,放弃>自为<演变成>自在<存在,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责任,在缺失灵魂的自欺状态中掩盖真相,即在虚无中生存。在爱与恨、冷漠、受虐和施虐情感强烈对峙作用下,家族凸显出>他人就是地狱<的悲剧生存状况。女主人公在绝对自由选择和厄运降临不可控阻处境中,造成错误的选择,酿成生存的悲剧。第四部分指出:悲剧关乎死亡,生存论给予本真>向死而在<以意义。文中揭示悲剧中呈现出的>向死而在<全过程,即>良知<、>畏<使此在从被抛的沉沦中觉醒,实现>去存在<、>决断<、>本己能在<、>先行到死<、而完成本真向死存在的关联。康普生家族悲剧主人公在>先行到死<中体验死亡,死亡始终在场并在死亡意识中时有显现,悲剧也同时产生。海德格尔的本源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异,在本源的>时间性<中,将来、曾在与当前共同到时。作者辩明:1、在>畏的时间性<中无可质疑的证明主人公的存在>将来<和>当前<在>曾在<中到时,主人公的>时间性<中有>将来<(持守死亡的可能性)。2、主人公否定>当前<时间性,企图回到被抛>重演<的>曾在<时间性中,生存论的>时间性<揭示主人公的死亡,实为追求传统。主人公自杀是超越的悲剧,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对爱的价值的追求、对永恒的追求。自杀死亡实现了回归>曾在<中的精神家园。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这一部分突出了此次研究的主题和意义,同时还指出了在该领域研究发展的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因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该奖的女作家,其实赛珍珠不仅是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一生丰富多彩,从事过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命运。她倡导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呼吁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总之,无论是作为社会活动家还是作为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生所作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对她给予充分重视,并加以研究。本论文主要是研究赛珍珠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生命意识。笔者在研读其作品时常常能感受到作品中透露出的女性温情,每每都有心灵上的触动。这种温情来源于赛珍珠对女性生命本质的关怀与理解。生命意识首先源于人的存在意识,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另一半,与男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生育能力,但这已足以对主体的生命体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女性作为>生殖之性<,首先就意味着生命的繁衍与生生不息,她最接近生命本原,因而对生命和生存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女性所特有的经验直接触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女性生命开始成为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的存在。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描述把生命同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的想象来自女性经验对生命和生存的深切体验,生命力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传达出创作者对自我、艺术与世界的统一体的认识。赛珍珠,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自然更多体现在她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她笔下的妇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拼命挣扎,努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尽管她们遭受各种各样苦难,尽管她们的努力挣扎是那么吃力,但是她们始终在为有一个幸福、有意义的生活而呼号。本文通过对赛珍珠四部小说(《东风:西风》、《母亲》、《群芳亭》、《大地》)中女主人公的分析来展现赛珍珠深厚的生命意识。笔者认为赛珍珠笔下的女性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传统的重视生育,强调母爱。现代的努力探求自我,寻找自我的主体性。她们都没有竭力反抗男权。而是从自我着手,发展平和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寻找自我的生存意义。女性生命意识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女性解放的精神深度。在此意义上,生命意识的确是女性内在生长点,更是女作家点亮自我宇宙的生命之灯。在光耀的存在中,她们走向生命的自由与解放。
First generation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ists argued that global solidarity was possible because human beings have similar vulnerabilities to mental and physical suffering. This approach to solidarity remains significant for any discussion of the ethical aspir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It also has ramifications for efforts to develop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global moral codes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idea of an emancipatory social theory. Informed by certain themes which were developed by Simone Weil,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writings of Fromm, Horkheimer, Adorno and Elias to consider how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moral codes can be developed. One of the aims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nsider how far global moralities have developed forms of solidarity around the recognition of shared vulnerabilities to mental and physical suffering which are part of the species’ biological legacy.
埃利希·弗洛姆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在心理学领域,他是精神分析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哲学领域,他又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著述颇丰,学术活动涉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人的生存问题则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埃利希·弗洛姆学说的核心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出路。他一生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现代工业化商品经济社会里人的生存处境和心态问题来展开的,他关心的不是少数心理疾病患者或自我实现者,而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困境和解答问题。本文主体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弗洛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理解。弗洛姆他通过《逃避自由》、《追寻自我》、《健全的社会》,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得出>逃避自由和异化<是现代人特有的生活困境。弗洛姆认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产生了三种生存矛盾即生与死、生命的短暂与潜能的无限、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生存矛盾,人产生了种种精神需要。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是人们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生存矛盾决定了人们既要不懈地追求自由,又以各种方式逃避>消极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表现为人的异化。第二部分旨在对弗洛姆的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批判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究。弗洛姆针对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他的两种解答方案。为了消除人性的化异,达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认为一个是要大力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另一个具体措施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第三部分主要是在前面——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全面系统地介绍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进行评价。弗洛姆的人性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性的健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研究角度,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反思。本文旨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追溯其理论源泉,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第一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石。首先是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他大大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前期,意识形态具有浓重的否定性涵义。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就需要编造谎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消费文化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消费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持对被统治阶层的统治而编造的一种谎言,是一种虚假意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具有持久性,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影响很深。菲斯克就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菲斯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领域,消费者并非言听计从,而是在消费领域与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这实际上是受到文化领导权夺取中阵地战理论的影响。其次是异化。异化的概念也不是马克思首先使用的,但马克思深化了对异化的研究。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成为异己的力量,开始控制人,异化人。后来马克思又明确地使用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真正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商品异化的具体体现,是对其早期异化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在马克思之后,将异化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卢卡奇。卢卡奇看到,异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延伸到整个的生活领域和消费领域,成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命运。异化不仅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也在人的无意识层面展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深受异化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而鲍德里亚则看到,人不仅为具体的物控制,而且也陷入符号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第二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是与对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消费文化的批判中,他们看到,消费社会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物质的极大丰盛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幸福和民主。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工业所导致的蒙昧,艺术被市场化,个性生命的沉沦之类弊端;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与消费文化一道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让整个消费社会成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使人们沉浸在消费所承诺的幸福之中,沉浸在用消费表达自我的幻觉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弗洛姆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中,异化非但没有减轻和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性非但没有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反而更加扭曲。消费让人异化,成为消费的机器;本雅明亦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已被腐蚀。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研究是深刻的,有重大的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他们过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低估了消费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抵制;其次,他们把消费者看作是原子化的乌合之众,忽略了消费者的复杂性和主体能力;最后,他们把文化文本当作是简单的、标准化的、没有个性的文化产品,而没有注意到文化文本的复杂性,以及接受者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第三部分对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影响渐大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菲斯克和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消费文化的研究。菲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他看来,消费者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强烈的斗争意识;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统治阶级利用消费文化推行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被统治阶级躲避、对付或抵抗意识形态的过程,更是建构自己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和寻求快感的过程。这类见解,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转向了微观政治的研究方法,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关注模式转向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一味地强调统治阶级的强大,转向了强调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突出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躲避和抵抗。尽管菲斯克突出了消费者的权力和主动性,但他有些矫枉过正,过分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反而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其结果是他的微观政治领域中的抵抗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根本就无法改变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认同和肯定现实,批判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锋芒。鲍德里亚主要见解是:在消费社会,人不仅被具体的物品所异化,而且处在强大的物的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符号体系成为控制人的新力量,消费者陷入永无止境的符号体系的模范/系列和个性化的追求之中,永远难以满足。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即从强调物导致的异化转向强调符号所导致的异化。鲍德里亚早期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看到了传媒与符号对人心灵的腐蚀,疾呼消费社会对人类精神的危害。这些见解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鲍德里亚的理论也有值得注意的缺陷。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此外,他的超真实、内爆、模仿、仿真等符号学概念遮蔽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罪恶,掩盖了符号背后的真实与利益,使符号本身被神秘化。最后,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既坚守了意识形态和异化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灵活化的研究策略,这让其研究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为人类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我国虽没有进入消费社会,但已明显受到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为了建立健康的消费文化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研究,并吸取其优秀成果。
埃利希·弗洛姆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其学说的核心主题是现代人的困境和出路。鉴于当时时代背景的触动和学术出发点的考虑,自由思想成了弗洛姆整个学说中首先论述的问题。弗洛姆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来揭示自由的双重含义,指出自由虽然让人变得更加独立,但也让人陷入孤独当中,这预示着人对自身之自由产生两种态度——追求自由或者逃避自由。人在本质上是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但当自由变成个人不堪忍受的负担时,逃避自由的趋势便应运而生。逃避自由,重新去依赖和屈从,并不能把人引向幸福,也不能解决自由所固有的矛盾即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只有争取积极自由才是出路所在,而通往积极自由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创造性的爱和工作来达到人的健全,二是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文在论述的过程当中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剖析,既看到其理论的贡献之处也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其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借鉴意义。
The Costs of Compliance
(2007)
本文以自律为视角对弗洛姆的道德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自律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启示。弗洛姆批判继承了康德、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自律思想,认为道德是以普遍的人性为基础的对自我的肯定。弗洛姆认为,自律是整体的人为了实现自我的潜能,成为理性、爱等能力充分发展的人而为自己制定法则;道德是出于人自身、为了人自身的自我约束。在内容上,弗洛姆的自律道德是以人的潜能的实现为内容,善也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道德是人自己对自己的反应。它是真正的人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人们返回自身,返回创发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在形式上,弗洛姆认为,道德法则是由人自己而不是由其他的力量确定的,那些由上帝、权威等外在的力量所确定的,并以各种方式内化于人内心的道德律并不是自律,其实质仍然是他律。道德是以人性为基础,善与恶是从人性所蕴涵的问题中引出的,因此,对道德的认识也就是对人的认识。由于人的特殊性,弗洛姆反对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提出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的融合,关于人的知识是体验性的知识。弗洛姆体验性知识强调的是,认识主体主观因素的客观性认识。自律在内容上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因此,道德自律也就是人的积极自由。自律在形式上排斥人以外的其他力量替人制定法则,也就是消极自由。一个道德的人也就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上,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条件,积极自由是消极自由的目的。仅仅有消极自由而没有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其结果是人们以各种方式逃避获得的自由。在意志自由方面,弗洛姆认为人有有限的意志自由,可以在由生理的、社会的条件决定的范围内,在实现自我的潜能和退化为物、丧失人的根本属性之间做出选择。弗洛姆认为,人是社会性的人,要实现自律道德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关于新人和新社会的设想。但是,根据弗洛姆思想所包含着的内在逻辑推论:新人只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新社会必须在经济、文化等所有的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才能实现。这就使得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陷入了困境,难以成为现实。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将重建道德的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建设?正确认识道德的自律性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道德的性质是自律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中不能只重视外在的规范约束,还要重视人的内在道德基础和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将外在的道德规范约束和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动力结合起来,是对道德的自律性质的理论自觉。道德自律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和教育中,以培养整体的道德人格为旨归,注重培养内在的道德基础,发展人的各种能力。
Erich Fromm
(2007)
Review Keith J. Laidler: The Harmonious Universe: The Beauty and Unity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2007)
Association of a Training Psychotherapy Experience with Deployment Stress in Military Physicians
(2007)
现代社会存在着种种危机,时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改变着人类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就通过他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向今天的读者展示了一幅可怕的未来社会的图景:一个以科技为唯一导向的社会,一个具有病态本质的社会,一个人类被完全异化的社会。《美丽新世界》描述的是未来的故事,但却是一部关注现代社会,关注当下人类处境的文学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在其中生存的人类的处境和命运。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危险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恰巧可以在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找到充分的证明。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美丽新世界》的研究以及对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分析,证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只有不断地寻求自我,寻求生命的意义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非小说虚幻世界中的虚假幸福。
Den Vorrang hat der Mensch
(2007)
The Theory of Love
(2007)
ln this paper I discuss the various paths I have taken to become a poet who gives voice to some of the key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our time. As I map out this journey I discuss a selection of my own poetry that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justice. The main influences on my poetry come from:· my own childhood experiences with nature, academic research I have done on pain a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 of pain (inspired by Arthur Frank's boo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s late essay >The Intertwining<),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spired by Heidegger's essay of this nam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from Gadamer's work. especially >Truth and Method<), and the ethical obligation to bear witness to suffering. My goal as an essayist and a poet is to move toward the consilience described by E. O. Wilson's book of that name and to further me project of Erich Fromm as laid out in his book >To Have Or To Be<. Just as poetry by its nature cannot offer programs for social change, poets cannot exhort readers to take action; instead, we must inspire them to change by touching the very fiber of their being-in-the-world.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Creating a Caring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CA (Berrett-Koehler) 2007.
(2007)
埃利希.弗洛姆是现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伦理学家,面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科技发达所造成的人的非人化境况,他敏锐地察觉出,工业文明的进步丝毫无益于人的心灵世界的健全与完善,相反却使人们徜徉于自己编织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人性异化的网罗之中。对此、弗洛姆从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原点出发,在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基础上,揭示出现代人独特的生存窘境,并寄望于通过普降爱的圣水、进行一场人性的心理革命,把人从异化的迷梦中唤醒,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健全。本文以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为主线,对他的人学理论进行深入而系统地探讨。首先通过系统地阐发他的人性论和社会性格学说以及人的异化和逃避自由的生存境遇,夯实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其次,重点阐述爱的理论和重生存轻占有的价值取向,这内蕴着弗洛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解答以及他为人类走出二律背反的生存境遇所确立的价值向标;接着顺理成章地指出: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则是其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归宿;最后在对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学理特征的梳理中指陈其理论缺失和借鉴意义。
消费是人类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需求的正常满足也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前提。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消费异化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一种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中失去主体地位的消费活动及其心理体验。在哲学领域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反思的,要首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把异化分析拓宽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首创性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现实。他们的消费异化论受到后人持久地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异化的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吸收,消费异化被视为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消费异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脱离消费者正常需要的、与消费的本质相背离的、控制或操纵消费者的、并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非正常消费状态。在我国,消费异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扬弃消费异化,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发展。消费异化表现为夸示性的符号消费、奢侈性的浪费消费、跟风性的盲目消费,而夸示性的符号消费是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发达的生产力是消费异化产生的前提,消费主义是导致消费异化的魔咒,劳动异化是消费异化产生的社会原因。消费异化对环境和人本身均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消费异化是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扭曲了人们的幸福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了扬弃消费异化,在弗洛姆看来,必须全面改革,实行人本主义公有制,必须实行>人道化消费<及>健康消费<;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必须控制生产规模,实行稳态经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在整合消费异化的扬弃之路后,我国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扬弃消费异化。首先,创建积极健康的消费伦理,抵制消费主义的影响。其次,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避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最后,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权利,缩小过于悬殊的消费差距。
弗洛姆对人的关注主要源于他浓厚的犹太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给予他一个微观观察人类的视角;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让他学会在开放、动态的社会发展中考察人的发展问题。弗洛姆关于个人发展的理想是要培育建立在积极自由、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拥有生产性性格和存在的生存方式的>新人<。然而,由于人类存在不可克服的生存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为其主要目的的病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借助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中介,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任何一个人类生存的角落,有目的地把现代人改造成生产、消费、顺从、共同享乐、步调一致的>机器<。弗洛姆不甘于人的真正本性的遮蔽,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从社会和伦理途径出发,积极寻求有利个人发展的各种条件,具体包括国家必须提供保证尊严的个人收入;生产应由无序的个人生产向社会生产过渡;教育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要借助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培育爱的能力。弗洛姆的个人发展理论传承并创造性地诠释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凸显了人的生存价值,清晰地表达了拯救人性以改造社会和完善人类的观点,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可否认,弗洛姆的理论具有局限性:夸大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性,割裂了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关系,忽视了实践对人的本质的决定性作用。
In einer analytisch-sozialpsychologischen Pilotstudie werden psychische Tiefenstrukturen als moegliche Erklaerung fuer die Schwierigkeiten des Zusammenwachsens der Deutsch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untersucht. Unter Rueckgriff auf die Charaktertypologie und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Methodik Erich FROMMs werden die charakterologischen Auswirkungen der je verschiedenen wirtschaf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politischen Lebenspraxi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nalysiert. Dabei wird davon ausgegangen, dass der Gesellschafts-Charakter unter veraender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aeltnissen zunaechst noch erhalten bleibt. Anhand eines eigens erarbeiteten interpretativen Fragebogens wurden mit jeweils 15 LehrerInnen von ost- und westdeutschen Grundschulen Tiefeninterviews durchgefuehrt, in denen gezielt nach den das Verhalten motivierenden Charakterstrukturen gefragt wurde. Die Auswertung erfolgte in Gruppen, wobei auch die Uebertragungs- und Gegenuebertragungswahrnehmungen als analytisches Erkenntnisinstrument eine wesentliche Rolle spielten. Der Vergleich der psychischen Tiefenstruktur von ost- und westdeutschen GrundschullehrerInnen ergab deutliche Unterschiede in den dominanten Orientierungen des Gesellschaftscharakters. Es zeigte sich, dass im Osten weiterhin autoritaere Orientierungen vorherrschen, waehrend westdeutsche LehrerInnen eher marketing- oder narzisstisch orientiert sind und insgesamt ein breiteres Spektrum an Orientierungen aufweis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hinsichtlich ihrer Relevanz fuer die innere Einheit Deutschlands diskutiert, und es wird auf moegliche Anstoesse zur Weiterentwicklung der Theorie vom Gesellschaftscharakter und der qualitativen Methoden einer psychoanalytischen Sozialforschung hingewie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