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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观点,主要反映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派系,他们打破实证主义,以反实证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现状。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继承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相关理论,而且受到叔本华和尼采非理性思想影响,还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韦伯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中,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最为深刻,他们以此为根基,创立了一套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并由此进入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眼中,批判是理论特色的标志,批判理论高于哲学,且与哲学思想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否定一切现存的事物,同时,对一切事物真理追求复归到事物自身之中。20世纪的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视角开始转变,那时西方工人的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法西斯的集权主义者在欧洲迅速崛起,在此种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的研究重心不在是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强大的革命信念,而转向了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研究,由此进入对《手稿》工人阶级的同情和关注的视域中。他们试图唤起人们理性觉醒,来打破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从启蒙运动至今,人类的理性虽然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的理性坠入了实证主义思维模式中,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人类理性的思考和反思,沦为了奴隶,成为了工具,这种理性不在是服务于民,而是成为人类谋取利益的手段,理性的背后是一种钱权交易、是一场话剧表演、是一种景观社会。理性失去了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意义,不在是忠诚服务者,却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研究工业社会的高级文化、通俗文化等问题时,他们都围绕着对理性问题的研究。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化的批判,进而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来理解《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家批判,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所遵循的经济理性原则,是否科学,是否现实,是否符合工人的利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这种所谓的经济理性原则,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背后,所掩饰的个人经济利益、个人的权利以及人与人等级划分等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以敏锐的视角发掘到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背后,人类对理性意义错误的理解。由此,对理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法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新的研究路径。为了对理性问题的研究,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手稿》的异化理论进行分析,探究人类理性到底是什么?人类如何才能保持理性?他们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吸收了《手稿》的异化理论,且不局限于《手稿》涉及到的劳动产品异化等问题的研究范围,而是把异化问题的视域拓展到工业文化以及其它人类现实生活领域中,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存在许多异化问题。马尔库塞对《手稿》异化劳动问题的研究,把劳动问题复归到现实,指出了人的劳动属性不属于自身的原因,失去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劳动与人本质分离,根源是个性自由的丧失。此外,他们把马克思对人与劳动的关系研究,看成是理性自反性的折射,理性具有的自反性,可以对现实活动产生新的认识。马尔库塞、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他们一样,也站在这样理性的视角,他们的理性基础都是重视人类的价值,强调个性自由和思维的能动性以及关心人的生命以和生存状况,由此他们共同走进了人道主义视域。马尔库塞和弗洛姆试图在人道主义视角中,唤起人们对人本质问题新认识,通过人道主义唤醒人们的良知,构建伦理道德价值观,来约束人们的活动。他们关注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人道主义批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对人个性自由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通过现实生活中个性自由程度的考察,来判断当下人的理性是否真合理,是否真自由,是否真得到解放。施密特继承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提出的新课题,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把人对现实生活问题的理解,归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施密特继承了《手稿》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活动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桥梁。但是,施密特并没有过于关注人的实践活动,认为对现实的关注不能只是实践活动,最重的是《手稿》中的感性思想,施密特把《手稿》中的感性思想与现实活动结合起来,认为感性的现实活动才是探求人类寻求真理的标准,施密特把情感问题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人的情感、感受。由此看出施密特也陷入的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视角中,他们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因此,施密特感性现实活动,最终也走进了人道主义视域。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感性问题的研究中,维尔默把感性、情感的研究纳入到对美学思想的研究。通过人对事物美的认识,来分析个人情感等问题。他追求情感产生的根源,挖掘美学思想中蕴含的感性思想。维尔默的美学思想与《手稿》美学思想不同,《手稿》指出>劳动创造了美<马克思认为人的美学思想来源于人的劳动过程,人在劳动中通过五官感受,产生了对美的认识,马克思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美学思想认识的差异性,每个人对美的认识都是不同的。维尔默强调美学思想的大众化认同,认为人对美学思想统一认识是人与人之间思想发生碰撞后,产生对审美的统一。由此建构起统一的审美标准。可见维尔默美学思想是一个否定之否、不断批判再批判的过程。维尔默追求理性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批判再批判的方式,他试图把美学思想蕴含的感性思想与理性统一起来,希望在感性中寻求人类的自由。虽然他把美学思想规范成标注化、实证化、统一化认识,企图打破了理性研究中存在的实证主义的缺陷,但是,却陷入感性抽象的视域。
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讲述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因各种原因违背内心真实需求,使自我长期处于异化和分裂中。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十八世纪末期的社会风俗,展示了彼时人们的生存和心理状况。《米》是中国当代作家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线是主人公五龙到城里求生存的曲折经历,以及他与米店姐妹间的感情纠葛。小说揭露了城市繁荣背后人性的复杂和丑恶。《呼啸山庄》和《米》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却都展现了人的异化这个主题。最重要的是,当面临异化、面临困境时,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光又都最终为他们赢得了自我救赎机会。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方法,结合埃里希•弗洛姆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究《呼啸山庄》和《米》中人们在异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应对行为和心态,以期对现代人如何避免异化并保持以>爱<为核心的健康人性有所启发。除绪论和结论外,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包括作家作品简介、文献综述、研究意义和目的。第一章梳理了弗洛姆异化理论的渊源和他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第二章介绍了《呼啸山庄》和《米》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面对的异化社会环境。第三章解读了小说中主人公畸形欲望,主要体现为物欲的异化和权欲的异化。第四章解析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异化,具体分析了两部小说中男女间情爱的异化和亲情伦理关系的异化。第五章聚焦小说中自我人格的异化。两个文本中男主人公都在现实与幻境之间来回游移,他们的身份一直处于异化分裂中。第六章探讨了消解异化的力量。超越和摒弃异化需要爱的救赎及完善的人格和重生存而非占有的健全社会。希斯克利夫和五龙都经过由人变魔、由魔归人的历程,他们最后回归人性,是因为他们有发自肺腑的爱和未泯灭的善良。论文结尾部分指出,异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作为社会中的人会受到自我和外在环境的双重压力,只有爱的力量、健全的社会能让人们避免异化,保持健康的心理。
异化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提高,但在精神方面陷入了异化的困境。现代社会错综复杂,异化现象被隐藏的很深使人们难以辨别。社会的新变化带来的是更深层的异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异化问题,并且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同样会遭到西方国家的这种情况,所以,为了我国能够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少走发达国家的弯路,对异化进行全面、深层的探讨还是很有必要的。近现代异化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弗洛姆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对两者异化理论的比较可以为研究异化提供新的视角,丰富并发展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拓宽人们分析问题的思维。文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先叙述了异化在西方历史上的演变,让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异化的发展,为文章主题部分奠定基础。此外,还分别对形成弗洛姆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的背景作了概述,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两人的异化思想。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了两者异化理论的共同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两者异化理论的共同来源,导致异化的物质前提是相同的,异化给人带来的伤害也是一样的。第三部分先分析了两者异化理论的差异,并对其差异作了原因分析,两者异化理论的差异分别从剖析异化的视角、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在各领域的表现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的,并且也剖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是评析了弗洛姆与鲍德里亚异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所带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人的本质问题一直是哲学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马克思和弗洛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讨,得出了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存在明显差异的结论。理解这些联系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的理解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更好的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等几个命题中。其中,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得以形成的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在这些联系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共同体则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存在形式。但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们不仅不会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看作他们的生命须臾不可离开的本质,而是把自己理解孤立的个人,把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看作时刻需要逃离的外在束缚。面对人的本质的这种普遍异化,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才能最终扬弃。而这一切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作为一名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受到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犹太教和佛教等各种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必须从他们生来就具有的同样的潜能这一角度着手,而劳动则是实现这些潜能的具体途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实现其潜能的过程中,无法体会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丰富的道德与爱,从而会在心理上产生出深刻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联系的疏离就人的本质的异化。要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就必须在超越以私有财产的占有为目的的公有制社会中,重建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尤其是其劳动观点,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得以产生的基础,弗洛姆则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得以实现途径;马克思认为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弗洛姆则把异化理解人的一种心理体验;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弗洛姆则把异化的扬弃寄希望于心理治疗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