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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赖希的>性革命<理论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通过对赖希理论的批判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误读尝试分析了其当代意义。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用>性革命<、>爱欲解放论<等理论就是用弗洛伊德的压抑论、人性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人的解放思想等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们的宗旨在于将人从受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桎梏下解放出来,寻求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主张性欲是与生俱来的身体各个器官普遍具有的,满足欲望、寻求快乐是人的本性,快感的满足是人类幸福的尺度。但是人的这些本能和欲望受到现有的家庭、社会、文明和劳动形式的限制使得压抑不断增加。而这种性压抑又是政治统治的主要机制,性压抑使人易受控制和能容忍政治统治,故得开展性革命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才能摆脱压抑,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进而要进行这种斗争,就要消除性否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就要将精神分析理论作出>革命的批判的应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并企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独裁主义、异化劳动、侵略战争等等病态现象,但他们依靠>性革命<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观点却走上了>唯性论<的歧途,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种种病态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性问题如同其他的社会问题一样,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性问题必须通过社会根本矛盾的解决来解决。当然,也并不能排斥有些性问题是由非根本矛盾引起的。但归根结底,性问题的解决要靠社会根本矛盾的解决来解决。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赖希理论在这里把性问题和社会正确联系起来,颠倒了性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赖希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宏观革命<受到了当时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影响,这些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声音或多或少地使赖希偏离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但现实中广大青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教条或者>宏观革命<理论的不在少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远比当代许多中国青年学生想像的要广泛且丰富多彩,又充满激情。赖希>性革命<思想的流行以及其最终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某些个中原因不得不说对我国现今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推广具有很强的警示和促进意义。当今爱与性的问题已成为中国青年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为追求纯真的爱情不断努力,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侯,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我们分析和批判>性革命<理论,了解马哲的>宏观<和>微观<,如果在分析社会生产关系的宏观层面的同时,也不回避对人性心理的重视,不高谈阔论、不>谈性色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更吸引人,更能为更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是以创作短篇小说闻名的作家,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芙、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都曾对其独特的艺术感受力以及作品表示了钦佩之情,很多评论者都认同>就所起的指导性影响而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于短篇小说艺术,犹如乔伊斯之于长篇小说。在乔伊斯和曼斯菲尔德之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与以前就迥然不同了。<她在作品中不断实现和运用的技巧创作与革新,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其作品的魅力始终吸引着文学评论者们执著地探索。在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身上都带着醒目的孤独感,类似一种精神上的标签。其作品的孤独主题,实际上是身处20世纪初,在社会现实和人类心理现实急剧变化以及个人一生动荡的生活经历与不安定的生活方式影响下,作者生命情绪的主观投射。曼斯菲尔德将她的孤独感渗透进小说人物的灵魂,通过对各种主人公处境的审视与反思,传递出强烈的孤独意识,孤独是她真实的情感体验,也是她探索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特殊的艺术视角。论文除了在局部采用社会历史批评和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关于人类>孤独<研究的新精神分析理论,主要采用的是折中的研究方法,即从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人物的孤独感分析入手,将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中,在文本诠读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日记、书信和生平,剖析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孤独主题实际上是作家整个生命内外状态的主观投射这一命题。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曼斯菲尔德的生平、作品、文学成就和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尤其谈到对其作品中孤独主题的研究现状及问题,指出目前的孤独主题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且结合社会文化大语境和作者内外生命状态的分析较少,因此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二章以曼斯菲尔德的46个短篇为论据,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四方面的关系分析小说人物的孤独感。第三章承接上一章的讨论,从这四个方面研究曼斯菲尔德本人的孤独感,并由此指出其小说的孤独主题实际上是作家整个生命内外状态的主观投射。第四章作为余韵,讨论曼斯菲尔德作品如何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和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展现孤独主题。
弗洛姆毕生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关注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危机,他的社会哲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人性、人的生存境况的分析说明;二是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对社会病态的批判剖析;三是为拯救人类、医治社会病态提出的处方。尽管弗洛姆的研究领域很广,涉及到心理学、哲学、宗教、历史、社会、文化等,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是围绕自己设定的一个中心目标展开的,即奠定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学,纠正被扭曲了的人性,拯救被异化了的社会,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关于爱的思想是这一中心目标的核心内容。在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所谓的健全的社会理论中,爱占有中心的位置,成为他解决人和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良方<。本篇论文的主旨是研究弗洛姆爱的哲学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特点并做出评价。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弗洛姆爱的思想的生成背景,包括其生平著述、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流,以期对弗洛姆爱的思想研究提供历史、理论和方法上的背景。第二部分对弗洛姆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究。弗洛姆爱的思想是从探讨人的生存境遇、人性出发的,他在社会和人统一的基础上,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人的本能、需要、性格的研究,对爱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挖掘和把握。此外,弗洛姆以异化为武器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诊断,对各种共生性的爱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拓宽了对爱的认识的广度。第三部分对弗洛姆的生存境遇说、需要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其理论的贡献之处,剖析其不足之处,并注意到了弗洛姆爱的哲学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仿佛一幅耐人寻味的画卷跃然于我们的思维深处。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和精神追求,人类的历史就是人追寻自由并实现自由的历史,历史上每一个思想家都无法回避自由这一问题。弗洛姆与马克思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他们的自由观都围绕着现实的历史的人展开;都坚信人类社会有规律可循,坚信人的自由与理想的社会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以异化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控诉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他们的自由观始终把人的自由、发展、完善和尊严放在中心位置,弘扬了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这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与此同时,马克思与弗洛姆的自由观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们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异化思想、理想社会的模式与实现方式以及拯救人的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弗洛姆自由观是建立在非科学的人本质的基础之上,侧重用精神分析和抽象的爱来实现对人的拯救,并主张用资产阶级改良方式来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因此,难免不流于空想,并陷入乌托邦的困境。而马克思的自由观立足于人的实践,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把人的自由的实现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使自由获得完整的内涵和科学的价值,因而高扬了人类自由解放的主题。通过对两者自由观的比较和分析,使我们加深了对弗洛姆在微观心理层面探寻人的自由的积极方面和局限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两者观点的比较分析,不仅加强了我们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科学性的认识,而且增强了我们对整个人类自由解放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的生活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与意识流大师乔伊斯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奇才,在他们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的《台北人》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两部作品都以作家所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各自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下特定城市群体的人生百态,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忘怀且诉说不尽的城市记忆,进而表现了博大的人生与历史主题。两位作家站在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高度,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剖析了时代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与具有现代色彩的城市人物情感,尤其是《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描写这些城市群体以及他们复杂的人生与命运时俱都透视与观照了这些特殊的文化类群所特有的一种孤独感,揭示了形成他们这种孤独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根源。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深度比较,从他们各自所表现的孤独的形态、孤独的变异和形成孤独的根源展开系列研究,揭示两位作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持有的一种非理性视角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在荒诞的现实和无情的时间中的无助感和异化感,从而反思传统、拷问当下、展望未来,以人道主义情怀关注>人<的感受、观照>人<的生存、体验>人<的孤独。本论一方面依托《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两个文本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了具体的观察与比较,同时也从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审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在人类学的层面以美国学者弗洛姆>爱的理论<讨论实现>孤独的救赎<,尽管白先勇与乔伊斯在《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中没有给孤独的救赎指出一条明路,但他们在作品中都体现出了>爱<,白先勇对>台北人<是尊重的、理解的、关心的,他以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爱着笔下那群在历史和命运中苦苦挣扎的>台北人<,同样,乔伊斯也深爱着爱尔兰,深爱着都柏林,并通过>都柏林人<最后的>精神顿悟<,唤起民族意识的苏醒并激起民族性情的释放。>青春短暂,艺术永恒<的创作理念使得两位作家在>民族<、>人性<和>文化<的层面在对孤独感进行展示时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永恒。
从>爱欲解放<和>逃避自由<的人性学说出发,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价值合理性,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也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工业和消费造成了人性的严重异化和个体的畸形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趋于同一。更为严重的是,个体和社会都丧失了对自由、幸福和>善<的价值追求,伦理道德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想。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以>爱的理论<和>商谈伦理<的社会伦理建构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与其它理论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伦理思想具有人本主义,批判性和悲观性等特点。由于历史的限制和认知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伦理思想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理论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批判,对于现阶段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现实的启示价值。
希尔达•杜利特尔是享誉20世纪美国文坛的著名意象主义诗人,早年的诗歌短小硬朗,生动地诠释了意象派的创作原则,后期诗风有所改变,带有神秘主义倾向,显示出对改写古希腊神话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本文试用著名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有关逃避机制的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杜利特尔在诗歌中一再抒发的对逃离现实的渴望。弗洛姆在其名著《逃离自由》中指出:虽然人类对自由有着很强烈的渴望并且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可是随着现代意义上自由的获得也使人们从那些给予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纽带中脱离出来。并且随着个人力量的不断增长,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和恐惧感也随之产生并不断加剧。人们常常会感到不安全,无助,怀疑,孤独,甚至恐惧。为了摆脱孤独感和恐惧感,人们试图去逃离现实。这便是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弗罗姆提出多种逃避的方法,并认为其中唯一积极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发的创造性劳动,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杜利特尔在其坎坷的人生中便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她在自我个性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压抑而孤独,因为孤独而逃离现实,通过想象进入诗的境界,在诗歌创作中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由此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追求真与美,追求妇女平等、追求信仰自由、追求爱情自由、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由。杜利特尔在诗歌中创造了丰富的世界,在精神上完成了由孤独无助到自由的转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本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地介绍了杜利特尔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以及她诗歌的主要特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简要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杜利特尔诗歌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框架,扼要介绍了弗洛姆心理逃离机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第四部分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简要分析了杜利特尔逃离现实的原因及其逃离的心理动机。第五部分重点探讨了杜利特尔如何通过神话诗的创作获得自由,并实现精神升华。第六部分是结论,作者简要地总结了全文,并指出杜利特尔的逃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她最终通过神话诗的创作重新获得了精神自由。
本文介绍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传播思想,其中重点介绍了他的社会群体传播观,并指出他的传播思想对后来传播学的影响。对弗洛伊德的传播思想研究,是从他的心理学理论着手的,之前对他传播思想的研究都停留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上,而本文是研究他群体心理学观点中所渗透的传播思想。笔者对当时的群体心理理论研究做了简单的梳理,分析他群体传播思想的形成的源头。弗洛伊德的群体传播思想:强调群体传播是人的本能所为,是对群体领袖的认同和对群体成员的模仿。笔者在深入阐述弗洛伊德群体传播学观点时,对群体传播的概念界定是广义上的,包括心理群体等,不局限在传播学狭义的界定上。本文还分析探讨了,受到弗洛伊德群体传播思想影响的传播学者。可以看出,弗洛伊德虽然不是一个传播家,也没有传播学的著作问世,但是他的群体心理理论体系中的确透露出传播思想。并且这样的传播思想,也影响到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对传播界而言,意义重大。
目前,译界在对>文化转向<和>解构范式<的反思之后,提出了回归本体、回归语言的呼吁,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还要回归文学性。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本研究将视角投向了语言和文学的本源——神话,试图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通过回归本源、结构、共性和整体,在解构主义范式走入困境之后,为译学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建构策略。本研究是一项多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助于恢复译界对语言和文学的神性起源的崇拜,认识到差异中的共性和分裂中的秩序;通过关注文学翻译中的诗意性和身体感受,在目前过分张扬理性的译学传统和语境下,凸显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成分,尤其对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遵循学源追溯—合理性论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翻译批评方法建构—典型译作评析的研究思路,形成由远及近、由理论向实践转化和落实的研究路径。神话和原型因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常常被相提并论,神话是原型的语言载体,原型是神话故事中稳定性成分的凝结,许多对原型的认识本身就是神话研究的成果。由于是将译界一直较少关注的神话.原型理论嫁接到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文章第一章对神话和原型的研究史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梳理,为后续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铺垫。除了回顾已有学术成果的要点之外,本章也初步总结了翻译界目前与神话-原型理论相关的一些隐性研究,作为后文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参照。在理清相关学源之后,第二章从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四个方面为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本章首先肯定了卡西尔通过引入神话思维重新确立了人文学科及其认识论基础的学术贡献;其次,阐述了弗莱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与神话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的思想;再次,重申了弗莱的观点,即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话,文学创作是原型的置换变形;最后,强调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认为这使得神话-原型理论的引入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大潮相契合。在论证了引入神话-原型理论的合理性之后,文章的第三、四、五章探讨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精神结构。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以神话-原型理论为新的观照视阈和理论依据重新阐释这些问题,其中可译性试图回答文学翻译以何存在的问题,本质研究回答文学翻译如何存在的问题,而译者的精神结构回答文学翻译因何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本研究力争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地方。第三章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时,依据原型的稳定性特征,在弗莱对原型具体形态描述的基础上,将原型具体化为主题、结构、意象和语言四个文学作品要素。研究认为,1)初级关怀神话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提供了可译性;2)结构主义关于民间故事叙事形态及其叙事语法的研究为文学作品深层叙事结构的可译性提供了依据;3)隐喻性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原型意象体系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作品回归共同的本源,并使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作品之间跨越时空而组合为一个依据一定传统前后延续的整体;4)本章还以本雅明的>纯语言<、弗洛姆的>象征语言<和利明的>神话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理论原型,对文学语言的可译性展开了论证。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第四章遵循从起源考察事物本质的思路,基于文学是神话或隐喻思维的产物以及翻译语言转换的普遍本质,尝试将文学翻译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创造诗性隐喻的艺术。本章具体从词源考证、更新创造、求同存异、部分提取、身体在场和生存体验六个方面对文学翻译和诗性隐喻做了类比研究,突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多义性、体验性和生存本体论意义。这些都是隐喻本质属性的表现,也保留了原始隐喻(神话)思维的痕迹。在引入神话-原型视阈之后,第五章从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三个层面论述了译者的精神结构。研究认为,具备神话-原型特质的文学作品指向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深处,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成为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诊疗手段。由于神话内在的文化和政治功用,文学翻译成为压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记忆和书写国家神话的符号行为。本章借鉴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重新阐释了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认为归化翻译体现了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恋,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虚假认同,而异化翻译释放了原本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压制的无意识成分,以>异化的语言<来对抗语言的异化,是译者对原本充满爱欲的拥抱,达到了主客体同一的隐喻式体验状态。将个人无意识理论引入之后,本章拓宽了翻译的概念内涵,并发现了文学翻译与精神诊疗之间的相似性。翻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翻译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在探讨了基本理论问题之后,第六章将弗莱提出的文学的>后视<批评法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获得了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层次的意识就是从语言符号、多层意义、文本结构和原型模式四个层面展开对译作的评价,强调把前后相继的水平换喻式文本结构解读为向纵深挺进的垂直隐喻式结构。文类意识在文学翻译批评中具有基础地位,不仅为译者提供了书面表达的规范,也为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期待视域<,是其接受和批评译作的起点,并且文类的差异、混杂和界定要素对于文学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翻译批评都立足于文本的空间维度,引入原型因素后增加了时间维度,产生了翻译批评的互文视角,其中,译本链、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批评的互文意识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七章按照第六章建构起来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后视<法,选取两部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译本予以评价,包括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的多个中译本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的余国藩英文全译本。评价过程有意识地贯穿了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试图通过对具体译作的评析,证明本文提出的翻译批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转化能力。总之,本研究是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在吸取结构主义强调共性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互文意识等合理性成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避免了其中的一些弊端,因此本研究既能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大潮合流,又能纠正文化范式对文学翻译本体的偏离,使文学翻译研究向着文学性回归。与此同时,本研究展现了当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承继关系,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层面,强调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作为一次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尝试,本研究期待能有助于译界对文学翻译的新认识。
作为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田纳西•威廉斯以其不朽的艺术成就成为美国及世界剧坛的奇葩。在长达50年之久的戏剧创作生涯中,他奉献剧作七十余部,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们的热烈称颂和赞誉。《玻璃动物园》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剧作中,他将饱含浓郁诗情色彩的现实主义引入了美国剧坛;《欲望号街车》堪称为性与心理完美结合的典范,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文化意蕴;《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则对政治与性道德进行了大胆地追问。近年来一度被视作其败笔的后期剧作脱颖而出成为评论界瞩目的焦点。田纳西为美国及世界戏剧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先后获得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家协会奖、托尼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最终奠定了他在美国乃至世界剧坛的地位。《剑桥文学指南》的编辑者马修•路德恩在评述美国二十世纪的剧作家时提到:>田纳西•威廉斯在美国剧坛的中心地位并非时序使然,而是在于他的戏剧想象力。<然而,这位以其独特创作风格丰富美国及世界舞台的戏剧大师却备受争议。由于威廉斯本人复杂、>病态<的生活经历、作品中荒诞离奇的戏剧情节以及性、暴力、疯癫等敏感的戏剧主题,他曾一度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一些评论家对其剧作大加贬斥,认为他的剧作道德败坏、有失伦常。因此,当这位戏剧大师离世之时,琳达•瓦恩纳在《今日美国》中对之给予这样的评价:>当听说田纳西•威廉斯刚刚在楼上去世时,没有人在打听他是谁……当然,名声并不能说明什么,但现代剧作家中再也找不出一位像威廉斯这样复杂而又生动地影响美国意识的剧作家了。尽管他的吸毒、酗酒、同性恋和后期剧作的失败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那些获奖作品却依然存在,这正是匕首与诗歌同存的有着缺陷的人性的体现。<威廉斯在美国和世界剧坛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剧作的负面评论显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蕴含于威廉斯剧作中丰富的人性内涵深深地触动了现代人脆弱而多感的灵魂,然而扑朔迷离的人物以及迷幻的语言风格使其剧作晦涩难懂,长期以来遭到误读。鉴于此,有必要对威廉斯剧作进行全面解读以期挖掘出其中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与同时代的其他两位戏剧大师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一样,威廉斯也十分关注处于精神迷惘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但不同的是,他所关注的是那些形形色色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剧作中,他竭力展现这些>有缺陷的人<那饱受痛苦煎熬的灵魂。追本溯源,威廉斯在其剧作中对于边缘群体的热切关注源自于患有同性恋恐惧症的美国社会带给他这个>性倒错<者的创伤与痛苦。因此,威廉斯剧作中的主旋律必定是与他边缘的性身份紧密相关的边缘思想。威廉斯的个人经历与美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其作品的影响使其剧作中同性恋的表达十分复杂,这一复杂性要求必须在充分考虑到文学评论的四大要素,既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的基础上,从与作品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入手对其剧作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解读。经过严密的论证,精神分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及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顺次成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于是,同性恋为研究对象,精神分析为研究方法,威廉斯边缘思想体系为研究目的,共同演绎了这篇《边缘上的变奏:威廉斯剧作中同性恋维度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主张通过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进行文学研究,认为梦的形成与文学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鉴于梦的隐义可以通过梦的显像来表达,那么威廉斯作品中显现的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自画像则成为探索他个人边缘感的主要渠道。威廉斯的剧作大多是情感性自传,并非他个人经历的真实展现而是其心理世界的反映。剧作中,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边缘情结投射在剧中人物身上:早期剧作中,这位年轻的剧作家将女性人物视为他的情感之根;麦卡锡时代,作家的使命感敦促这位成熟的剧作家将面戴神秘面纱的自我送上了为边缘人群寻求救赎希望的神圣之旅;当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缓和时,威廉斯的生命和艺术之火已渐渐燃尽,于是他在作品中留下一份空间,期望在真实自我的寻求中重返艺术世界。这些游弋于作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所汇聚而成的威廉斯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自画像向我们展示了威廉斯的个人边缘感。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探讨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社会无意识对个体意识进行控制的,这为探讨威廉斯流于作品中的社会层面的边缘感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推崇异性恋的社会里,同性恋被视为一个规避的存在,这种内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症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神经过敏,致使同性恋这一群体痛苦地挣扎在主流社会的边缘之上。剧作中,威廉斯在表达他个人边缘感的同时,也通过从多角度展现社会强加给同性恋的心理创伤来表达同性恋作为边缘群体的边缘感: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症这一社会无意识的作用下孤立、排斥同性恋;出于对排斥的恐惧,备受压抑的同性恋只能选择逃亡作为他们的出路;然而不幸的是,正是逃亡使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之中。由此,在见证威廉斯作为一个成熟的剧作家如何将个人情感转化为艺术情感的过程中我们领略到了他社会层面的边缘感。威廉斯的剧作中饱含大量的神话和原型。对他而言,神话和原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是很>自然的戏剧语言<,威廉斯由此展现了他对世界的感知。荣格的原型理论认为,神话和原型代表了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因而具有文化的内涵。剧作中,他在描绘主流文化所推崇的二元对立模式下残缺不全的世界的同时,竭力凸显他构建的以和谐、相容为文化理念的理想世界:在个人意识的范围内,他摒弃了精神与肉体的分裂、呼唤完整的人性;在两性世界里,他打破了两性的界限,崇尚双性同体;看到同自然的分离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他表达了逃离这个腐朽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容的美好愿望。两种文化模式下两个世界的对比彰显了他对异于主流文化的同性恋边缘文化所做的贡献。福柯认为,语言是各种权利运作的载体,运用探索无意识与语言关系的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对威廉斯剧作中同性恋话语的解读可以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他在剧作中所表现的对于主流话语的独特的应对机制,其作品语言风格的流动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政治气候及其文学地位变化的晴雨表:早期剧作中模棱两可的语言显示他>欲语还羞<;麦卡锡时代,既得的文学地位使他得以在作品中构建同性恋新形象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同性恋形象的贬损:石墙事件以后,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威廉斯采用了直言不讳的表述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各种戏剧手段作为语言符号来表现同性恋的心理问题。剧作中语言风格的变化展示了威廉斯政治层面的边缘感。至此,这部为徜徉于威廉斯剧作中的边缘思想而唱响的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精神分析的变奏曲终于落下了帷幕:威廉斯所热衷的自我表述将我们带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可以真实地探求他作为一个同性恋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作为同性恋艺术家的>非个人化<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他剧作中所描述的和他一样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同性恋群体,在对其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蕴含其中的浓郁的社会意识;神话和原型增强了威廉斯剧作的普遍性,这使威廉斯得以在作品中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抗衡的理想世界,由此为被主流文化所不容的同性恋文化做出了贡献;对威廉斯流动变化的写作风格的研读使我们的嗅到了其中强烈的政治味道。这样,四个理论节点所形成的四个变奏,既论文的四个部分交相辉映形成了这部变奏曲的多彩乐章。尽管威廉斯的作品频频受到非议,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观众及读者对之兴趣依然不减。一些曾因威廉斯戏剧而名声大噪的演员如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杰西卡•唐迪至今依然令人难以忘怀;他诗性妙曼的语言依然回响在舞台上;他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还扣动着观众与读者的心弦。如今,威廉斯已离世二十余载,其剧作在世界舞台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演,其戏剧研究也日渐趋热。威廉斯戏剧的再热不仅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其剧作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他笔下的那些形形色色在道德和人性上错位的边缘群体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终于唤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人物所展现的苟存于主流文化之中的生活方式和边缘文化意识都有待于我们对之进行重新鉴赏和审视,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超越于时空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希望本论文所提供的独特的理论视角可以为此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局面,从而为日益多彩的威廉斯戏剧研究抹上浓重而真实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