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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研究角度,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方法,对西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和反思。本文旨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进行系统研究,追溯其理论源泉,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第一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的来源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石。首先是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他大大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前期,意识形态具有浓重的否定性涵义。在他们看来,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会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就需要编造谎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消费文化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消费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持对被统治阶层的统治而编造的一种谎言,是一种虚假意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葛兰西看来,在国家的统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不但会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还会通过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等柔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让被统治阶级自觉地在内心深处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阵地战的特点,具有持久性,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影响很深。菲斯克就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菲斯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领域,消费者并非言听计从,而是在消费领域与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这实际上是受到文化领导权夺取中阵地战理论的影响。其次是异化。异化的概念也不是马克思首先使用的,但马克思深化了对异化的研究。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成为异己的力量,开始控制人,异化人。后来马克思又明确地使用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真正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商品异化的具体体现,是对其早期异化学说的进一步深化。在马克思之后,将异化理论发扬光大的是卢卡奇。卢卡奇看到,异化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延伸到整个的生活领域和消费领域,成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命运。异化不仅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也在人的无意识层面展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深受异化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而鲍德里亚则看到,人不仅为具体的物控制,而且也陷入符号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第二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非常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是与对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对消费文化的批判中,他们看到,消费社会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形态,物质的极大丰盛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带来幸福和民主。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工业所导致的蒙昧,艺术被市场化,个性生命的沉沦之类弊端;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与消费文化一道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让整个消费社会成为失去了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使人们沉浸在消费所承诺的幸福之中,沉浸在用消费表达自我的幻觉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弗洛姆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中,异化非但没有减轻和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人性非但没有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反而更加扭曲。消费让人异化,成为消费的机器;本雅明亦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灵韵已经消失,艺术家的灵魂已被腐蚀。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研究是深刻的,有重大的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他们过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低估了消费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抵制;其次,他们把消费者看作是原子化的乌合之众,忽略了消费者的复杂性和主体能力;最后,他们把文化文本当作是简单的、标准化的、没有个性的文化产品,而没有注意到文化文本的复杂性,以及接受者解读的多种可能性。第三部分对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影响渐大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菲斯克和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消费文化的研究。菲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他看来,消费者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强烈的斗争意识;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统治阶级利用消费文化推行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被统治阶级躲避、对付或抵抗意识形态的过程,更是建构自己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和寻求快感的过程。这类见解,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转向了微观政治的研究方法,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关注模式转向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一味地强调统治阶级的强大,转向了强调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突出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躲避和抵抗。尽管菲斯克突出了消费者的权力和主动性,但他有些矫枉过正,过分突出了大众的力量,反而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其结果是他的微观政治领域中的抵抗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根本就无法改变现行的制度,只能是认同和肯定现实,批判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锋芒。鲍德里亚主要见解是:在消费社会,人不仅被具体的物品所异化,而且处在强大的物的体系中,被符号所异化。符号体系成为控制人的新力量,消费者陷入永无止境的符号体系的模范/系列和个性化的追求之中,永远难以满足。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即从强调物导致的异化转向强调符号所导致的异化。鲍德里亚早期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看到了传媒与符号对人心灵的腐蚀,疾呼消费社会对人类精神的危害。这些见解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鲍德里亚的理论也有值得注意的缺陷。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此外,他的超真实、内爆、模仿、仿真等符号学概念遮蔽了不平等的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罪恶,掩盖了符号背后的真实与利益,使符号本身被神秘化。最后,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既坚守了意识形态和异化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又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灵活化的研究策略,这让其研究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为人类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我国虽没有进入消费社会,但已明显受到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为了建立健康的消费文化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研究,并吸取其优秀成果。
通过文本细读,以结构主义>整体观<和狄德罗>美在关系<文论思想为指导,主要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埃里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美学分析人物性格特征,把周朴园置于各种>现实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侍萍的关系、与那个>空白<——>有钱有门第的小姐<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整体的人物性格分析,发现周朴园是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症<的病态性格,偏重于>虐待症<性格。对周朴园病态性格形成的可能性因素进行了考察,揭示出中国国民>虐待——被虐待症<病态性格的大批量生产和文化根源。这一创新性阐释丰富了周朴园典型形象的代表意义;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视角,发现了文本中的>雷雨<意象、剧终时《圣经》的出现、剧中人台词——>天<与>天意<的反复言说,这三部分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雷雨》整体框架所表达的意蕴>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艺术表现;通过对文本、作家创作论、评论史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雷雨》表现了人的命运主要受遗传基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家庭和社会环境、宇宙中高于人类智慧的神秘力量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朱栋霖认为作为自然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象征主义者,或者作为诗人,奥尼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除掉>精神分析者<、>神秘主义者<外,完全可以用来评价曹禺,本课题研究认为曹禺作为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创作《雷雨》时的曹禺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先觉者。
从技术产生之初至今,因其带给人类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就一直受到人类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对物质利益顶礼膜拜的同时,人类似乎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技术是人凭借理性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因此理所当然带有人类心理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求,对这一单向度的关系关注过多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时至今日,技术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单向度关系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社会心理需求依然主导着技术的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技术却也对社会心理的发展产生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符号互动理论切入此问题,将技术视为一种特殊符号,从而研究技术对社会心理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大量现实的技术事例的分析表明,技术作为一种符号,在改变人类社会心理的交流方式和情境的基础上,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社会心理中的自由感、认同感和宣泄感,有利于维持社会心理的平衡,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技术也打乱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群体分裂,使人类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与功利化,冲击了社会心理中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技术对社会心理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消极影响源于技术的异化现象。技术的异化使人类丧失了心理的自主性,人类社会心理逐渐被技术控制,成为技术的奴隶,越来越显示出技术化的倾向。这也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技术座架的促逼下,人类社会也越来越像一个>技术领域<由此形成了现代>理性人<的困境。那么,人类社会心理技术化的倾向完全不可逆转吗?针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理论,找到一条避免异化,使技术发展与社会心理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道路。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注重人的因素的介入,促进人类社会心理的完善及对技术的合理运用,并加强对技术的人文关怀,理性地运用技术伦理加以引导应是避免社会心理技术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大众文化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需要思考的是:大众文化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政治问题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研究大众文化政治不仅是一个理论探讨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然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分别从商品、语言和美学三个维度入手对大众文化政治进行研究,以求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的双重突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大众文化<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但在文化研究成为前沿显学的时候,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使用。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利益和权力斗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选择用popular culture(褒义)还是mass culture(贬义)来命名大众文化的时候,更多地是出于立场与评价方面的考虑。例如阿多诺使用的是mass culture,甚至是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洛文塔尔则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混用,而到了当前的费斯克等人则完全舍弃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个用语的转变体现的是对大众文化认识和评价的转变,即从否定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主流)到肯定大众文化(英美文化批评)的转变。大众文化这个西方概念在进入中国语境时不可避免地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革命性大众文化等概念发生语义上的纠缠,为了捍卫大众文化的独立性,肯定其积极的政治潜能,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大众文化与其它相似概念区分开来,并且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接下来,本章着重梳理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总体来看,它表现为从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分析向注重符号解读的文化研究转换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所处的困境之一是批判的弱化和政治关怀的空洞化,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这种不良状况是由社会分析的退场和符号解读的兴起导致的,由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做到对文化和社会进行细致深入地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化研究的某些不足。这种观点可以说切中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弊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就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另一种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学科上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统一,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的统一。本章最后本着这种范式理想,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个案分析了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中间层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压器,那么中间层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也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压器,稳压器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所以大众文化既反对保守,也反对盲目的激进。第二章从商品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力图通过大众对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它商品一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大众文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与资本的紧密联系,然而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这个特殊属性才使得它与传统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化商品化到底是导致了艺术堕落和专制统治还是促进了文化普及和民主自由,这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法兰克福学派正统思想认为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这种堕落的结果就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流行。我们之所以要把精力首先集中在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考察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商品化的认识,进而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单纯的争论是无济于事的,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商品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地考察。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文化商品化促进了文化公共性的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其二是作为文化传播者的大众传媒的产生;其三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市民阶层的产生。文化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公共性的产生,但是通过商品化而得以暂时逃脱政治束缚的文化却又面临着落入资本圈套的危险。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精神与消费意识的关系,如何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入研究并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从语言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仅仅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表现为>传媒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传媒<。科技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传媒的巨大发展,传媒的巨大发展及其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则又会反过来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传媒和文化的认识,而每一次这样的修正都是以更为广泛的语言理论变革为思想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等人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语言定位为社会意识的过滤器,这个比喻暗示了语言的单向度特征。马尔库塞进一步揭示了单向度语言得以实现的秘密,即抽掉历史和反对抽象,他认为唯一能有效对抗单向度语言的办法就是重新引入历史维度和辩证法。单向度语言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介的领域,阿多诺就对广播和电视等单向度媒介进行了批判。这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它的语言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语言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互文性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众研究被推向了前台。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编码者单向决定的,它取决于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对话,文化和传媒是一种活动、一种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再后来,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之标志的互联网的发明使互文性在文化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文本进一步发展为超文本,超文本不仅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政治诉求的话语空间。尽管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民主性存有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媒,因为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遥远的乌托邦。第四章从美学维度入手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美学在诞生之初是关于感性的学问,它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哲学竭力进入生活世界的途径。审美一直被界定为普遍与特殊、理性与身体冲动在>心灵法则<之下发生潜在冲突的领域,这样美学就不得不关涉到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美学在根本上就具有了政治性。身体快感作为一个与艺术美感相对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众文化的美学。随着身体美学的兴起,快感在大众文化时代日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而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快感会被革命的知识分子视为>统治的<?在商品这个粘合剂的作用下,作为美学的快感如果与政治合谋,即所谓的>政治美学化<,快感被张扬甚至泛滥,那么快感就倾向于成为统治的工具。而在>艺术政治化<情况下,即在极权社会中,快感被压抑甚至被否定,那么快感则往往倾向于成为革命的工具。再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到底是女性反抗男权的斗争场,还是男权统治女性的新领域?或者说女性对自己性别特征的充分表露到底是女性权利的张扬还是仅仅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各方观点争执不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任何性别政治都必然关涉到民族国家和阶级政治,性别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脱离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的解决而单独进行。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和非语境化的研究模式,强调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大众文化政治也只有放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才能被准确地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政治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大众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还有利于打开一扇探究现代性问题的窗口。
本文以马克思关于>需要理论<和>社会和谐<思想在人的生存论上的一致性为基础,在哲学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本文通过对心理需要理论的历史性梳理,折射心理需要与哲学本身所关注的人的解放、幸福密切相关。尤其在当代,关注人的心理需要,这是对人的存在的自我分裂和异化的克服和超越。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自觉以人的方式关注和守望人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关注人的心理需要是理解哲学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维度。以此为基础,本文从>需要理论<、>和谐<观念及>社会和谐<思想这一视角出发,对中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心理需要的思想进行扬弃,特别是弗洛姆理论中的有关论点,以此论证了以人的心理需要为核心构建和谐社会的致思理路,进而深入探究了需要理论及其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古代至近代学者有关人类心灵深层部分潜意识的探索所形成的各种潜意识思想,是潜意识理论产生的前提。自弗洛伊德创立个体潜意识理论以来,潜意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如下四个阶段:(1)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潜意识思想的体系化,即深蕴心理学的创立;(2)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的批判与拓展,即分析心理学的建构。(3)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潜意识理论的综合与深化,即弗洛姆人本精神分析的建立;(4)认知潜意识理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于潜意识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所进行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领域潜意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为构建当代潜意识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江奈生•斯威夫特是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散文、书信集、叙事诗及小说等等,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格列佛游记》是其乌托邦式的代表作。作品中由格列佛充当叙说者,讲述了他四次出海航行所经历的奇特的历险故事,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批判了英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对外扩张和对内压迫的殖民主义政策,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正义斗争。对于这部小说,不少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其讽刺及针砭时弊的意义方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基础,辅以弗洛姆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异化理论,对《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主人公格列佛>经济本我<的发掘及其>政治本我<的觉醒进行阐释。本论文分三部分,由引言、正文及结论构成,其中正文分三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批评角度的选择过程以及论文的大致框架,进而提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首先介绍作者斯威夫特的主要人生经历及代表作《格列佛游记》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国内外评论家对于作者及小说的相关评论;接着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对于异化理论所做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各个角度的研究,再着重提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及弗洛姆心理学中的异化理论,即而提出本论文选题的可行性。第二章着手阐释《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普遍异化现象。主人公四次出海,每次(尤其是第三和第四次)所见的人物都成为分析对象。第三章更详尽地分析了主人公格列佛的异化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作为>经济人<的格列佛的异化,其二,作为>政治人<的格列佛的觉醒。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指出异化是《格列佛游记》的重要主题之一。本篇论文通过异化这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斯威夫特对当时社会观察的深入及对人类社会所处困境的忧虑和思索,从而得出本论文的基本论点: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描写和刻画的异化的人物形象,有可能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的异化形象,而格列佛也有可能就是英国小说中最早的典型的异化人物之一。
埃利希.弗洛姆是现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伦理学家,面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科技发达所造成的人的非人化境况,他敏锐地察觉出,工业文明的进步丝毫无益于人的心灵世界的健全与完善,相反却使人们徜徉于自己编织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人性异化的网罗之中。对此、弗洛姆从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原点出发,在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基础上,揭示出现代人独特的生存窘境,并寄望于通过普降爱的圣水、进行一场人性的心理革命,把人从异化的迷梦中唤醒,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健全。本文以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为主线,对他的人学理论进行深入而系统地探讨。首先通过系统地阐发他的人性论和社会性格学说以及人的异化和逃避自由的生存境遇,夯实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其次,重点阐述爱的理论和重生存轻占有的价值取向,这内蕴着弗洛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解答以及他为人类走出二律背反的生存境遇所确立的价值向标;接着顺理成章地指出: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则是其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归宿;最后在对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学理特征的梳理中指陈其理论缺失和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对赖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梳理和分析,阐明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探讨其开创性贡献及其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的重要影响。首先,赖希思想的理论旨趣是实现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基础之上的对话和融合,并以范畴、理论、方法的对话与融合作为途径。其次,他将性的问题和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等问题相融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性本能理论基础上展开的性格结构分析理论、>性革命<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补充<,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等。第三,赖希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贡献,对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家,特别是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赖希的理论还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偏执的,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某些误读和曲解,但是赖希的某些思想理论仍然闪烁着异彩和光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宝贵的和值得借鉴的。
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体会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作家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感受,从死亡意识这一角度对其文本创作进行再理解。从三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一、死亡意识之萌生。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试图追寻作家经历的政治事件中的死亡记忆,找出张贤亮作品之所以存在死亡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结合作家对死亡的书写,表述作家又是如何将这种死亡意象展现给读者的。二、生命体验与>死亡意识<的转变。第二部分根据张贤亮作品中对死亡表现的不同,将其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逃避、中期的挣扎及后期的对死亡的深刻反思。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分析张贤亮死亡观念的转变,并力图寻找出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三、张贤亮死亡观之哲学观照。根据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哲学家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进一步从理性角度透视张贤亮作品中死亡叙述掩盖下的施虐与受虐情结,及回归洛神,返归母腹的死亡倾向。并从文学主题、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概括张贤亮的总体创作情况。