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h Fromm’s biophilia,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corporating an interaction between existential needs and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was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Fromm’s proposed Analytic Social Psychology. Despite an enduring influence, Fromm’s theory of biophilia has been largely untested in the literature. Fromm argued that biophilia was the optimum way to conceptualise malignant aggression, a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and reward of cooperation was the best way to increase levels of biophilia, and thereby reduce levels of destructive behaviour in a population. It was the aim of this thes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and reward of cooperation would increase biophilia, and decrease aggression, in a population. In Studies One to Six, a trait biophilia scale was developed and psychometric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established. In Studies Seven to Nine, scale predictive validity in comparison to existing trait measures was investigated in theoretically appropriate areas including online behaviour,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Study Ten, a game theory paradigm for introducing and rewarding cooperation was develop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biophilia, cooperation and aggression were investigated. Contrary to Fromm’s theory,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aggression and cooperation, and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ose and biophilia, were found.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introducing and rewarding cooperation were investigated, and again contrary to Fromm’s theory, introducing and rewarding cooperation produced an increase in aggression and a reduction in biophilia. These findings may reflect an inherent tension within Fromm’s theory between the use of existential needs, that were argued to be the product of competitive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use of cooperative interventions derived from Marxist theor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biophilia, cooperation and aggression may be mediated by frustr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异化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异化一词出自拉丁文,有让渡、转让、疏远、差异、分离、精神错乱等义。以后不同的哲学家赋予异化不同的涵义,霍布斯在权利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黑格尔认为异化即是绝对精神的外化,马克思的异化论主要是劳动异化,卢卡奇认为异化即物化,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是总体异化的社会。文章评析了这几种关于异化的经典观点,寻求异化产生的根源。从生产力异化、消费异化、科技异化、政治异化多个方面分析异化的涵义和表现。文章在传统西方社会学角度对>异化<概念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时期异化表现出不同特点,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这两重关系的交互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异化;也由于这两重关系的交互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又必然会扬弃异化。因而得出异化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经之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本质上讲,异化是一个关系范畴,文章从它的表征是实践过程中客体对主体的否定性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表征为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的相悖关系,得出异化内在于人类实践过程之中,因此与人类历史共始终。这并不构成人类悲观的根据,相反,它是人类不断进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与源泉。而处于特殊时期的当前中国应当重视>异化<现象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异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和可抑制的可能性,注重社会形态差异,着力创建社会公正、完善法制建设、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以及合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有效付诸实践是抑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可鉴手段。
自古以来,自由问题是人们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也是人们积极实现的目标。然而,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弗罗姆作为20世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问题同样是他关注的中心。但是,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的思路与以往研究自由问题的理论家有所不同。弗洛姆的自由思想主要吸取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营养。他从历史和心理的两个维度,去探索自由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脉络。在弗罗姆看来,人们从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下一步步的解放出来,作为个体的人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又使作为个体的人们感到没有了依靠、感到不安全、焦虑,无法享受辛苦得来的自由。从此,人们以为只要全力投身到经济生活中,把自己看作是机器的一份子,就可以忘掉现实。为了摆脱心理的压力,减弱这种不安全感,人们从>追求自由<的理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逃避自由<。对于如何解救这种病态的自由观,弗洛姆给出了一个解救的方案,即创造性的工作、爱和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他认为,自由的先决条件就在于健全的社会,必须去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来维护来之不易的自由。只有这样,人们才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才能实现自由的理想。本文立足于弗洛姆原著理论资源的研读,结合当代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研读成果,力图从弗洛姆理论的整体,对其自由思想的整体性、历史性和局限性进行研究。因此,本文的主旨存于能够说明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彰显其自由思想的现实意义,能够为我国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参考。第一部分,从弗洛姆自身的社会境遇和理论境遇出发,探索其自由思想的背景。弗洛姆生活的年代是上世纪前80年,这也是人类社会各种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危机、纳粹掌权、核武器运用于战争等等,这些都是弗洛姆观察的重要题材。其次,弗洛姆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也是形成其思想的重要依据。第二部分,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点。弗洛姆的自由思想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即现实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状况。在现实中,人们无法逃脱生存和历史的二分律。他既坚持马克思关于从现实社会中研究人的观点,也认为人难以改变历史留给自己的位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无法逃避被异化。在弗洛姆看来人性既有动物性又有社会性,那么,异化就不只是社会的异化,人性也被异化了。因此,这些成为了其自由思想理论的现实内容。第三部分,从其理论的整体性中,阐述弗洛姆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自由悖论的产生和健全社会的构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弗洛姆分析了各个时代人们追求自由和对自由的态度。接下来,从历史和心理两个维度,他进一步分析了自由走向自己的反面的过程。最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他探索了消除>逃避自由<的措施,即创造性的工作和爱,以及对社会进行改革——构建健全的社会。第四部分,通过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考察,说明其自由思想的意义,并且论述了其局限性。把>自由问题<纳入心理学范围内,这是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独特之处。但是,他在解决>逃避自由<问题时,只凭借创造性的工作、爱和进行几项改革,太过于空想性和不切实际,没有真正找到一条走向自由的合乎实际的道路
从>爱欲解放<和>逃避自由<的人性学说出发,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价值合理性,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也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工业和消费造成了人性的严重异化和个体的畸形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趋于同一。更为严重的是,个体和社会都丧失了对自由、幸福和>善<的价值追求,伦理道德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想。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以>爱的理论<和>商谈伦理<的社会伦理建构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与其它理论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伦理思想具有人本主义,批判性和悲观性等特点。由于历史的限制和认知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伦理思想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理论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批判,对于现阶段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现实的启示价值。
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与意识流大师乔伊斯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奇才,在他们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的《台北人》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两部作品都以作家所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各自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下特定城市群体的人生百态,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忘怀且诉说不尽的城市记忆,进而表现了博大的人生与历史主题。两位作家站在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高度,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剖析了时代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与具有现代色彩的城市人物情感,尤其是《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描写这些城市群体以及他们复杂的人生与命运时俱都透视与观照了这些特殊的文化类群所特有的一种孤独感,揭示了形成他们这种孤独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根源。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深度比较,从他们各自所表现的孤独的形态、孤独的变异和形成孤独的根源展开系列研究,揭示两位作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持有的一种非理性视角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在荒诞的现实和无情的时间中的无助感和异化感,从而反思传统、拷问当下、展望未来,以人道主义情怀关注>人<的感受、观照>人<的生存、体验>人<的孤独。本论一方面依托《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两个文本对白先勇和乔伊斯的孤独意识进行了具体的观察与比较,同时也从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审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在人类学的层面以美国学者弗洛姆>爱的理论<讨论实现>孤独的救赎<,尽管白先勇与乔伊斯在《台北人》和《都柏林人》中没有给孤独的救赎指出一条明路,但他们在作品中都体现出了>爱<,白先勇对>台北人<是尊重的、理解的、关心的,他以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爱着笔下那群在历史和命运中苦苦挣扎的>台北人<,同样,乔伊斯也深爱着爱尔兰,深爱着都柏林,并通过>都柏林人<最后的>精神顿悟<,唤起民族意识的苏醒并激起民族性情的释放。>青春短暂,艺术永恒<的创作理念使得两位作家在>民族<、>人性<和>文化<的层面在对孤独感进行展示时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永恒。
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彻底解放的历史。弗洛姆与马克思都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实现人类从异化状况中解放出来。弗洛姆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处境出发,探讨了人的基本需要和社会性格,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病态的社会,现代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生存方式。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和现代人的异化状况,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地批判,最后提出对人本身的改造和对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全面改造的建议,以最终实现他所构想的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的目标。马克思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人和人类社会,阐述了他的劳动异化思想,以此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一个人人能够得到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获得彻底解放。本文的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弗洛姆与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的共同基础,主要从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寻求人的解放出路、以社会历史发展为基础揭示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三方面来加以探讨;第二部分阐述了弗洛姆与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不同设想,主要从对解放内容的规定、对解放道路的选择、对解放目标的设计三个方面的不同加以阐述;第三部分主要从马克思的视角评析弗洛姆的贡献与局限。
希尔达•杜利特尔是享誉20世纪美国文坛的著名意象主义诗人,早年的诗歌短小硬朗,生动地诠释了意象派的创作原则,后期诗风有所改变,带有神秘主义倾向,显示出对改写古希腊神话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本文试用著名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有关逃避机制的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杜利特尔在诗歌中一再抒发的对逃离现实的渴望。弗洛姆在其名著《逃离自由》中指出:虽然人类对自由有着很强烈的渴望并且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可是随着现代意义上自由的获得也使人们从那些给予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纽带中脱离出来。并且随着个人力量的不断增长,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和恐惧感也随之产生并不断加剧。人们常常会感到不安全,无助,怀疑,孤独,甚至恐惧。为了摆脱孤独感和恐惧感,人们试图去逃离现实。这便是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弗罗姆提出多种逃避的方法,并认为其中唯一积极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发的创造性劳动,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杜利特尔在其坎坷的人生中便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她在自我个性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压抑而孤独,因为孤独而逃离现实,通过想象进入诗的境界,在诗歌创作中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由此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实现了她的人生价值—追求真与美,追求妇女平等、追求信仰自由、追求爱情自由、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由。杜利特尔在诗歌中创造了丰富的世界,在精神上完成了由孤独无助到自由的转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本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地介绍了杜利特尔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以及她诗歌的主要特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简要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杜利特尔诗歌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框架,扼要介绍了弗洛姆心理逃离机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第四部分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简要分析了杜利特尔逃离现实的原因及其逃离的心理动机。第五部分重点探讨了杜利特尔如何通过神话诗的创作获得自由,并实现精神升华。第六部分是结论,作者简要地总结了全文,并指出杜利特尔的逃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她最终通过神话诗的创作重新获得了精神自由。
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是指他围绕>社会性格<概念所构架的具有弗洛姆特色的性格理论体系。本文集中介绍了社会性格理论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来源、社会性格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性格的概念与形成、社会性格的类型等)、社会性格理论的功能以及社会性格理论的影响与评价。论文的最后,笔者提出了在研究社会性格理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国内外学者对于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进行批评的两点重点进行了讨论。社会性格理论在弗洛姆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弗洛姆综合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学说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有利武器,并且在此基础上弗洛姆为社会出路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答案。整个社会性格理论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本文力图将散落在弗洛姆著作中有关社会性格理论的思想提炼并梳理出来,并给出自己的评价。
本文介绍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传播思想,其中重点介绍了他的社会群体传播观,并指出他的传播思想对后来传播学的影响。对弗洛伊德的传播思想研究,是从他的心理学理论着手的,之前对他传播思想的研究都停留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上,而本文是研究他群体心理学观点中所渗透的传播思想。笔者对当时的群体心理理论研究做了简单的梳理,分析他群体传播思想的形成的源头。弗洛伊德的群体传播思想:强调群体传播是人的本能所为,是对群体领袖的认同和对群体成员的模仿。笔者在深入阐述弗洛伊德群体传播学观点时,对群体传播的概念界定是广义上的,包括心理群体等,不局限在传播学狭义的界定上。本文还分析探讨了,受到弗洛伊德群体传播思想影响的传播学者。可以看出,弗洛伊德虽然不是一个传播家,也没有传播学的著作问世,但是他的群体心理理论体系中的确透露出传播思想。并且这样的传播思想,也影响到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对传播界而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